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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
不仅要和学生打交道，教师每星期还要与每个学生的家长进行一次电话联系，这些孩子都属于低收入家庭，往往还是“问题家庭”，单亲啊，由祖父母照管啊，什么的。教师要通过这种方式，帮他们认识自己孩子的潜力，提醒和鼓励他们关心自己的孩子——说不定，还能从一个侧面帮助他们提高对生活的自信心呢。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减少了纽黑文的社会隐患，提高了城市的质量。
要达到这些要求，担任教师的耶鲁学生真没少花精力。我的一大半课余时间都投到基金会的教学上了，别的学生教师也同样。虽然很累，但是，真要对改变纽黑文的面貌干一点实事，总不能只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吧。
第三辑 读书教书带黑孩子领会经典戏剧名著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些学生教师付出了多少心血吧。
每个周一和周三下午四点半，我都会准时来到格兰特基金会，等我的学生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三深黑一浅黑，都非常聪明！——到齐上课。
那个学期，我给学生的两道主菜，是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和法国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剧作《刺杀者》，一篇古代，一篇现代，主题都是有关价值观念的选择。前者，安提戈涅的哥哥因为反叛国王被杀死，国王下令把他的尸体扔在野外示众，不许任何人埋葬他。古希腊人相信人死后，尸体被埋葬后其灵魂才能进入阴界，否则，阴魂就会永远游荡，不得安息。安提戈涅于是面临着两难：是遵守国王的命令，任自己哥哥曝尸野外，还是触犯国王的权威，安葬哥哥让他灵魂安息？
《刺杀者》则讲沙皇俄国一个革命组织谋刺亲王的故事。他们好不容易探听到了亲王的活动日程，知道他将在某时经过某地，决议向他的马车上扔炸弹。这项危险使命落到一个刚参加组织的贵族年轻人身上。因为他入伙不久，出身令人生疑，这项任务就成了对他的考验，决定着他是否能获得同伴的信任。可是，他却没能成功——在正要扔出炸弹的一瞬，他瞥见马车上还坐着亲王两个孩子。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意味着杀掉两个无辜的孩子，可怜那两个孩子就意味着把亲王本人也放掉。两难面前，他选择了后者。剧本后半部分，他的同伴围绕着这个选择展开了激烈争辩。
《安提戈涅》这个剧本选对了，孩子们学得津津有味；《刺杀者》这个剧本却选得欠考虑，生词较多，人物对话也较为抽象——哲学家写的嘛。课堂讨论总是纠缠在“把剧本弄懂”的乱麻中，连我有时都觉得无聊。孩子们一打开剧本就大皱眉头，尤其是性格外向、好恶都写在脸上的那个女生梦娜，会十分夸张地伸懒腰、打哈欠，大嚷：“我们怎么还不上数学课？”
英语老师们每周都要开会交流。我遇到这个难题，便向其他老师求援，马上得到了一大堆忠告。经验丰富的查德再次强调：要把作品与学生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让他们设身处地，如果自己面临同样的难题，会怎么办？聪敏活泼的印度女孩波蒂莎热心地传授说：她的做法是在课堂上组织各种活动，唱歌、绘画，或者按照剧情演出。
安静腼腆的约翰教八年级学生的英语，他这学期的主题是莎士比亚，讲授《李尔王》、《第十二夜》等四个剧本。他介绍他的做法是给学生写“剧情简介”，帮他们把握较难的情节和生词，课堂上则可以腾出时间来侧重钻研较容易的章节。约翰强调说：“毕竟，英语课教材并不是越难越好，以致于使孩子们对文学失去了兴趣；而是让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名著中有这么多有趣的、与自己生活和喜好相通的东西。”
茅塞顿开！
我马上动手改进，决定跳过剧中最抽象复杂的几幕，而专注于点明中心思想的一幕。这样一来，学生们阅读的负担轻了许多，反而可以读得慢一点、细一点了。果然立竿见影，学生们都提起了兴致。
第二周，我趁热打铁，决定在课堂上组织一次“革命审判”，让那个革命团体内部组织一个临时法庭，“起诉”那个没能刺杀亲王的年轻人：罪名是违反命令，放弃任务，致使革命蒙受惨重损失。我让女生布莱妮当那个年轻贵族，让男生布鲁斯当革命团体代表，而梦娜和迈克尔分任原告和被告的律师，而我自己呢，则充当法官角色。每堂课，除了学习生词和分析思想和语言之外，我们都用25分钟来进行“法庭辩论”，学生们可以自编自演，稍微偏离法律程序也不要紧，唯一的要求是必须忠于剧本。
