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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得远点。从前的北京，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关城门。他俩一路行来，发现和平门关了，前门关了，崇文门关了……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
1949年以后，叶盛兰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今后生存方式的选择。戏是要唱的，但各自单挑独唱的情形，已很难维持。经过一番的东飘西荡和左思右想，再经过五弟叶盛长的现身说法，他选择了“国营”。1951年，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而那时，他领衔的戏班育化社并未解散。足见，他多少是在“脚踏两只船”。从收入上看，他在国家剧团的月工资一千三百斤小米，仅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罢了。官方自接管政权，即对京剧名角儿有个政治与业务排队和考量。在业务方面，叶盛兰被排在一等，属于文艺一级。要论政治方面，他的排位就靠后了。在考虑吸收叶盛兰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时候，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负责人薛恩厚说：“我们跟组织商量、请示，决定把他吸收进来。那时组织上对他有个估计——这个人很不老实，我们也听说过‘叶四爷’的脾气，到了剧院去一定名堂很多。于是，我和魏晨旭同志对他‘约法三章’。然后，把叶盛兰请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二楼（在南夹道63号），我们跟他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三章。第一章是遵守我们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一切服从组织；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学习，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努力改造自己；第三章是改革京剧。对这三章，叶盛兰连连点头称是。”
【七年间】
政权的更迭，艺人可是见多了。他们地位卑贱，但都心存傲气。反正谁上台，你们都得听戏——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
1949年后，戏班从艺术建制到上演剧目，统统由党组织和文化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起来。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田汉任局长。叶氏家族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都拥护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艺人地位真的提高了，并坚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叶盛兰对未来也有着希冀和憧憬，但与此同时，他对改革传统戏曲的做法和管理剧团的方式，也有了疑问和不满。出于家族背景和个人秉性，他不像某些翻身感极强的艺人，那么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富连成”出科的艺人王连平在1957年的夏天，曾这样描述：“我见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各色演员，架子都放下来了。唯有叶氏兄弟（即指叶盛兰和叶盛长），尤其是叶盛兰的架子没放下来。我们经历了多少运动，老艺人也好，老演员也好，没有不靠拢组织的。单单叶盛兰不靠拢。”
那么，从1949年到1957年，叶盛兰干了些啥？演戏。这七年间的演戏和从前唱戏一样，可也不一样。我说“一样”，是指他依旧在北京的吉祥、长安等剧场演出。他唱戏，观众掏钱。我说“不一样”是指他的演出，从此成为了革命工作和政治任务。比如，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演出，头顶美国飞机的轰炸扫射，来往于枪林弹雨之中。又如，将一出戏改成一个节目，到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去表演。这在1949年前是没有的事儿。他还作为国家剧院的名演员出席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这在1949年前也是没有的事儿。
【最痛快的一天】
叶盛兰命运的大转折，发生在1957年夏季。
5月下旬，父母派人与叶氏兄弟联络，动员他们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27日，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叶盛长表示自己很愿意参加，并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章伯钧能直接和四哥叶盛兰见面。二是能否在中国京剧院建立民主党派的支部。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出身，当日下午便让李健生赶来和叶氏兄弟见面。
6月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不顾牙痛的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
在座谈会上，叶盛兰第一个发言。他说，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马少波等党政干部独揽大权，不懂装懂。京剧院的矛盾重重，工作一团糟。造成这样的情况，党的领导机构要负责。他的发言，更多地集中在戏曲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他说：中国京剧院的剧目是照着延安的《三打祝家庄》的路子搞，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有一个剧种演《白毛女》就行了，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白毛女》。
宴罢，叶盛兰等人决定去叶盛长家小憩。初夏的夜晚，老树婆娑，柳丝低垂，峨峨宫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之中。心情颇好的叶盛兰感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
三天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与章伯钧谈了一次话、吃了一顿饭的叶盛兰，连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申请表还没来得及填写，即成为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吴祖光的右派分子，成为章伯钧伸向中国京剧界的“罪恶黑手”。
祸之来临，疾如迅雷。
【叫他感觉这次运动有滋味才行】
