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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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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入小学之后,星期之名称不用星期一之类,而是用五行,再加日月两字。星期天叫做日曜日,星期一叫做月曜日,至于五行之排列,并不依民间习惯,为金木水火土,也不依董仲舒的五行学说,为木火土金水。星期六叫做土曜日,星期五叫做金曜日,星期四叫做木曜日,星期三叫做水曜日,星期二叫做火曜日,这种命名犹如英文之周名,很难记忆。在我快要由小学毕业之时,才改为星期一而至星期六,只唯礼拜天不叫星期七,而叫星期日,好记多了。后来,我赴日本留学,方知这种命名是由日本输入的,而那天是水曜,那天是金曜,我始终弄不清楚。    
    最初国人虽受洋人压迫,而民族自尊心尚未泯灭。“自古胡运不出百年”,这是国人的信念,不知从那时开始,这个信念竟然动摇了。而国人又一反过去的态度,随着洋布打倒土布的物质转变,精神上也认为“洋”的东西都是好的。当我住在上海之时,每次坐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之上,常常听到两位同胞用英语交谈,我听了之后,确实惭愧得很。没有洋人坐在车上,用英语交谈,犹可忍受,洋人在车,中国人不说中国话,而说舶来话,这是多么羞耻。    
    有人告我,当有声电影刚刚发明之时,对话多,而动作少,非精通英语者不容易听懂,但国人为了时髦,纵是老太婆,连中国字也看不懂,亦赴大光明电影院,去看有声电影。电影中两人对话,常有滑稽之言,外国水兵听了,无不哈哈大笑,这个笑声影响到坐在水兵附近的华人,也跟着大笑,最后全场也随着哈哈起来。不笑,就是听不懂洋话,听不懂洋话,就不配做高等华人。    
    我很佩服印度的甘地,不是佩服他“不合作主义”,而是佩服他不丧失印度人的精神。他是英国留学生,英语说得极好,但他赴伦敦与英国第一流政治家谈判之时,竟然穿了印度的衣裳,跣其双足,自己说印度话,由别人译为英语,这种气魄是可钦佩的,那会同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开会之时,不说中国话,而说英语。南北朝时,北朝士大夫多教子弟,学鲜卑语,以服事公乡,此盖经过一百余年的内乱,漠北民族渐渐移住中原,终而鲜卑种族的拓拔魏竟能统一北方,而与南朝对立,中原遗黎已经失掉民族意识之故。然其失掉程度似还不及今日之甚,原因何在,明眼人当能知道。    
    少时,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总觉得奇怪。南方既然没有(南无)观世音菩萨,何以家家又供奉观世音菩萨呢?案吾乡对于“无”字,不念为wu;而念为mo,“南无”二字应念为nanmo,这不但吾乡如此,就是别个地方,甚至日本,其发音亦为nanmo, nanmo大率是梵语,唐代的人只译其意,而作nanmo;至于nanmo何意,我不知道梵语,亦未研究佛经,不敢擅自解释,贻笑大方。    
    同样,在民国十三四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大见流行,海派学者常由日文将德文译为国文,他们所译之书常有“奥斯赫本”四字。人名么,而由文法看来,又是动词,盖日文对于德文之Aufheben一字,无法译出真确的意义,只有照其发音,译为“カウスヘベン”,下加“スル”二字,作为动词。海派学者不识德文,只有依日语之发音,改为“奥斯赫本”,这真是千古奇观的翻译。    
    一切新名词多由日本输入中国,例如主权、统治权等是。但是同时日本民间所用之俗语,例如“场合”二字也输入中国。“场合”二字俗而不雅,输入中国之后,竟成为中国的语言。其他优雅的新名词由严复所创者不少。严复主张译书须信达雅三者俱备。但吾人读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将原文对照一下,达是达了,雅也雅了,而信却未必。西洋哲学思想由严复输入,西洋文学作品由林纾输入,两人都是开路先锋,其功固不可抹杀。严复所译之书是有一套的,由功利主义而自由放任,而民主政治,绝非东译一种,西译一种,南辕北辙,互不相关者可比。林纾本来不懂得洋文,叫人讲一句,他翻一句,有些译文还比原文为佳,当然有些译文比不过原文,但绝没有佶屈聱牙,读不下去之病。前人译书先求国文之通,将一句长拖拖的洋文打散,依着中国的语法,译为国文,那里会有今人那样直译,译得莫明其妙。


