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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接待工作方面，徐志摩和讲学社一起做了周密的安排，如他亲自在北京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化设备的房子，准备做泰戈尔来华后的下榻之所。他还受讲学社之托担任泰戈尔在华演讲时的翻译，并与王统照一起专门负责照料和陪同泰戈尔在华的一切活动。得此殊荣，他在给泰戈尔的信中兴奋不已地说：“我已答应了讲学社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3〕
自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一直到7月间从香港回国，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志摩与泰戈尔几乎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同忧同喜。他用汉语中最美丽的词汇翻译泰戈尔的演说；陪诗人一同觐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参演泰戈尔名剧《齐德拉》以庆祝诗人六十四岁的生日；他还遵照诗人的愿望，要在中国办一份英文杂志，并在中国实验农村建设计划，可惜后来都流产了。泰戈尔显然也十分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形影相随的日子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经常互相交换诗和画。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则为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索西玛”，意为“月亮宝石”。后来泰戈尔在印度出版他的《泰戈尔在华演讲集》时还特地注明：“献给我的朋友索西玛（徐志摩），赖他的友好帮助，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可以说，无论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在性情上，徐志摩与泰戈尔都是心心相印的。也可以说，泰戈尔是徐志摩一生最为崇拜的偶像，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
然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崇拜，徐志摩没能向中国人客观介绍泰戈尔，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把泰戈尔敬若神仙，从而使人认识不到诗人的真面目而产生精神上的隔阂。不少中国人，特别是有政治背景的人认为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反对西方文明，是站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以抽象的人性论腐蚀人们的斗志。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人民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泰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主义，这让那些革命者看来就是在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所以觉得有必要亮明自己的观点，以消除泰戈尔的宣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徐志摩应该比诗人了解中国的国情，但他不但没有努力去消除这些隔阂，反而充当了泰戈尔所宣传的思想的传声筒，他用最美的语言赞美泰戈尔的一切，千方百计要使听众接受泰戈尔的思想。实际上，自欧洲回国以来，徐志摩一直是以西方文化使者的面目出现的，赞扬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泰戈尔一来，他的态度为之一变，转而赞美泰戈尔对西方物质主义的批判和对东方文明的赞美，并顺便也说了许多附和的话。他还和其他欢迎者一起费尽心机把泰戈尔打扮成一位超凡入圣的神仙，而使人忽视了他实际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凡人；他们还闭口不谈泰戈尔思想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一面，而只一味地夸大他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结果人们就觉得泰戈尔的全部思想就只有一个“爱”字，他们越这样宣传，反对者就越要进行攻击以消除不良影响，结果论争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激烈和尖刻。
实际上，自泰戈尔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被徐志摩、梁启超等人层层包围起来，他们用了种种苦心，竭力把泰戈尔变成与中国世事隔绝的可居的奇货，变成可用于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借机炫耀自己的宝贝，这从他们对泰氏的过分的宣传、吹捧中可见一斑。他们织下的这层层华丽的帷幕，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热烈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作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也真应了郭沫若一针见血的断言：在对泰戈尔的思想、作品没有做系统地考察研究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什么“太戈尔研究”，纯粹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促使我们满足自己的虚荣，热热闹闹地演办一次神会。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悲哀。