啊哈，这个尝试大获全胜！你就看学生们是怎样一个赛一个热心地钻研剧本吧！你就看他们在课堂上如何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吧！每个人都深抠细品每句台词的微言大义，想方设法找出剧中各种对自己有利的细节，好用来反驳对方。尤其是初上我的课时非常不合作、总是保持沉默的迈克尔，把没要求读的那几幕都自己浏览了一遍，好在“法庭”上用对方没有掌握的信息出奇制胜。他这一带头，其他三个学生也不甘示弱，争相通读全剧。辩论中谁对谁错、谁赢谁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脑筋统统都开足了马力！
第三辑 读书教书“废除高中”是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吗？
我们算计着组织学生讨论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执行总管野树也在算计着组织教师讨论来调动我们对于教学的积极性。有一次，他发给基金会的学生老师每人一张复印剪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美国一所小学院“巴德学院”的校长。
1999年夏天美国最轰动的新闻之一，是科罗拉多州哥仑拜尔高中两名学生持枪杀死十几名老师和同学的血案。一时间，全美纷纷扬扬，大家都在问：“孩子们为什么会去杀人？”媒体刊登了众说纷纭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巴德学院校长的文章也是其中之一。但他端出的方案惊世骇俗：废除美国的高中！“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体制，也许曾适用于18世纪的青少年们，但早已不适用于今天生理发育成熟得较早的美国青少年。他们完全可以跳过高中，早四年开始到社会上去工作，或是进大学学习。”
文中列举了高中的种种弊病：老师往往对所教的科目一知半解，误人子弟，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难怪高中生都不喜欢上学；高中时时刻刻强迫着成员接受同一种价值观念，而这套价值观念，作者描绘说，是“让那些橄榄球队员和拉拉队队员居于众人之上，而真正乐于思考，有自己爱好，或是有与众不同思想的人被孤立或是耻笑的价值观念”。怪不得一般人在高中的地位与他们以后在社会的地位总是大相径庭，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功人士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高中伤心事。作者甚至说，“成年人害怕与处在青春期，情绪不稳定的青少年相处，才想出（高中）这种让青少年与社会相对隔离的机构”。
文中所列举的美国高中的顽症沉疴，我们这些前高中生一点也不陌生；而从我们现在面对的纽黑文的情况来看，更是一针见血。但是他开出的“废除高中”药方嘛……“你们觉得怎么样？”野树问。
罗伯特说：“我不能完全同意。作者说，现在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较快，青春期来临较早，因此应该尽快地进入社会。但是生理上发育只是成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发育。现在的青少年在心智上可远不如一百年前的同龄人成熟，还没有准备好走到社会中去的心理基础。”
“对，”波蒂莎也说，“一百年前像我们这么大的学生，可能工作好几年了。如果我们生在十八世纪，女生可能早已结婚四五年，甚至都儿女成群了！”
一阵轻轻的笑声。
我忍不住反驳：“是不是应该归咎社会，特别是教育系统把年轻人惯坏了，让人们二十好几了还处在一种‘儿童状态’？这和作者的主张并不矛盾嘛：如果照他说的废除高中，让青少年早一点到社会上受锻炼，是不是会改善这一现象？”
许多人点了点头。查德说：“现在的教育向孩子灌输‘你还是个孩子，不用负责’的观念，纵容他们任性。到了社会上，他们才发现人不能永远这样生活，又不适应，又找不到方向。这些都是我们教育系统失败的征候——我们的教育或许并不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
罗伯特争辩说，“但是这也不用废除高中嘛！不用那么偏激……”
“谁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一直沉默的肯尼安突然插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个人，让个人的内心生活更丰富多采。这跟社会有什么关系？”
