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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的故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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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1979年7月,他是作为丈夫的身份来的。他想在哈尔滨留下,住在瓦莉娅和她妈妈的家里。那个男人说:“要不,我们就回到农村去,我们要一起过日子。”瓦莉娅的妈妈坚决反对,在僵持中,她躺在门前老泪纵横:“谁要是让瓦莉娅走,就从我身上迈过去!”瓦莉娅知道该是分手的时候了。第二天,她上街花150元买了一辆白山牌自行车,买了双份餐具和衣服送给那个男人,让他今后再找一个妻子过日子。又拿出200元钱给了他。瓦莉娅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差异都太大了。我们不适合生活在一起,我们离婚吧。”  那男人不同意。为了离婚,他们3次去法院调解,女法官对男人说:“离了吧,你们差异太大了,过不到一起。”  那个男人知道僵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价值是城里人四个月的工资,他就同意离婚了。  他们在奋斗路上一家小饭店吃了一顿饭。在1979年,能够像他们那样文明地在饭店吃顿散伙饭的事,还很少见,这是瓦莉娅请的饭,她知道他也是无辜的。她说:“如果不愿意回农村,我在哈尔滨给你租一间房子,给你找个临时工做做?”  男人没吱声。他多少有些恨她,但又没有能力,也没办法阻止离婚。他很无奈地服从了。  他们叫了4个菜,默默地吃完。  瓦莉娅没有食言,给他在老飞机场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付了半年的租金,还给他找了一个打更的临时工作。用方单位觉得男人还本分,工作踏实,之后把他的户口办到了哈尔滨。他一直在哈尔滨干到1998年才回到江苏老家,每月按老保户待遇拿220元钱。  一天,我把电话挂到了江苏,找到了这位已经回到自己老家的男人。我问:“你还能想起韩明禧吗?”  “她呀,我知道啊。”  “能不能说说你们当初结婚的事情?”  “那是劳改农场的管教干事给我们介绍的。”  “你满意吗?”  “我不太同意。我当时看好了一个河南女人。但韩明禧是管教介绍的,我只好同意了。”  “你当时为什么不太同意呢?”  “个子太矮了。河南女人是高个子,身体很结实。”  选媳妇就像选牛,首先看它壮不壮实——韩明禧在他的眼里又矮又弱,实在不符合农村人的标准。  可是,他的个子也不高啊。  一位知情者说:“这男的小个子,大概1米60。其貌不扬,脸上有黑麻子,人还算朴实本分。当时大伙都说这老头不简单,娶了个省歌舞团的钢琴师。”  我在电话里问这位现在已经老迈的男人:“她和你离婚,恨她吗?”  “我当时气坏了,挺恨她的。”  “可是,当初她病的时候,你是生怕被传染上,才离开她的。”  “是啊,那时……我想算了吧……”  “那你就不应该恨她了。她还给你买了自行车……给你租了房子找了工作……”我说。  “没有,她什么都没给我。不是我离开她,是她硬要和我离的。”  “给你买自行的事,是你对熟人说的,还能记起来吗?”  “是吗?那我都忘记了……她好像没给我买什么……她喜欢臂膀挨着臂膀走路。我是农民,不习惯。”  但他没忘记赞扬当时那些曾给予帮助的哈尔滨人——那些领导和朋友们。他非常想念他们。那时瓦莉娅很累很倦。人生的路太漫长太艰难。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妈妈的身边,觉得一下子轻松了,她瘫痪一般躺着,贪婪地吮吸着妈妈的温暖和照料。十几年来,她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紧张,为周围的环境紧张,为那些混杂的人际关系紧张。她不能吃不能喝,整天昏昏沉沉酣睡。那时妈妈没有钱,家里的东西都卖了,生活很拮据。瓦莉娅不能去医院,买不起药。妈妈只能每天不断地给她冲糖水喝。  有个邻居是老中医,听说瓦莉娅得了重病,就给她送来一些药,让瓦莉娅每天吃一包。妈妈说:“瓦莉娅,这是上帝来救你了!”  瓦莉娅还记得药粉很苦,难以下咽。但那是她唯一的救命药。妈妈给她冲药,苍老的背影,满头白发,熟悉的家的味道,都让她留恋。