泰戈尔来华之前，徐志摩就为了顺应泰戈尔而说了很多言过其实的话，如他在《太戈尔来华》一文中就不无夸张地说：“太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答说太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4〕而实际上当时除了冰心之外，还谈不上有谁受到泰戈尔这么大的影响。另外，从他介绍泰戈尔的文字中，人们只感受到一种不可自抑的情感的奔泻，在珠玑般晶莹华丽的赞美语句下，并没让人看出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有多了解。在对泰戈尔谈到中国准备欢迎他的热烈情景时，他都是以中国青年的名义对诗人表示满腔仰慕之情，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中国青年”只代表了当时知识青年的一部分，但他的浪漫气质以及自视甚高的心理使他总觉得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应该为他人同样共有，这样说出来的话就难免过头，甚至当泰戈尔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界对自己的态度并非如预期的那样众口一词时，徐志摩还千方百计在他面前掩饰。这虽然会使泰戈尔得到一些安慰，但也更使泰戈尔对来华访问一事感到失望。实际上，这种一味的吹捧在他们都感受到国内那种不和谐的气氛时更是在客观上增加了泰戈尔的不快和不平衡：如果当初徐志摩们并不是那样说大，泰戈尔或许就不会对中国之行抱着完全乐观的信心，这样也就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反差，泰戈尔或许就不会这样悲哀。更有甚者，徐志摩后来竟然还替林长民代表当时的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邀请泰戈尔再度访华。军阀政客邀请一个诗人来访问，无非是为自己增加一些政治资本罢了，只会使被邀请者更加受人唾弃，幸好诗人没有接受，否则他不但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在历史上可能就要留下与封建恶势力勾结的罪名了，而徐志摩也就更难以摆脱干系了。
在对自己所欢迎的人的思想和学术没有仔细研究的前提下就表示热烈的崇拜或完全的否定显然是不理智的，也很容易造成误解：批评者因误解而对泰戈尔大肆攻击，欢迎者则因误解而过度抬高泰戈尔从而给他招致更激烈的批评。也许是泰戈尔头上的光圈散射的光辉让徐志摩眩晕不知自己，也许是他无法理智地观照泰戈尔和自己，他好像对泰戈尔丰富多彩的作品视而不见，即使在谈到泰戈尔的诗时，他也好像是怕中国人怠慢了泰戈尔似的而只一心夸耀他的诗歌对中国的意义；他甚至回避谈诗人的诗，而只注重诗人那确实如泰山日出般光彩耀人的崇高人格，并用汪洋恣肆的笔墨在想像中描绘这位东方巨人的伟大形象。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泰戈尔可以说是被徐志摩这样的热烈的欢迎者“捧杀”的。这一点还是鲁迅分析得最透彻，他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到：
人近而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知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徐志摩对泰戈尔受到激烈的批评当然感到非常愤怒，但他可能始终都没明白自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他性格的悲剧，也是其思想的悲剧。
当然，泰戈尔的尴尬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尴尬。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前后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并不注重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本身的价值，对泰戈尔也是这样。这样的欢迎或反对就都难免具有某种盲目性，容易演变成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不客观的批评或欢迎，也自然会产生许多“意不在酒”的“醉翁”，徐志摩也可算其中之一。
注释：
〔1〕〔3〕《新文学史料》，梁锡华译，1982年第4期。
〔2〕〔4〕徐志摩：《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废名的真
废 名 的 真
？ 陈建军
关于与熊十力“打架”
有关废名与熊十力“打架”的传闻，坊间版本颇多，但大都极尽想像、虚构之能事，离事实相去甚远，遑论史料钩沉所讲求的一个“信”字。2002年《万象》第9期载有汤一介先生的一篇题名为《“真人”废名》的文章，文中云：
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文一出，即招来张际会先生的质疑：“莫非熊、冯二先生又打了一架？”〔1〕嗣后，汤先生在《万象》上特作“一点说明”，声言熊十力与废名二人“互相卡住对方脖子”一事，是“听季羡林先生说的”，除“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一句外，“其他细节都是亲耳听季先生所说，应不会有误”〔2〕。1998年，汤先生曾在《从沙滩到未名湖》一文中明确说过，熊、冯二人互卡脖子是季先生亲眼所见〔3〕。早在1990年，汤先生就对废名的亲侄子冯健男先生说过“季羡林先生当年曾见，废名和熊老仍有‘扭打’之事”〔4〕。汤先生所言或许“不会有误”，但诚如张际会先生所说的：“似乎有演绎的成分。”其实，熊、冯二人“扭打”之事源自周作人的《怀废名》，周文是作为废名的“逸事”来记载的：
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5〕
《怀废名》写于1943年，而所记乃是1937年以前的事，确切地说应当是1933年夏日的事，因为熊十力此时正住在北平后门二道桥。抗战爆发后，废名避难湖北黄梅。1946年9月返回北大，初住西语系教授袁家骅家，后被学校安置在沙滩校园内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后面一排平房里居住。1947年春，熊十力由重庆返北大任教，与废名邻居，同年秋离开北平，次年2月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可见，汤文中“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与事实并不相符。据冯健男先生和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回忆，当时熊十力单身一人住在北大，雇了一个男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他让废名父子（冯思纯先生时年十二岁）在他那儿搭伙〔6〕。熊、冯二人相聚北大后，“论道之事仍常有，争论亦常有，有时在房间里，有时在院子中，争得面红耳热几乎难免”，但“扭打”之事却没有见过〔7〕。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张中行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因编务上的缘故，曾与熊十力、废名过从甚密。张中行也没有看见熊、冯二人“动手的武剧”，他在《废名》一文中写道：
四十年代晚期，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