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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在史丹顿的家里和在兰卡斯特饭店里弄上床的女人变化不定，差别很大，但全都是漂亮女人。帕米拉·丘吉尔仍然是他喜欢的女人，她记得，有一天下午，卡帕大笑着追赶她，在通往蒙马特圣心教堂的一百多级台阶上一直在跑。他是她睡过的许多贫穷者之一，她后来对她的传记作者说。他有“香槟方面的品味——他的衬衣和领带是在苏尔克买的，但在啤酒上，他是个很算计钱的人。”
《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前任编辑本·布拉德利，他在巴黎多次碰到过卡帕，50年代初，他为《新闻周刊》工作。“他要么立即就喜欢上你，要么就不喜欢你了。跟卡帕相处就是这么回事情，”他回忆说，“很多女人崇拜卡帕。她们照顾他。他却把她们的脑浆都操出来了。他的通行证就是，他是个迷失的小孩子。”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2）
海迪·拉玛尔是1949年的一部电影《参孙与妖妇黛利拉》中的淫秽明星，她是少数几个征服了卡帕而不是被卡帕征服的女人之一。“我喜欢性欲过度的人。我认识的几位恰巧都是极有天赋和敏感的人。”经常有人看见她和卡帕在闹市区，但是，拉玛尔也许太习惯于在床上指点她的男人了，他们的关系一般不会走得太远，几次狂风暴雨般的轮盘赌，之后在她的丝质床单里战几个回合，然后就再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据现在仍然在世的一些朋友说，卡帕跟很多好莱坞的明星有过一夜情，或者是短情的风月事，“他从来不对那些女人撒谎，”苏茜·马奎说，“他从来都不许诺自己拿不出来的东西，那些女人也明白他过的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他不需要保障……想到跟一个女人生活一辈子，这是他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需要性交后的提神酒，因此就直奔克里扬饭店，在那里喝晌午酒。有很多新闻记者在那里喝酒，也是巴黎最容易找到可能出现的海外拍照信息或应该去接近哪位编辑的地方。确定当天晚上约会的人之前如果还有时间，他会在摄影师的更衣间里玩上几把杜松子酒游戏，有时候跟斯利姆·阿伦斯和吉荣·米利，就在协和广场对面的《时代》杂志办公室里。
安排当天晚上约会的较好地方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办公楼对面的加利福尼亚饭店的酒吧。“契姆告诉我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跟包勃和欧文·肖也在那里，”伯特·格林说，“契姆很安静，而卡帕和欧文·肖要排很长的情妇单子，一般都是些真正出名的女人。因为太仓促，人人都找不到出来的借口。最后，契姆宣布说，他必须要离开了。他晚间还有一个约会。契姆告诉卡帕要约见的人，卡帕听说后一定很是难堪——英格丽·鲍曼。她跟契姆的关系不错，事实上也是因为包勃。她就是这么认识他的。”
晚餐，无论有还是没有约会对象，一定要在巴黎最好的餐馆里进行，这些餐馆一般都是美食家契姆推荐的。“当时还有个亚历山大饭馆，在乔治五世大道上，”也爱奢侈生活的欧文·肖回忆说，“很多夜猫子美国朋友都在那里聚会……包勃·卡帕用他那种匈牙利式英语吱吱嗄嗄的，香烟卷就挂在他的嘴上，说‘我不开心’。有约翰·休斯顿，他在城里来制作《红姆林》……有比利·威尔德，极会挖苦人，他在城里来拍《午后之爱》……阿特·巴肯沃德，他第二天的专栏刚刚完成，因此极想找人打一通扑克。”
往往就在餐后玩起了深夜扑克牌，经常有肖，休斯顿如果在城里也会来打。到了早晨，卡帕会歪歪倒倒地走在灰色的街头。“珍米告诉我说，到了后来，卡帕对性生活不太有兴趣了，”约齐法·斯图亚特说，“他更喜欢赌博。”
卡帕跟哈蒙德的关系现在又到了重复他与鲍曼和红姑娘的那种模式的时候。他不承诺结婚，只是时不时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斯图亚特说，当哈蒙德真的去了巴黎，并且跟卡帕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她太依赖卡帕让她开心了，因此而关紧了他的生活大门，等她回到纽约以后，他才感到大松一口气。但是，一般来说，等她走后，他又开始想念她了。
卡帕不愿意把自己束缚起来，但是，他倒也想到每年圣诞节去跟哈蒙德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过。“每次卡帕要来，”小约翰·哈蒙德回忆说，“我母亲就像是又活过来了似的。我上床之前通常会跟他们说晚安，他们看起来总像是很开心的样子。很难不感受到他们在一起时的热情。对我和我的兄弟来说，卡帕是那种父亲辈的人物……我小的时候经常画画，做些雕塑品什么的，他总是鼓舞人，总在赞扬。我母亲很想嫁给他。”