瓦莉娅微弱地说:“妈妈,我快要死了,可我们能够在一起了,这多好啊。感谢圣母玛丽亚。妈妈,我们祈祷吧。”  妈妈哭着说:“这么多年我天天在为你祈祷,盼着你回来。1976年快过元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送来一棵大白菜,说7毛7分钱。我就想,77年会有好事的。一定是瓦莉娅的事,所以我每天都在请求上帝,让圣母玛丽亚送你回到我的身边,现在上帝真的把你送回来了,你不能死,不能离开我。”  瓦莉娅安慰着妈妈:“妈妈,我们要感谢上帝,是上帝的保佑才让我最后一次见到了妈妈。”  瓦莉娅在妈妈的身边,她的心很平静,她平静地等待上帝的召唤,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早晨瓦莉娅醒来,满屋阳光,看见阳光下走来走去的妈妈,她觉得有了精神,也不发烧呕吐。饥饿,她对妈妈说:“我想吃土豆。”  那时土豆是她们的主食。妈妈立刻给瓦莉娅煮了一锅土豆。她一点点将土豆送进嘴里……从那天起,瓦莉娅渐渐地增进了食欲。两个月后,瓦莉娅能自己起床活动了。她没有去见上帝,在妈妈的照料下,她奇迹般地康复了。她开玩笑地说:“是土豆救了我的命。”  这个时期,当地派出所作为督查机构,经常到她家“审查”瓦莉娅。病榻上的她虚弱无力,不想再面对那些冷眼,就把脸对着墙,只听有人说:“她病得真是利害!”  但当瓦莉娅能够坐起身子的时候,就吩咐妈妈去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情况。她一向是个很认真的人。为了能永远留在妈妈的身边,她必须主动汇报,自觉服从监管。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十年后重逢

  瓦莉娅能够走出家门已经是1977年的初夏。她被窗外崭新的绿色吸引,眯起眼睛,有些不习惯地在阳光下眺望。她有了微妙的变化,犯人的刻板、警觉和回避正渐渐消失,留下大难不死的世故,坦然,漫不经心。  她的内心仍然敏感、焦虑、多疑。只是她学会了掩饰。那时,她的笑容有些生硬。亲人,朋友都相继离她而去——听说王维嘉的太太在她出狱前一年离开了人世,可是王维嘉没有等瓦莉娅回来,不久便娶了一个女教师——瓦莉娅匆匆的脚步,仍然没能撵上他。  当时她大病初愈,独自去了一次秋林公司。正排着队买大列巴面包,有人回头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过头去,很快又转过头来,接着就招呼她“瓦莉娅”。瓦莉娅有些懵了,她看见了王维嘉!他向她摆手,示意她站到他前边来。  瓦莉娅差点掉下泪来。她委屈、兴奋,还是因为孤独得很久,终于有个亲人一样的朋友可以说话?  王维嘉用压得很低的俄语一连串地问:“你怎么矮了这么多?什么时候回来的?这十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你好吗?”瓦莉娅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她闻到了他身上那多年前就熟悉的气息。  王维嘉抱歉地告诉瓦莉娅,他已经重新组织了家庭。  “父亲和继母年龄大了,他们需要人照顾。”他说。  瓦莉娅点点头,一直望着前方排队的人,似乎很急。她的内心乱了。能怨谁呢?这都是命。她努力地微笑,尽量使自己的微笑变得自然柔和一点,尽量不让泪水淌在面颊上。这微笑一定让王维嘉心痛。在雷鸣电闪的日子,瓦莉娅失踪了,突然失踪。这让王维嘉痛不欲生。他不知道怎样度过没有瓦莉娅的日子。  等到十年后瓦莉娅回来,他却不能拥有她。  他随着瓦莉娅回家。见到瓦莉娅的妈妈,王维嘉跪了下来,像孩子一样哭着说:“妈妈,我对不起瓦莉娅。”  王维嘉就这样走了。瓦莉娅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瓢泼大雨的傍晚,王维嘉给她买了牙膏和牙刷,然后他们若无其事地分了手,那个傍晚成了他们缘分的尽头。不止是王维嘉。三十多年来,托里亚、米拉和伊万,她亲爱的爸爸和两个弟弟,那些使用俄罗斯语言、蘸马哈鱼籽酱、吃黄油烤面包的朋友们,都纷纷地告别了瓦莉娅。  哈尔滨的黄昏带着隐隐的失落走进了夜晚。  我问:“那后来,你有没有再成个家?”“不想了,没有要求。”瓦莉娅说,“那时有不少人来求婚。妈妈拿着拐杖冲来人喊,谁再来我就打谁!”  那一年,瓦莉娅54岁了。  中国大地开始回暖。  中国的大门刚有些松动,米拉的信函就急匆匆地赶到。米拉知道了瓦莉娅曾被投进监狱,非常关心。信里夹着一百元美金。从那时起,米拉每年给瓦莉娅寄钱和物品。