批判叶盛兰的大会，每次都是组织规模盛大，有四五百人参加。从梅兰芳、欧阳予倩往下数，京剧名伶几乎无一缺席。中央文化部数位部级领导亲临会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代表文化部的大会讲话，给叶盛兰定为“是戏曲界从闹个人名利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京剧界里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和封建把头的余孽……也是比较全面的反面教员”。这个定性，令所有人暗自心惊。因为戴在叶盛兰头上的，就不单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他的罪恶，也不单是与大右派章伯钧的联系。众人皆知的“富连成”科班历史、令人羡慕的班主身份、金光灿烂的名角生涯、庞大亲密的家族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规，都被制作成为政治反动、思想反动、历史反动、社会关系反动的四根大棒，骤然打压到他的身上。
我算了算，1957年的叶盛兰是四十三岁。风华正茂，比年轻有为的储先生还年轻啊，像珍稀之花，正红也正好。珍稀之花从盛开到凋零，刮一阵狂风或下一场暴雨便足够了。他是个艺人，艺人向来靠直觉、靠感性、靠经验观察事物并取得认识。仅从这个角度看叶盛兰“反党”言行，他的见地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叶盛兰自觉而顽强地维护中国传统艺术，并认为当时制定的“戏改”政策和举措太不合情理。他说：“京剧来源于民间，它上过野台子，也进过宫廷，但不是什么戏都进宫廷。它生长和延续的土壤依旧是民间。这么些演员，能给统治者唱的又有几个人呢？观众还是人民呀！改革不能是推翻了重来，而是该改的才改，优良的何苦得动它呢？”在他眼里，极富才情的田汉也是个外行，新文艺工作者不能拿过旧剧本改改，就成了他们的革命成果。在舞台上，剧本是文学，表演也是文学。故而，以表演为核心的“梅兰芳模式”才是戏曲改革的正确道路，而以戏曲文学为核心的田汉模式是不能接受的。在他的眼里，中国戏曲学校几年教下来的学生才会几十出戏，这就是不如“富连成”科班。“富连成”学员起码能演二百出戏，像袁世海这样的尖子学员会四百出戏。可是要像今天的戏校这样传授下来，剧目越演越少的话，国宝（指京剧）必将不保。在他眼里，演员的唯一使命就是演好戏，成个角儿。在他眼里，剧团体制应和舞台体制一致，是以角儿为中心，演什么戏，戏怎么演，谁站当中，谁站边儿，这些事情得听角儿的，由角儿铺排的，不能听党员或党支部的。在他眼里，剧团不是行政单位，是营业的企业，不能像中国京剧院一百多演员供养二百多干部。剧团的唯一宗旨就是能让演员唱戏，唱的戏还得叫座。无论演员还是剧团都得挣钱，挣大钱，不能老是政治学习，老讲组织纪律。在他眼里，演出到了钟点，就得开锣，不能因为有个首长光临或什么政治任务而推迟。正是因为叶盛兰这样看问题，所以他说自己在1957年的言论不是为个人，是“为戏曲界的解放”。所以他在鸣放期间，要“闹”，要“搅”。一句话，叶盛兰要理直气壮地在“组织”和“集体”中寻找和恢复自己的位置，寻找和恢复戏班原来的性质和功能，把抹杀个人的无名历史恢复为个体生命的创造。
我又在想：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叶盛兰可以比较清醒地看出戏曲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他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吗？不是。在叶盛兰这样的艺人心目中，美与丑，优与劣，精与粗，是艺坛上的唯一分水岭和试金石，也是判断艺术实践得失成败的唯一准则。在这个准则面前，自己仿佛站立于云端，以超党派姿态俯察艺术人间。而他那不合流俗、不见风使舵、不落窠臼的个性，也铸就了生命中的悲剧底色。
批判会持续进行。舞台是供艺人表演的，现在成了对艺人的审判台。一切都明白无误，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自己已然不能左右，而是受到你所属社会的粗暴而蛮横的威胁，并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陷阱之中。一旦你所依仗、依靠的背景消失了，衰亡了，那么，你的生命就会面临尽忠坚守还是妥协求生的考验。俗话说：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已不飘荡江湖的叶盛兰，脖子上却挨了几乎断送性命的一刀。
【叫富连成的人批富连成·让熟人批熟人】
对付叶盛兰的办法就是叫“富连成”科班的成员和叶氏家族的亲友反水背叛。
第一个表态，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自然是梅兰芳。他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也就是叶盛兰所说——一个“有职无权”人。梅兰芳简短的发言为“有职无权”做了批驳性的解释。尽管是批判会，梅兰芳发言依旧语调温和，一口一个“盛兰、盛兰”地称呼，依旧长者气质，坚守大家风范。他特别表明自己并非“有职无权”，说“凡属我院重大问题，都经过我的参与和同意。国家同时为了保持我的舞台艺术青春，为了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为了给我较充分的时间来整理我的艺术经验，才使我不过多地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盛兰这样乱讲，引起许多误会，是完全不应该的”。人的本性和本色，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现出来，虽说这种显现有时是很隐晦的。当场，梅兰芳便难以掩饰自己批判叶氏家族的无奈，说：“对于盛兰、盛长，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划清界限，给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对于他们二人，还是要挽救……我恳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回头。我因为有西北演出的任务，明天就要出发了。我愿意在千里之外听到你们‘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好消息。”
第二个必须站出来表态的是萧长华。他既属于“富连成”，也属于叶氏家族亲友，还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他本不想参加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但人家告诉他：“局长派自己的车来接您，可在外面等着呢！”能不去吗？他去了。去了还不行，他还必须讲话。他说，叶盛兰、叶盛长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挂帅，一个急先锋，要篡夺京剧院的领导，把共产党赶走，恢复旧戏班……提到“富连成”和叶春善，他声音哽咽，不觉泪下，责怪叶氏弟兄不忠不孝，埋怨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死呢！他一再规劝道：“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要知过就改。走错了道儿，及早回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快上救生船吧！你们已然一身泥了，里外好好洗洗吧。好好交代过关，也好叫我那死去的叶二哥（指叶春善）在九泉之下瞑目长眠。”萧长华的发言充满对英才败落的痛惜，这痛之声、惜之情，感动了许多人。
一个既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又与叶家有亲戚关系的名艺人，批判叶盛兰的会连续开了两天，头天没出席，故一上来先声明昨天的批判会未能参加是因病缺席。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自己与叶家的关系，他说：“在旧社会我就和叶家兄弟划清了界限，脱离了家庭关系。因为他们虐待我的妹妹。我妹妹重着身子（指怀孕）。但那是小事，今天的事大，是政治问题，我要和叶盛兰、叶盛长等人划一道新的界限。”讲到自己与“富连成”关系，他明确地说：“我的艺术不是从‘富连成’学的，我是在家跟我父亲学，后来又拜了余叔岩，我才有今天。”此外，他还揭发了一个事实：“鸣放”期间，叶盛兰曾说“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话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