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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上了】
叶盛兰还在“富连成”科班效力的时候，慧眼识人的马连良就“盯上”他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马连良便邀请他客串《群英会·借东风》里的周瑜，并大肆宣传，厚给酬劳。这种名利双收的情况，使年轻的叶盛兰受宠若惊。他的父亲、富连成社社长叶春善也觉得自己的儿子能在“扶风社”大班演出，是多么风光体面。要知道，科班学生出科（即毕业）以后的出路，就是搭班唱戏的卖艺生涯。如今有马连良亲自来请，有“扶风社”这样有名的大班来约，待遇优厚，当然是求之不得，叶家一口答应。那年，叶盛兰刚满二十岁。也就从1933年起，到1948年，叶盛兰与马连良搭档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整整合作了十五个年头。那时的“扶风社”有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马富禄，人称“五虎上将”，在菊坛可算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也算“富连成”门徒的梅兰芳，也格外关照这个小师弟。1933年秋在上海大舞台与之合演了一场《奇双会》，使叶盛兰红遍上海滩。上海观众说：“好些年了，没见到这么好的小生呀！”
叶盛兰喜阅读。他不看闲书，而是阅读与唱戏相关的著作。在对剧本的研究上下过许多功夫。比如为唱好《监酒令》，他通读了《西汉演义》，终于唱出了主人公朱虚侯刘章的凛然正气。马连良听了他吊嗓时的刘章四句唱，非常感动。这个戏在天津公演的时候，一向重视整体形象的马连良看到舞台上供刘章夜巡用的红灯笼，是一个用红绿布糊的直径只有五寸的小圆筒儿，便觉小气，不匹配叶盛兰挺拔嘹亮、气贯长虹的表演，于是，连夜派人到北京专门订做四个大红纱质的宫灯。这宫灯，立刻烘托出舞台的气势。
【三张红叶】
1940年，叶氏三兄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联合演出，声势浩大。他们订制了全堂守旧（京剧舞台装置，也称堂幕、台幔。即舞台上作为背景使用的底幕。绸缎或丝绒制，并刺绣各种装饰性图案，起到美化舞台的作用。一些名角均在守旧的装饰上标新立异，作为戏班演出风格的一种标志），天蓝色的软缎，上面绣了三片大红色的枫叶，象征着叶氏三雄。其中，以叶盛兰的风头最健，号召力最强。年纪轻轻的，便锋芒尽露，光彩照人。叶盛兰的表演从嘴里到脚底，都可圈可点。水牌子（京剧戏班里每日公布戏码的器具）上但凡有“叶盛兰”三个字，就能保证有五成以上的上座率。他的姓名，就是票房。叶盛兰的小生戏好，偶尔演个小旦，也棒。我是没看过，据那些看过的老先生说，当年叶盛兰与小翠花合演过一出《杀子报》（1949年后被列为禁戏），他扮演官保的姐姐金定（小旦）。当他们的母亲要杀官保时，金定哭着跪下为弟弟求情。台上的叶盛兰哭得那个恸呀，真像个小姐姐模样。每演至此，都能把观众的眼泪催下来。他演的《木兰从军》也极好，又文又武，亦男亦女。现在没人会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吴祖光曾问过我：“诒和，你看过叶盛兰的《南界关》（又名《战寿春》）吗？”
我摇摇头，说：“没看过。”
“那你就太遗憾了！”
“我看过他的罗成、周瑜、吕布，也不遗憾了。”
吴祖光说：“遗憾！没看过他的《南界关》，就都遗憾。”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叶盛兰在这个戏里扮演守将刘仁瞻之妻徐氏，是反串青衣。最后一场是守城之战，又是十足的刀马旦——讲到这里，吴祖光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一场的激烈程度，是我看武旦戏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演过这出戏。总之，叶盛兰即使反串，也是一流！”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觉得自己太遗憾了，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育化社”】
京剧历史上老生挑班挂头牌（京剧戏班演员的一种。俗称挂头牌的、挑大梁的、台柱子，即有艺术造诣，有影响力、号召力的领衔演员。在广告、海报及演出牌子上其姓名及所演剧目均置于最显要处。演出时一般都演大轴戏），是名正言顺；后来顺应潮流，由青衣组班挑大梁。而抗战胜利后（约在1948年左右），叶盛兰在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次以小生行当，挂头牌组班演出了。这是他的雄心壮志，也是他的实力所致。他的班社叫“育化社”，意思是戏剧以教育感化为务。
自己当班主，什么都得担待着。好在他事无巨细，都责无旁贷，艺术上又有容人之量。日常生活里，他脾气大，但绝不平白无故地乱发脾气。
一次，他与程（砚秋）派弟子王吟秋合作演出《吕布与貂蝉》。演出头一天，票已售出过半。他突然接到王吟秋的电话，说：“貂蝉要唱八句＇慢板＇（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
叶盛兰想也没想，便说：“自然的。”
过一会儿，来了第二个电话，说：“后面唱＇二六＇（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时，我要舞绸子的。”
叶盛兰同意了，说：“好。”
晚上，又来第三个电话，说：“我不唱后面《白门楼》，那里的貂蝉是二旦（即次于主要角色的二路旦角）的活儿。”叶盛兰也点了头，只好再找个二牌旦角，为此，还要再多开一份儿包银（京剧戏班每场付给演员的酬劳）。
为了艺术，他用的下手活儿都是上乘的，故而开支相当大。票房收入虽然不少，但自己所得并不太多。到了1948年，京剧界的好角儿已如繁星万点，有明也有灭。就在这样境况下，叶盛兰非常红火。可以说，他和他的育化社每唱一场，都费尽心思。
【名伶常态】
日常生活中，叶盛兰也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只是他眼睛近视。别看他的台上眼神好，那是表演，在做戏。在台下，因为高度近视，熟人、同事从身边过，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无形中得罪了人。后经朋友劝导，他才配了眼镜。这样，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一次，齐崧先生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吃午茶，巧遇叶盛兰。飞达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4点左右，宾客常满，仕女如云，后至者须站班等候。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叶盛兰答：“我没有一定的落脚的地方，有约最好是到‘黄金’后台见面。”
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色，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望望那边的女士，齐又问：“那两位小姐是新交还是旧友？”
叶笑着说：“我们刚认识不久。”
“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可有此话？”
叶盛兰红了脸，笑答：“七爷（即齐崧），怎么您也会开玩笑了。每天我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儿还有空儿交女朋友呀！”
