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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喊”。千篇一律，有何效果，值得研究。
我在总政治部工作，只有二个月，即辞职不干。因为三次要讨伐武汉，我三次写了讨伐武汉文檄，三次均作罢论。我是学习政治学的人，干政治的须取主动。三次写，三次不讨伐，我就于某夜将行李送至火车站，并写信给陈铭枢，谓我不干。约略二星期后，蒋公引退，南京秩序大乱，许多友人坐火车回沪，状极狼狈，他们都说我有先见之明。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当中国组织共产党之时，佛海确是发起人七人中一人，后来因听河上肇经济学，即离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据他说，七人开会是在上海一个小旅馆内，鲍罗廷曾来参加。鲍谓目前中国共产党尚非行动时代，只有宣传与组织，这种策略，我知道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之中明文定下的。
当民国十九年，我到政校教书之时，翌年招考新生，竟然遇到左舜生、陈启天两君。原来他们两人是蒋公聘请来校执教的。当时国民党气焰甚高，青年党似难存在，此际蒋公聘请他们两人到党办学校教书，蒋公见解之高超毕竟与凡人不同。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小温泉，左君尚在政校讲授中国近代史一课。当时训导处训导，尤其王慕尊，党意甚见强烈，极力排挤，翌年左君便不续聘了。此位王慕尊与政校出身的王慕曾是两个不同的人。后者在政校办理毕业生事务。在台湾时，我曾见过数次。抗战末期，前者（王慕尊）曾做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是研究哲学的，何以能做法学院院长，我实在不能了解。抗战胜利，王星拱先生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我则由朱家骅先生之推荐，由王校长聘任为法学院院长。我与朱先生很少来往，何以他希望我到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我亦不甚了解。学校讲堂都有两扇门，一扇门开在接近讲台之处，一扇门开在接近后排学生座位之处。我到中山大学之时，许多教员告我：“当王慕尊上课之时，必把后一扇门锁住。”我问何故，他们说：“王君讲书，学生不甚欢迎，往往他在黑板写字之时，回头一看，学生已溜走了一半，所以必须锁闭后门。”
第一部分 上海第7节 第二次三皮生活
民国十七年，我到南京军官学校为编辑部主任，职是上校，这只是薪水高低的衔头，一旦辞职不干，就失掉上校之衔。如果不是这样，我今日所用名片，还是喜欢上有陆军上校之衔。文人总喜欢做武官，武人在平常宴会，多喜欢穿文人的衣裳。抗战时期，各省主席均兼保安司令之职，我遇到的省主席，他若文人，必穿军装；他若是武人，又穿西装。在北伐之时，在抗战之时，吾国自宋以来轻武重文的观念，似已变更。
此时周佛海为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恽悌为副主任，职是少将。陶希圣为总教官，职是上校。其他教官或上校，或中校。今日“立委”白瑜、汪少伦、倪文亚、张九如都是教官。陶希圣、汪少伦及我住在舒家花园。这是佛海租来的房子，他家里人口不多，所以分一半给我们住。
编辑部虽名为部，而又附属于政治部之下。工作同人约有十余人之多，除写宣传品之外，又发行一种日报，叫做《革命军日报》，我请一位姓杨（适忘其名）的负责编辑，胡一贯君亦在编辑部内工作。当时第七期学生尚未毕业，学生之中喜欢投稿的，人数不少。我记得有一位郑锡麟最喜欢投稿。他文字不错，故多登出。《革命军日报》为了鼓励学生投稿，故多登载学生文章。学生受了鼓励，除武学外，不能不多看社会科学书籍。所以在抗战以前，军校学生有政治眼光者，为数不少。
