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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在进入一师前，十五岁上就已经在家里对“小姑姑”曹珮声产生初恋，并因曹珮声上了杭州省立女子师范，追随至杭，报考浙江一师。说来不信，身量甚矮的汪静之，凭着情诗之力，居然极有桃花运。曹珮声此时已遵父母之命与他人成婚，怀着歉意，竭行弥补，将杭州女师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绍给静之，从高到低，每周一位。这曹珮声也甚了得，乃胡适三嫂之妹，后为胡适情人。1923年暑假，曹珮声与胡适在杭州南高峰烟霞洞同居三月，怀下身孕，胡适答应与发妻离婚。不料，胡妻江冬秀以死相拼，并威胁要带上两个孩子一并了断，胡适方寸大乱，只得回断曹珮声。曹万念俱灰，上峨嵋削发为尼，留美的二哥赶上峨嵋，劝其下山赴美求学，归国后执鞭教坛，终身未再嫁。到“文革”时因与胡适的这段恋情，大吃苦头，悄然返乡。
五四一代不仅敢爱而且敢写，不仅敢写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敢于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唯恐别人不知。我们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则连想都不敢想。青年时代的我们不崇敬爱情，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爱情只是一个贬义词——“乱搞男女关系”。用不着别人来制止，自己在内心就已经将爱情与肮脏的性划了等号，早早在灵魂深处枪毙了这“低级趣味”。不等别人来呵斥，就已经不会为爱情而歌唱了。政治高压之下，我们这一代谁还能为爱情而激动呢？我们这一代谁还会真正为个人的情感放声歌唱呢﹖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一句“个人主义”的贬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诚然，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也不怎么自由，严密看管女儿以免败坏家风，也是家长之大防，杭州女师对学生恋爱亦明令禁止，训育主任甚至可以“公”拆女生信件。但较之我们这一代的政治高压，他们那时也就不算什么了。女师训育主任见全校“第一优生”一天之内收到十三封信，且笔迹相同，便拆开查看，原来“第一优生”已经与人有了关系！照例必须开除，但因是“第一优生”，网开一面，留校改过。
汪静之一生童真，率性而为。八十多岁还会跨骑凭栏，两腿垂然摇晃，浑然一个老顽童，更为难得的是汪静之一生爱诗写诗。上了九十岁，他住在医院里，爱心依然不减，痴恋如花，一再表示要将情诗进行到底，“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6年6月，将写于六十年前的诗体恋爱史编成一本《六美缘》（与六位女性），公开发表。终身童真、终身写诗，而且还是情诗，实在太难了，实在是一场漫长的心灵煎熬，得忍受多少清贫困苦与世俗讥刺，尤其在二十世纪大悲大难的中国。我本人不到三十岁就顶不住了，早早就向诗歌告别，因为，我无法保持诗人所需要的纯洁与童真，无法面对苦难保持乐观。回眸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史，汪静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纯洁的童真诗人。汪静之的情诗，就是放到今天，仍然有大胆自由的一面，仍然能唤起读者内心来自各个侧面的深深感叹。将个人的恋爱史嵌入文学史——《蕙的风》、《六美缘》、《漪漪讯——汪静之情书》，汪静之算是将自己的爱情彻底贡献给文学。
相形之下，我们这一代没有情诗，缺少情诗湿润的濡染，我们这一代也就缺失了爱，缺失了宽厚的恕道，只剩下冰冷坚硬的恨。思维方式上，我们这一代就很容易滑入对立式思维，价值观念很容易倒向偏激的一元化，言行举止很容易沦为破坏发泄。因此，我们这一代才最终成为思想褊狭“痛下杀手”的红卫兵，才成为“杀杀杀”的革命小将，整个社会才会爆发无谓而惨烈的武斗。最终，我们这一代必然沦为无知愚蠢的一代。
失去童真、失去情诗，事实上也就等于失去宽容与亲和，整个社会来自良性一翼的柔和的润滑力大幅降低，人们容易形成互仇心理，最后演化为仇视思维，似乎生活中到处是不可忍受的缺陷，没有什么值得珍视与保留的美好之处，必须坚持残酷斗争，必须保持对现实的仇视，必须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只有未来才值得珍视与向往。而且，这种残酷的仇恨心态还是最最宝贵的“革命坚定性”。
因此，从社会总体效应角度，情诗的作用不容小觑。爱情能够使人温和，爱情能够使人宽容，爱情容易使人看到自身的缺点，爱情容易使人保持纯洁童真。当然，爱情还能够提高生命的质量，能够使人长寿……汪静之在他最后一本诗集《六美缘》的自序中说：“爱情诗最能培养夫妻爱情，爱情诗最能增进夫妻幸福，因而最能安定家庭，进而也最能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孔圣人把‘国风’爱情诗编在最重要的经典‘五经’之首中之首。圣人最重视诗教，诗教首先教的是爱情诗。爱情诗是经国之大业。”纯洁的情诗确实可从整体上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弱器，起着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远端效应。这一点，在过去却为我们长期忽视或无视。无论如何，播撒温湿的爱总比种植阴冷的恨更有利于社会融洽吧？
1990年初，汪搬入杭州曙光新村一楼公寓，某日傍晚，楼上倒下一盆水，将老人全身浇湿，汪冲着楼上喊了一嗓子：“什么人倒水？真缺德！”晚饭后，沉默许久的老人要秘书上楼逐户打听谁家泼的水，不为问罪而为道歉！老人认为楼上那户人家因天黑没看清天井有人，不是有意为之的错误，不应怪罪，所以他要为自己骂了人家而道歉。秘书认为于理不合，未去打听。翌日清晨，老人将写在宣纸上的道歉信贴在楼梯口。
当然，汪诗还可从反面提供一些借鉴，如无边无际过于宽泛的“博爱主义”。他在诗歌中居然要求岳庙里的岳飞怜释跪囚的秦桧、请求“我们都是伴侣”的蚊子松嘴和解，这些说明汪静之思想确实存在过于幼稚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十分杂芜，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尚未在他们头脑中得到确立。此外，汪诗终究只是新诗初期的一个车站，过于直白发露的表现手法只能说明新诗发萌期的幼稚脆弱，对韵律的漠视也破坏了诗歌的基本规律，提醒我们必须尊重诗歌的音乐性。
综上所述，汪静之的五四情诗，不仅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解放与艺术革新的重要一环，成为五四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校准现实唤起思考的当下作用。从这些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远了的汪静之，仍然还在静静地放射出光芒，放射出能够照亮今天的光芒。