米拉去世后,米拉的丈夫仍然按时给瓦莉娅寄包裹。瓦莉娅给他去了一信,告诉他不要再寄了。米拉丈夫来信说:“米拉走时告诉我,你是她唯一的妹妹,要我一定照顾好你。”  1977年,人们相传要恢复高考了;关闭了十年的高校大门;就要重新开启!在一个黄昏的日子里,邻居领着孩子来到瓦莉娅的家,请她辅导俄语。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又有一些学生来找瓦莉娅,有的来学英语,也有的是学日语的。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已经30多岁。他们对瓦莉娅十分敬重。  为辅导外语的事,瓦莉娅特意去派出所汇报,表示分文不收,她愿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她是真心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给予别人。  派出所的同志对她的表现非常赞许,并说:“瓦莉娅,你和你的母亲需要生活,可以收些费用。这是你的劳动,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是件光荣的事。”  瓦莉娅听惯了训斥和批判,这样的鼓励和肯定让她十分珍重。她开始自己编写教材。她没有教学参考资料,只能凭着记忆,回忆小时候学外语的过程,一句句、一段段琢磨,把它们写下来,然后誊在练习本上,然后一本本地抄。上课时,她学生的手里都有一本外文“教科书”。  荒芜了十几年教育,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外语充满好奇。瓦莉娅的学生认真可爱,他们给她带来快乐,带来另一个天地,也带来尊严和自信。  学生们围坐在那个椭圆形的大拉桌旁,兴致勃勃地听课,她不再是孤独的瓦莉娅了。眼前这些单纯、明净、活泼的孩子,使她变得更柔和亲切,获得了做母亲的幸福。  她的学生里有位很特殊的同学,不考大学,不想做什么,学俄语只是为了一个缘分。他叫胡天,俄文名字是阿寥沙。  胡天家住马家沟平工街一间老式俄罗斯民房。马家沟是白俄群居的街区。他没进过俄国学校,但俄语口语很好。他和俄国人交往密切。但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这块土地上不能让俄侨呆得太久,他们陆续离开了中国。后来,曾有朋友想带他一起去澳大利亚。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儿子成了“苏修特务”

  他爸爸坚决反对他和俄国人交往,怕那些俄国人把他的儿子带到很远的地方。他竟然去“爱国主义运动委员会”告发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在1975年的一个深夜,胡天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一年他27岁,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的车工。随后,他家被风卷残云地搜查了一遍。胡天收藏的俄罗斯工艺品,瞬间被一扫而光。糊涂的爸爸这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但一切都晚了,儿子成了“苏修特务”,一关就是九个月。  胡天走进瓦莉娅家是1977年冬天。他先学习俄语,后来学英语。他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对外语有一种莫明的喜欢。那时,在哈尔滨这样的人不少,有的人家在家里交流时使用俄语。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文明,不想放弃过去俄罗斯式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或者这种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其他人。生活中的人们,有时不知自己处在怎样的境地更好,极力排斥同类,或想使自己变成另类,或者尽量趋同,隐藏自己。  就在那时胡天认识了他的太太赵女士。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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