第一部分 上海第4节 旗袍是由上海妓女穿起

    中国人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他们所谓西化不过皮毛而已,口说英语,身穿西装,圣诞节彻夜狂欢,宴会后男女拥抱跳舞,至于学术尤其自然科学方面,一点也不西化,纵令西化,也不过狂吞,未曾加以龃嚼,所以经过半个世纪,中国学术还停滞于清末民初的状态之中。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也逐渐欲归西化,然其西化的形相绝不是皮毛。当我留学日本之时,西装很少人穿,大臣及国会议员多穿和服,只唯银行职员才穿西装。所以人们穿了西装在街中散步,见者必误认为银行职员,但其研究西洋学说,似比中国高明。    
    住在上海的人,洋化更甚,最初非穿西装,不能坐一等电车,其后这种限制虽已取消,而高等华人还是以穿西装为多。说到服装,不能不回忆过去妇女所穿的衣裳。    
    在民国初年以前,妇女服装完全与今日不同,裤子甚长,衣裳垂膝,出门或家里有喜事,寡妇穿黑色的裙,其余穿绣花的红裙,裙子甚长,穿后不见裤子,若见裤子,就难看了。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即其形状。今日妇女所穿之衣裳叫做旗袍,本来是八旗妇女所穿。据我记忆,大约是民国初年,先由上海长三(妓女)穿起,而后普及于一般妇女。不过当时旗袍又与今日不同,袖长,袖口亦大,衣身长及脚跟。    
    前清时代,男人剃头,打辫子,即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留发不是剃光,同和尚一样,而是发之外围,剃去六七分,留下来的则打辫子,垂在脑后,故有“猪尾”之称。服装呢?男人穿满洲衣裳,今日之蓝袍青褂就是满洲之便衣。女人不改装,这叫做“男降女不降”,即男人投降满清,女人不投降满清,而与“生降死不降”,同为洪承畴所定的制度。何谓“生降死不降”,即男人生时穿满洲衣裳,死时穿明朝衣裳。依吾乡习惯,元旦所贴之春联,不是全部用红纸,红纸头部必留有一二寸长的白纸,这也是为明朝戴孝。我研究明代历史,政治最见腐化,何以人心还是思明呢?这一半出于民族意识,一半由于崇祯缢死煤山,其衣襟所写文句:“朕死,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深深地感动了民心。    
    妇女之服装固然是保守明之旧制,而在福州乡村又不同了。他们所穿的衣裳,有似城内妇女,但不穿裙,腰部必束之以带。她们都是天足,髻上插三把刀形的首饰,有钱的用金打成,普通用银,穷苦的用铜。一把插在髻之中央,两把插在左右两边。夜间独行,急时,可以拔出当刀。据说,她们本是“无诸”的人,唐末,王审知入闽,到了福州,杀尽男人,只留妇女,所以我们那里称男人为“唐暮人”,即“唐”代晚“暮”来的“人”也。称妇女为“诸娘人”,即“无诸”的娘子也。她们出嫁,内穿白衫,外披红袍,本来是为旧夫戴孝,沿而成俗,历久不变。传说如斯,有待于民族学的考证。她们住在乡村,都是天足,而与城内妇女之缠足不同。每年过了元旦之后,她们常到城里,向各家讨点年糕或包子。但她们绝不是因贫而行乞,而是由于惯例,至于惯例之来源为何,则无人能够说明。吾人观她们所穿之衣裳是绸缎,髻上之首饰是金玉,腕上带玉镯或金钏,指上又有宝石戒指,可知她们并非穷人,而为乡村之殷户。她们来讨年糕,不过要求吉利,所以人家给了,她们必定要求再添。“添”是好话,添丁、添寿、添财,所以人家亦从其言,添了少许。她们讨时,必唱歌谣,我还记得有一首,头一句为“正月石榴满眼红”,次一句为“状元榜眼做侬郎”,其后变韵,而殿以“让侬一家过一家”。北伐成功,政府下令,强迫乡村妇女改装,抗战胜利,我回福州,已经不能看到乡村妇女三把刀的装饰了。