在军校工作，我又穿起了灰色的军装，挂皮带，穿皮靴，拿皮包，而恢复了三皮生活。那件灰色的军装实在难看，不威武，有点像逃兵。当时我就主张： 要改良军备，须先改良军装。军装整齐，士兵有自重之心。今日各国军装都很讲究，这是由拿破仑开始的。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横扫欧洲，未始不是因为军装好看，许多青年如其戴博士帽，不如穿军装，还觉神气。德国军队，在两次大战，虽然失败，而失败之时，军队还在敌国境内，其所以败北，在于外交不得其法，以一国而欲与整个欧洲作战，自无胜利之可能，而军队之雄武，我们不能不佩服。雄武原因何在，在其军帽好看。
军校教育长是何应钦将军，每次纪念周，校长蒋公若因公不能亲自主持，则由何君代为主席。时将暑假，南京天气极热，学生站在烈日之下，听聆训话，实在难受。有位学生告我，说话的人可以通气，可以活动，故不感觉辛苦，听话的人不能通气，不能活动，气往下流，故在烈日之下，体弱的人容易晕倒。
有次纪念周之时似是王柏龄为主席，说到一半，天上飞来了许多蝗虫，竟然把阳光遮住，我们都以为天要下雨，仰视天空，成千成万的蝗虫，由江北飞到江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蝗虫的。坐汽车回寓时，沿途都有蝗虫遮住前路，使汽车不能行驶。蝗虫之多，真是可怕。
另有一次，由校长蒋公亲自主持，问学生有何意见，学生提出许多问题。有一问题，校长问何人所说，学生告以政治部所说。政治部同人均以为校长将次生气。那知校长竟代政治部解释，政治部多系教官，校长尊师重道，由此可以知道。
此际学生言论颇见自由。但不知何故，在一段时期之内，学生竟然发出“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西山会议派是反对共产党的，此时已经清党，何以要打倒西山会议派呢？西山会议派的人，奇怪得很，大率都是单字名，如林森、张继、居正、邹鲁等是。我不知道学生之用意何在，只有告知《革命军日报》主编杨君，少登此种文章，再造成党内纠纷。
暑假过了之后，政治部正副主任，不知何故，有点意见，我告知佛海，凡事不要看得太轻，也不必看得太重。看得太轻，往往误事；看得太重，往往偾事。但两人既有意见，我们遂辞去军校之职，回到上海，而脱离了三皮生活。
第二部分 南京第8节 初到政校教书
我于民国十九年到政校教书。此时第一期大学部学生尚未毕业，第三期学生方才入学。我是接替段锡明君之功课，教第一期学生“西洋政治思想史”，第三期学生“政治学”。在第一期学生之中，上官业佑因为“上”之字划最少，点名簿上是第一名，故我记得。周异斌坐在前排，成绩甚佳，他常常到我宿舍，与我闲谈，故我对他印象甚佳。陈烈甫常有文章在《新生命》上发表，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第三期人数不多，有两位女生，都是四川人，她们也穿着灰布的军装，走起路来，实在不好看，后来不知何故，此两位女同学均离开政校。在第三期同学之中，萧自诚成绩亦佳，故我记得。徐君佩喜说不平之话，故我也记得。刘能超曾在军校编辑部工作，昔是同事，现在则为师生，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现在此辈学生年龄都是六十上下了。时间过得真快。
此时政校只有四系，即行政系、法律系、经济系与财政系。行政系专任教授只有我同梅思平两人，马星野尚是助教。思平兼行政系主任。其他教员多系兼任。法律系专任教授最初似只有胡次威一人，翌年阮毅成才来了。财政系专任教授亦寥寥无几。专任教授最多的乃是经济系，系主任为寿勉成，他是研究合作的，他曾来过台湾。我们常与研究合作的教员，开玩笑，谓他们只做到“人人为我”，未曾做过“我为人人”。阅者若看今日台湾各地之信用合作社，可知吾言到了今日还是真理。寿勉成虽为经济系主任，而讲授经济学的则为赵兰坪。后来学生人数增加，行政系经济学由寿勉成担任。今日在台学生例如金克和谈起寿勉成之经济学，还觉头痛。据他说，寿君喜欢把问题分做许多点，有时竟有十数点之多，而这一点与那一点又相差无几，实难记忆。