1920至1930年代，汪静之辗转于鄂皖鲁冀沪宁杭等地执教，二十岁就当上了教授。不过，诗人汪静之的文章似乎不行，所授的国文课颇引非议。浙江一师同窗、时任暨南初中部主任的曹聚仁说：“他教国文，实在糟得太不成话。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就在四十分钟教完了。无可奈何，他就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我就当面对他说：‘假如我是校长的话，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你这样的教法，真是误人子弟！”〔1〕抗战期间，汪静之先赴粤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随校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独山。1942年，因经济困难，两月无肉，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因只能吃素），做酿酒生意。1945年，与人合伙开小饭馆，亲自跑堂。抗战胜利后，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汪静之投靠冯雪峰，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4年因与顶头上司聂绀弩不合，改为特约编辑，停发工资。1965年转入中国作协为专业作家，每月领取创作津贴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单位管束而相对自由。
汪静之反右时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实乃“反党言论”仅为两次之故。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郭小川告诉他“划右标准”——解放前后若各有一次反党言论，便划右；如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也划右。鸣放期间，汪静之在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两次会议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每月仅一百二十元创作津贴，不满意；文化部召集的一次会，由于汪静之不愿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故只有两次“放毒”，未能达标。汪静之晚年庆幸：“如果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复旦，我一定会有三次发牢骚的机会。”〔2〕
“文革”前夕被打发回杭，直到1979年，浙江作协才知道汪静之隐居杭州。“文革”中，汪静之奇迹般的成为未受任何冲击批斗的五四老人。“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3〕。1975年办理退休手续，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无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据，衣服破旧不堪，购食必定寻求最低价，晚上只用一支八瓦的日光灯，凡有空白的包装纸（包括牙膏盒、药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十年未订报纸。但一直很用功，立有“四不”公开声明：不向外透露住址、不接受会议邀请、不签名题字、不接待来信来访。宅门贴有一条：“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
直至197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四届文代会，“解放后其他所有文代会都没有要我去，很明显是因为我是雪峰的朋友”〔4〕，汪静之晚年认为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适之（得到最初的鼓励）、鲁迅（得到扶持与保护）、叶圣陶（告知可出版诗集）。
1993年，汪静之九十一岁，一生思想纯简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现在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认为胡适之太反动，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5〕
注释：
〔1〕曹聚仁：《诗人汪静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4〕〔5〕《汪静之自述生平》，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07、305页。
〔3〕纪鹏：《世纪诗翁汪静之和湖畔诗史的最后一页》，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孙犁的“自辨”
？ 杨建民
1963年六七月间，孙犁收到在晋察冀工作时两位战友的孩子（高中学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里，称道了孙犁的作品，但非泛泛，而是在认真阅读基础上的赞赏。信的后半，还对孙犁的一些作品提出了一些具体、切实可行的意见，这使孙犁有些意外。
这个高中生在信里还告诉说：他们课本中选的孙犁短篇小说《荷花淀》，与书中刊出的有很多不同，并且将这些不同列举出来，这引起了孙犁的特别注意。
课本与原书的不同，主要是在课本里，这其中，主要是删节。从比较看，《荷花淀》中几位妇女去看自己丈夫途中，遇到日本人船的追击，她们摇着小船往荷花淀里去时，作者记述了妇女的内心想法：“假如敌人追上来，就跳到水里去死吧！”这一句话，在课文里被删去了。
另一处，妇女们在划船时，有人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因为还很嫩小，便又丢进了水里。“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这句话，也被删去。
《荷花淀》开首第二段，作者叙写这里的芦苇，多被妇女们编了席子，这时补了一句：“编成了多少席？”这增添了小说韵味的句子，也被删除。
妇女们急速划船时，“水在两旁大声的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一个“哗”，也被划去……
这些删节，作者孙犁并不知道，所以学生一问，他就循着一些人的思路，对为何删节，略作辩解。“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被删，孙犁在回信中说：“可能是认为这两句话有些‘泄气’，‘不够英勇’。”当然，孙犁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所以，这两个词他都用了引号。
“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被删，孙犁认为：可能是这样的描写“没有意义”，也许认为这样的句子莫名其妙，也许认为有些“小资产”。看来，孙犁也弄不懂为何被删。
“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一“哗”被删，孙犁替删削者着想：可能是认为既然前面都是两个“哗”，为什么后面是三个？一定是多余，是衍文，他们就用红笔把它划掉了。细细体味，孙犁这样写，既显变化，程度又有加深，删削者却未能体会这一点。
小说开首处“编成了多少席？”被删，孙犁也想不出为什么：有什么妨碍？可能是，他们认为织出多少席，难道还没有统计数字吗？认为不妥，削去了。
对自己的小说进行删削，显然是由于误读产生的，这样的事，孙犁在此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