第一部分 上海第5节 雷峰塔、岳王庙及灵隐

    在直奉战争之时,也许是在直奉战争之前,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忽然倾倒了。建塔的砖,每块都有绢写的经,因为历时太久,一被风吹,就见粉碎。据传说,白蛇即关在雷峰塔之内,雷峰塔既已倾倒,白蛇要出来了。大家都恐怕发生洪水之灾,那知是年没有洪水,而发生直奉第二次战争之事。    
    民国十三年,我曾到过杭州,西湖的风景,我不觉得什么可观。但我很注意雷峰塔,塔不甚高,我所以对此特别感觉兴趣者,就是因为白蛇与许仙之事,白蛇与法海斗法之事,白蛇生下的儿子,后来中了状元,状元拜塔之事。任何风景区必有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可以增加风景区的神秘。夏天杭州的气候并不凉快,唯于夕阳将次下山之时,泛舟湖中,看游舫泛来泛去,比较有趣。西湖生产鱼虾,同行朋友,有的敢吃生虾,我则不敢吃,因为西湖之水未必干净之故。    
    杭州有岳王庙,即岳飞之庙,庙前跪有男女各一,男的是秦桧,女的是秦桧之妻。游人常将小便放在秦桧夫妻头上,奇臭无比。我们到了岳王庙,不禁也向岳王行鞠躬之礼。据说,岳王庙之树枝都是北向的,即表示至死还要北伐之意。前清本来要封岳飞为武圣,而牌板挂上三次,丢下三次,盖清乃女真之后,故岳飞不愿接受,后来清室才封关羽为武圣,而关帝庙遂遍设各省,关羽在民间的威望就比岳飞高些。关羽所注意的是“义”字,岳飞所注意的是“忠”字。这个忠字不止忠于一姓,而且忠于国家。关羽是失败的英雄,岳飞是失败的民族英雄,国人对于失败的人常给予以较大的信仰。孔子栖栖季世,卒为万世师表,若其为鲁司寇,得行其志,大不过为伊尹吕尚,小不过为管仲赵衰。唯其失败,世人遂不知其才有那样的大。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人,也是因为他六出岐山,而不成功。    
    杭州有许多风景区,我最爱玩的乃是灵隐,灵隐庙在深山之中,庙之后壁画有一幅观世音赤足站在鲤鱼背上之像,状至健美,竟令我百看不厌。庙内陈设一百零八位罗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荷荷而死”的梁武帝就是罗汉之一。每尊罗汉均有五六尺高,乡导告我:“你要数一百零八位罗汉是数不清的,只有拿了一百零八枝香,每数一人,即用香插在该罗汉面前的香炉。这样,你才不会重复去数。否则数了又数,一百零八位要变成二百以上了。”排置罗汉之室宇,甚见清洁,而罗汉金身亦甚崭新,可知保护很见周到。吾国名胜,多由和尚管理,和尚没有娶妻生儿,否则这一处挂了小孩的尿布,那一处又挂了太太的内衣,势必破坏名胜的风景。


第一部分 上海第6节 第一次三皮生活

    十四年国父逝世于北京,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六年攻克上海及南京,而实行清党。此时我仍住在逢源坊。炮火之声,不断地听到。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之时,满街贴有“打倒国家主义派”的标语,三民主义第一讲,明明白白地说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既然要救出中国于列强压迫之中,则“国家主义”何必排斥。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为吴稚晖,副主任为陈铭枢及刘文岛。在立法院内,我常对刘文岛说,“你是我的老上司”,他连说,“不敢,不敢”,大约是他忘记了。吴稚晖不常来部,实权在于副主任陈铭枢,陈铭枢自称他的军队是钢军,以与张发奎的铁军相抗。是时宁汉分裂,南京总政治部成立伊始,陈铭枢知道孤军社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托人请孤军社同人整个加入国民党,负宣传工作。我们初到南京之时,尚听到隔江有炮火之声。我们到了南京之后,均改穿军装,穿皮靴,拿皮包,挂皮带,这叫做三皮主义。总政治部设在花牌楼一个巷内,工作人数甚多。此际我们要创办一个《革命军日报》,请陈布雷君为主编,陈君初亦答应,而来到南京之后,旋即离开。盖承蒋公之邀,赴前线去了。《革命军日报》遂至流产。    
    我负编纂宣传品的工作,宣传品如何写法呢?我把过去宣传品看了一下,原来有一定公式,最初是说明理由,最后必殿以许多口号,口号之上必写“我们高喊”。千篇一律,有何效果,值得研究。    
    我在总政治部工作,只有二个月,即辞职不干。因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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