政校教员都很亲睦，绝无钩心斗角，分党立派之事。案学校的风潮大半由于教授之不能协和，这一教授拉拢了一批学生，另一教授又拉拢了另一批学生，互相攻讦，最后遂变成学校的风潮。政校绝无此种现象。
初到政校时，住在红纸廊教员宿舍，家眷则留在上海。与我同住宿舍的，现在只记得数人，即赵兰坪、陈石孚、王世颖三君，赵陈两君的家眷亦在上海，王君的家眷则在杭州。此外，未结婚的有徐恒寿、胡道远两君，我常常叫错了胡道远为何路通，因为在《包公案》（？）之中，有一何路通之故。宿舍内又有一位国文教授，如果我记忆不错，似是钱文玑，温州人，喜欢给人算命。我们都叫他钱半仙，他也以半仙自居。我们都是三十余岁的人，每晚常常下象棋，下至夜间十一二点方罢。因为各人都不佩服别人，败了再战。一切比赛都出于不认输的心理，认输就失去勇气，何必再下。
宿舍的饭菜是难吃的，我们轮流添菜，而所添的菜亦不过炒鸡蛋之类。当时我的朋友在南京者甚多，或在政府机关服务，或在中央大学教书。每星期天，他们常邀我去作方城之戏，梅思平常常与我同行，他怕我输，因为我输，只有欠他的钱，我也怕他输，因为他输，也必欠我的钱，那知天下事是愈怕愈会发生的，即两人往往俱输。
一天下午，我到他的家里，他取出许多橘子供客，他一颗尚未吃完，我已吃了数颗。他觉得情形严重，即对我说：“往者不算，现在你三个，我也三个。”他把皮子拨开，一枚一枚的取出，挑去橘络，而后放入口中。我以橘络最富维他命，小橘分二次入口，大橘分三次入口。三颗的橘我又吃完了，他一颗尚未吃完。橘吃后，他教我打南京纸牌为戏，南京纸牌似亦分为筒索万三种，由一到九，没有字，只有符号，他把符号写在纸上，按图索骥，这是多么麻烦。我忽然灵机一动，即对他说：“符号必有一定标准，由一到九，五为中心，现在试把它们排列起来看看。”果然，五是中心，右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四，左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六，余以类推。关键探到了，我们即继续作戏。他一一都会记得，我仍不能记得，我佩服他记性，他佩服我悟性。他是北大学生，未曾出国，而英法两国文字虽然不会说，而对于英法书籍，都能看懂，这便是他记性甚强之故。
他担任行政法一课，开始时，必发讲义，发到七八页，就不发了。我国语不甚高明，只有用讲义以补国语之不足，故我必发讲义，发至最后一节为止。其后，政治学讲义交给世界书局出版，书名为《政治学概论》，累经修改，而成为今日的《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由新生命出版，共分两册。自是而后，教书必有讲义，便成为一种习惯。但我并不是照讲义一字一字地念下去，而是因为有了讲义，内容不至重复，或前后矛盾，所以国语虽然不好，而学生却喜欢听我讲书，这样，便注定了教书匠的运命。
政校学生对于教员之选择甚见严格，教员批评教员，也许出于文人相轻之意；学生批评教员，大率公平。学年之末，学生可向教务处，呈诉那一位教员好，那一位教员坏，不管教员镀金或不镀金，博士或不博士。学生最讨厌的是教员自吹自擂，吹得呱呱叫，擂得响当当，一到讲学，没有一点内容，或条理不清，或自相矛盾，静静地听了一小时，而教员讲的是什么，学生莫明其妙。这种教员受到学生排斥，确有理由。有位学生告我，校内其他人员好不好，与我们学生没有关系，教员好不好，对于我们前途，关系太大。我们对于任何教员都无成见，完全根据事实说话。所以当时政校聘请教员，凡刚回国的，第一次聘约只有半年。这种故事，我想政校老教授，如赵兰坪、陈石孚必会知道。
第二部分 南京第9节 最后搬到汉口路
上乘庵的房屋又小又热，遂由内侄林鼎敦促，搬到汉口路陶谷新村。此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