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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成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让，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8〕
熊、冯二人“动手的故事”，是一路传来的。冯健男先生是听汤先生说的，汤先生是听季先生说的，周作人是听“余君”说的。“余君”虽云亲见，但正如季先生一样，毕竟是孤证，真实与否，甚可疑。既然是“传说”，在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走样的现象。周文本是说熊、冯二人“扭打”，汤文则变成了“卡脖子”。另有人添盐加醋，说二人是在桌子底下扭成一团。还有人称，打架的时候，熊翁正坐在“马桶”上。苟如此，废名则未免不讲道义，有乘人之危之嫌。“扭打”之事或许仅此一次，后世好事者则妄称熊、冯二人“三天两头”打架，意见偶有不合，便拳头相见，大打出手。
关于佛学论著《阿赖耶识论》
1922年，熊十力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唯识学。他曾屡劝还是英文系学生的废名学佛，但不久，熊十力自己却背弃师说，由唯识而反唯识，由佛归儒，自创新论。一日，他俩同游北海，废名问熊翁：“为什么反唯识呢？他的错处在哪里呢？”熊翁答曰：“他讲什么种子。”〔9〕当时，废名因为没有学佛，所以“种子”于他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熊翁的答话则如同一粒种子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里。1930年以后，废名系统地阅读了《涅槃经》、《智度论》、《中论》等佛书，始信有佛，并对熊十力的学说多有不满之意。
废名在黄梅乡间观农人播种、收获等农事，乃悟得种子义。1941年元旦，他写了一篇《说种子》，抄了三份，一份寄北平的周作人，一份寄重庆的熊十力，一份寄施南办农场的朋友（一曰程鹤西）。三方面都有回信，但都令废名失望。在废名看来，熊十力因为反对唯识种子义而著《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年10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他不懂佛教，于佛教无心得。“‘说种子’一文等于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心得，给熊翁一个反省，佛教的种子义正是佛教之为佛教”〔10〕。1942年春，熊十力从重庆寄来《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1942年正月以北碚勉仁书院哲学组名义出版），废名读罢，大不以熊翁为然，于是动了著书之念，并将其书名题曰《阿赖耶识论》。
废名著《阿赖耶识论》，据他讲，一是从儒家挑拨起来的，讲阿赖耶识，可以教儒者以穷理，“使他们未圆满的地方可以圆满”。这是一个远因。还有一个近因，或者说直接原因，就是由熊十力挑拨起来的：
黄冈熊十力先生著有《新唯识论》，远迢迢的寄一份我。我将它看完之后，大吃一惊，熊先生何以著此无用之书？我看了《新唯识论》诚不能不讲阿赖耶识。熊先生不懂阿赖耶识而著《新唯识论》，故我要讲阿赖耶识。所以我的论题又微有讥讽于《新唯识论》之不伦不类。熊先生著作已经流传人间，是大错已成，我们之间已经是有公而无私。〔11〕
《阿赖耶识论》动笔于1942年冬，1945年秋脱稿。1947年，中国哲学会曾有意付梓，稿费已给了废名，但事不果行。对于《阿赖耶识论》这部著作，废名十分满意，也非常自信。1946年，废名欲回北大任教，俞平伯向胡适写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特别提到《阿赖耶识论》，称这是废名“生平最得意”之作〔12〕。1947年，废名对僧人一盲说过：“我的话如果说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一盲曾将废名过访的情形以《佛教漫谭（四）》为题发表在《世间解》月刊第４期上，文中有“或许另有意见向他提出”之语。废名对此表示抗议：“我将《阿赖耶识论》手抄本请他看，只是让他先睹为快，并没有想他另有意见向我提出的意思。这并不是我不谦虚，乃是我本不应该客气的。”〔13〕1949年，卞之琳从国外归来，废名把《阿赖耶识论》给他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14〕。
有人未曾得见《阿赖耶识论》而妄断这部佛学论著“未传”或“已亡佚”。事实上，《阿赖耶识论》并未遗失。劫后犹存之手抄本，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居然有两个：一个存于冯思纯先生处，该稿本之序及正文第三章、第九章的一部分系废名的手迹，其余则是冯健男先生抄写的；另一个手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内容与前一稿本完全相同，是废名和他在黄梅的学生潘镇芳合抄的。
关于废名之死
2000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述及废名的：
1987年秋，有一老和尚去北京海淀的万国公墓，向李大钊墓敬献花圈，并低声吟哦《感怀》绝句一首：“临阵逃脱解甲兵，只留清白不留名；砍头烧戒一样痛，有脸敢来见先生。”这位老和尚就是废名，五四进步的热血青年，活跃的新派作家，曾师从李大钊、钱玄同，后趋向消沉，几度出家为僧。晚年去拜谒李大钊墓，明显带有自责忏悔之意。〔15〕
有资料显示，废名与钱玄同确曾有过交往，但他并未师从钱玄同，更未“师从李大钊”，倒是师从过周作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下令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所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废名愤而休学，“卜居”西山。废名信仰佛教，喜欢“静坐”，还一度剃成和尚头。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讲师的他按规定不能随校内迁，因交不起房租，曾寄居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废名始终不曾“出家为僧”，又谈何“几度”！关键的问题是：废名1967年就已殂谢，怎会于“1987年秋”“拜谒李大钊墓”、“敬献花圈”、吟哦绝句、“自责忏悔”呢？由此亦可知，废名之“名”废得也实在太久矣！
关于废名的死因，乐黛云先生在《难忘废名先生》中是这样说的：