这下可炸了窝，大家七嘴八舌地同时放大嗓门。“安静！安静！”野树大声叫起来。“一个一个地说，大家注意遵守秩序！”
这不是我们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说的话吗？静场片刻，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围绕巴德文章的讨论，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这个问号，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悬在我们脑海了，它引得我们反刍了各自的高中生涯，省思了教育的意义和得失，也结合实际思考了校园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对纽黑文及其孩子们的困境，又多了一个解谜的思路。
第四辑 东方西方左宗鸡、上火和美猴王
在我刚刚开始我大学生涯的时候，我曾经认为自己应该做个“世界公民”，没有国籍、不管边境，就是“四海为家”那种人。约翰·列侬的那首歌“想象一下没有国家……”唱进了我的心坎里去。我的理想是：不管什么文化、什么族裔、都应该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
在中学里，我的朋友们大都是华裔，与我很有默契，就算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但是说起个什么成语典故大家都能领会，无需多费口舌解释。到了大学，朋友中美国人居多，虽然大家兴趣相近，不愁没可聊的，可是，我渐渐发现，可以与这些美国同伴们比较深入地讨论柏拉图、弗洛伊德或是昨天晚上电视上的《Ｘ档案》，但他们却很难了解我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
近几十年在美国的亚裔人数剧增，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都有个一知半解，不用说颇为肤浅，一般停留在去中国快餐外卖馆用筷子、学学风水，看李安和吴宇森（JohnWoo）导演的打斗片，知道孔夫子、巩俐和毛泽东是谁的程度。我记得高中时每个周末去附近医院做义工，与一起工作的美国护士闲聊，说起我在中国从没吃过“左宗鸡”，来美国之前也从没见过“幸运饼”，她们有多惊愕。在她们看来，“左宗鸡”和“幸运饼”简直就是“中国食品”的代名词。一个从没吃过“左宗鸡”的中国人，就像一个从没吃过披萨饼的意大利人和从来没听说过寿司为何物的日本人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她们其中还有一人问我“左将军”到底是谁。
“我也不太清楚，”我很坦白地说。
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什么？他难道不是你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就像华盛顿将军一样？”
护士受的是专科教育，她们对中国文化有许多误解情有可原。可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个声称自己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作为他们唯一熟悉的中国人，我决定义不容辞挑起向他们传播中国文化的重担。
这应该不难，我胸有成竹地想。朋友们都不傻，而我中英语都过得去，向他们解释个把我所熟悉的中国文化概念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主意一定，马上开始，抓紧各种机会把尽可能多的中国观念灌输给我的朋友们。
可是，一尝试就接连碰壁。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向学生物的朋友解释“上火”，向喜欢文学的朋友解释“对联”，向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解释“京剧”……结果总是越解释越糟糕，我的朋友一头雾水不说，连我自己也完全搅糊涂了。
或许是我太笨？读者诸君不妨自己试一试，用一顿饭的工夫向你的美国同事或者邻居解释“上火”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小就听父母用这个词来警告我：“别吃太多橘子，会上火！”“嘴里起了泡吧？告诉过你吃太多巧克力会上火！”在我童年的印象里，食品似乎分为两大类，一类，像橘子、巧克力，是容易“上火”的（与橘子长得很像而且味道差不多的橙子，则不“上火”，奇怪！），一类，如菊花茶、绿豆粥等等，则是“清火”的。哪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