齐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少认识几个，就有工夫吃饭睡觉了。”
叶盛兰听毕，大笑。
二人握手告别时，叶盛兰说：“请您多捧场。”
齐崧看他面如冠玉，唇如涂朱，一袭笔挺西服，完全是个翩翩佳公子。有那么多的漂亮的富家女性对他趋之若鹜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总之，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在这方面，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而他们这一代，则以一半正经、一半玩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烟馆，他们还穿洋服，喝咖啡，近女色，去舞厅，骑大马，牵洋狗，抽雪茄。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和市民文化的洋场特征也叫随势而变吧！因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化时期。他们非但不讳言物质欲望，且极能适应现代物质文化之潮流。上海小报说“叶盛兰是台上台下，都有名角风度”。其实不单是他，很多的公子、阔少、文人、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而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记得2005年画家陈逸飞猝死，网上及传媒刊出一些指责其“追逐金钱、更换女友、贪图享受”的文章和帖子。接着，我很快读到陈丹青撰写的追忆这位昔日之友的长文。陈丹青态度温和，行文平缓，一改以往骁野凌厉、头角峥嵘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人性与自由的深刻理解和向往。他说（大意）：对陈逸飞的侧目与非难，一方面是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则事属当然。因为那些所谓的指责对一个功名既就的艺术家而言，实在是司空见惯。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这段话针对的是21世纪的名流，我想，它同样也适用于20世纪的名伶。但他们无论怎么个风流玩法，即使一掷千金，也不是公款消费。
叶盛兰二十二岁时，名成业就，经父母主张结婚，夫人刘氏，家中经营钟表。夫妻情笃，生三女二男。人谓“盛兰少年得志，妻财子禄四者皆备”。命运向他露出笑脸，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所以，他曾对朋友说：“我以为今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坎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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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分·义气】
梨园行重的是情分，讲的是义气。这情义二字，基本上是属于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但同时它又是支撑戏班得以运转的江湖规则。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也更让人信得过。叶盛兰很懂得情分，很讲义气。20世纪40年代叶氏三兄弟（盛章、盛兰、盛长）到上海，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按老板的“惯例”，规定：戏班每月要演三期，每期十二天，演够三十六场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包银。这等于是在演足三十个晚场后，另加六场义务戏。事情已经很不合理了，戏院老板还得寸进尺，处心积虑地克扣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员、乐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戏院供应的饭费也从三元降为二元。
叶盛兰火了，他对三哥盛章说：“这样可不成！人家（指戏班同行）跟咱们哥儿俩出来，指望着省吃俭用攒出几个钱儿来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回去。他们这样一来，大伙儿还能剩什么钱？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即理论理论之意，北京土话），不能让大家吃亏。”说罢，他就拉着三哥叶盛章找到经理，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三元。
经理不答应，叶盛兰急了，冲着他说：“经理，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他们都拉家带口的，出门在外，就更为不易。您不能光顾赚钱，不管我们！如果您不涨饭钱，那就对不起了，从今儿起，回戏（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剧场临时停止演出，谓之回戏）！”
见叶盛兰真气了，经理便软下来，说：“四爷，您别发火，咱慢慢商量。”
叶盛兰说：“好，能商量就成。还是那句话，每人每天三块钱饭钱，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赔钱吗？那好说，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管保您赔不了。”
有了这句话，经理乐了，说：“好，好，就按四爷说的办。”
义气，这叫够义气。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兰芳）老板。
据我所知，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人如浮尘，游弋世间。因有了情义，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性。
【一声巨响】
1948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是“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流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1948年12月13日，这天下午，李少春、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十一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接着，电灯就灭了。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不一会儿，灯又亮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接着打。到了凌晨一点多，再听到爆炸般的巨响，电灯再度熄灭。艺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心思再打了。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区），彼此相距不远，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春、赵荣琛住得远点。从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