……后来，到尘埃落定之时，才听说废名先生在长春一直很不快乐，没有朋友，被人遗忘。还曾听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查不出任何问题，遂扔下不管；病弱的老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无法送饭，废名先生是活活饿死的！我听了不胜嘘唏，倒也不以为奇，在那种时候，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后来又听说此说不真，废名先生是有病，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条件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16〕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身患重病的废名多多少少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虽然未被拉出去“批斗”，但家门上还是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标语；革命小将为了买纸笔写大字报，常向他要钱；住房也被人强行占用了几间。但是，说废名是被革命小将“关在一间屋子里”，“无人送饭”，“活活饿死的”，此说的确“不真”。废名的的确确是因病而死的。1963年，废名在吉林省政协开会，突然小便带血，后被确诊为膀胱癌。1965年，又检查出胃癌。1966年5月病复发，到北京反帝医院（协和医院）做第三次手术，但癌细胞已扩散，女儿冯止慈只得将其送回长春。1967年8月底，冯思纯先生接到母亲“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遂乘飞机由北京赶回家。“到家后，见父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腹部已化脓、溃烂”〔17〕。一周后，废名就离开了人世。
注释：
〔1〕张际会：《莫非熊冯二先生又打了一架？》，《万象》2002年第11期。
〔2〕汤一介：《一点说明》，《万象》2003年第1期。
〔3〕汤一介：《从沙滩到未名湖》，《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13日。
〔4〕〔7〕冯健男：《废名在战后的北大》，《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5〕药堂（周作人）：《怀废名》，见《谈新诗》，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6〕〔17〕冯思纯：《为人父，止于慈——纪念父亲废名诞辰100周年》，《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8〕张中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11〕废名：《阿赖耶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文学杂志》1948年11月第3卷第6期。
〔12〕《俞平伯致胡适（1946年7月31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废名：《〈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世间解》1947年第5期。
〔14〕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15〕李思孝：《师生情和文人趣——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
〔16〕乐黛云：《难忘废名先生》，《万象》2003年第1期。
汪静之五四情诗
？ 裴毅然
1922年8月，二十岁的汪静之以一本薄薄的诗集《蕙的风》飙入文坛，短期内加印四次，销量两万余（仅次于《尝试集》、《女神》），令他人惊羡。确实，在五四新文学那么多风云人物中，还真就数汪静之成名年龄最轻、成名经历最易，来得最不可思议。
不熟悉那一段文学史的年轻人，认为《蕙的风》风格老式，直白发露，无藏无掖，何美之有？几乎所有现代文学教师都曾面临学生这样的诘问：“老师，这样的作品到底有啥好？好在啥地方？”就像胡适的《终身人事》，如今一个喜爱文学的高中生都能写的作品，何以就能进入文学史呢？湖畔诗社研究专家贺圣谟先生在他的《论湖畔诗社》后记中，就记录了这样的学生提问。当然，如不完整地了解那一段文学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第一”的魅力，就不可能理解汪诗“创新”的价值。今天几乎人人会写的新诗，在当时却是创新；今天无奇无鲜的自由恋爱，在当时却是风险甚大的“冲破封建礼教”，甚至被斥为“轻薄堕落”、“兽性冲动”的行为。言前人所未言或不敢言，又采用了朝气新颖的白话形式，心想手写，又带着古典诗歌的功底，如此这般，从思想价值内涵到艺术表现形式，汪静之的情诗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内核，才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车站，成为今天仍然值得回眸凝视的一个坐标。
五四时期不仅政治思想“王纲解纽”，文化领域亦处于新旧交替的急遽转型期。谁能够顺迎时代需求，用新诗大胆唱出活泼自由的爱情，谁就成为最耀眼的“第一”。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所以让汪静之“幸运地”逮去，这位年轻的中师生之所以能写出敞胸放胆的《蕙的风》，确是机缘巧合：自幼放纵宽容的家庭教育、同乡胡适的鼓励支持、恰逢其时的恋爱经历，更重要的还是自身的长期准备。评家有曰：汪静之的成名得益于生理与心理恰逢其时的双重成熟，并且拥有一连串眼花缭乱却适逢其时的恋爱。《蕙的风》便是其中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杭女师三号美女）已经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
汪静之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上了八年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一直读到“四书”、“五经”，非常熟悉古典诗歌与韵律。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偏爱诗歌，与“小姑姑”曹珮声多年磨习诗歌，常常通宵达旦，十二岁即开始学习写诗，可谓诗心聪慧，久钟缪斯。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汪静之已具备了相当的写作能力，诗文俱佳，故而在数学、常识、英语皆交白卷的情况，凭一篇上佳作文得语文老师力争，浙江一师才勉强破格录取。
在浙江一师的开放风气下，他接触到五四新潮，又正好情窦初开，数度深陷恋爱之中，这才写出活蹦乱跳激情四溅的情诗。从客观方面，汪静之大胆直剖的情诗既符合当时自由开放的时代思潮，又顺应了由文言律、绝转入白话新诗审美风格的转变。所以，既可以说是时代青睐了汪静之，也可以说，汪静之符合了时代的需求。
汪静之在进入一师前，十五岁上就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