在纽约的时候，卡帕也去看望一些编辑，比如《假日》杂志的泰德·帕特里克，也去看望一下康奈尔和他新娶的妻子埃迪，还有他母亲朱莉亚。康奈尔于1944年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卡帕，当时他成了美国人，现在是在为《生活》杂志工作，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哥哥。卡帕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超过一两个晚上的，也许是他发现自己的母亲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蛮横了，朋友们都称她为“鹅妈妈”。
在整个50年代，卡帕每年一月份都要回到欧洲滑雪。他最喜欢的滑雪场还是克洛斯特斯，欧文·肖、查理·卓别林的儿子西德尼和彼德·维特尔也喜欢这个地方。他们经常跟卡帕在一起喝到深夜，就在切萨…格里楚纳的地下室酒吧里。酒吧没有怎么变，跟卡帕上次来的时候一样：里面仍然有木刻的天花板，发出家具刨光的香味，这里永远不关门，一直到最后一名客人从凳子上倒下为止。
维特尔极喜欢克洛斯特斯，后来跟他妻子、女演员德波拉·凯尔一起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冬季。维特尔在战争年代当过军事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一次遇到卡帕的时候，”维特尔回忆说，“他对我讲，‘啊，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间谍！’在那些年代，我们都有某种联系，一直可以牵扯到战争年代……别的不说，他最吸引我的东西就是他特别勇敢。在战争年代中，那是特别受人尊重的人品，不过，等硝烟散去，这种东西就慢慢褪色了。而且，他还特别好玩。在克洛斯特斯，女店员很爱他，旅馆的服务生也爱他，人人都喜欢他。”
维特尔和其他人回忆说，卡帕滑雪的水平一般。在坡道上，身边总有一个很聪明的当地农民陪着他，叫彼德·西奇，他在冬季就出来当滑雪教练。卡帕曾问过他最喜欢什么，是喜欢当滑雪教练还是喜欢当农民。“彼德说，‘我夏季赶母牛进山，冬季就陪英国女士进山。大概都差不多吧。’卡帕后来在《假日》杂志上写了这个故事，结果在英国读者中引起轩然大波。”
本·布拉德利有时候也跟卡帕和他的一帮酒友一起在切萨…格里楚纳酒吧喝酒。“有一天晚上，诺尔·霍华德带着个极漂亮的孩子来了，”他回忆说，“她可能还不到16岁。卡帕被她迷住了。我们都在那里。霍华德带她走的时候，要么是彼德·维特尔，要么是欧文·肖说，‘我打赌她明天还会来的。’她真的来了——是卡帕唤她来的。事情甚至都不会让你嫉妒。看起来真是好玩。”
布拉德利跟肖和其他一些人每天早晨到当地叫做哥茨纳格拉特的山坡上玩，卡帕却仍然躺在床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滑雪，”布拉德利说，“我们上山坡的时候，他正忙着勾女人。”他在克洛斯特斯山上征服的许多女人当中，其中一个是克洛特·哈里森，是雷克斯·哈里森的第一个妻子。“一个瘦削的漂亮女人，金发碧眼，看样子她与卡帕只是一般的感情，”维特尔写道，“正如他跟巴黎的许多女友的关系一样。”维维安·莱芙有一天晚上也为他的魅力所俘获。他是这么回忆当时的情景的：“她一个人在那里，很脆弱的样子。我们都在那里喝酒。她也下来了，卡帕开始跟她喝起来，之后，两个人又开始喝酒——俄国式的舞蹈。他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好玩。我并不觉得事情维持了很久。我不记得他跟任何一个女人有很长时间的关系。”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3）
由于中年已到，卡帕出现了深刻的身份危机。如果他不再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玩这种无忧无虑的吉卜赛人游戏，那他以后的一辈子怎么办？现在再走出摄影界，扮演一种商人的角色是不是太晚了一点点？他总有无穷无尽的新点子，他是梅格纳姆差不多所有小组项目后面的创造性的驱动力，但是，光有点子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经济上有保障的未来。诺尔·霍华德告诉他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一个富人，他回答说：“生活中的一件难事是没有点子，但是，找到能够想出点子的人，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也能想到这些点子。”有一件事情是确切的：对于品位如此刁钻的人来说，要能体会到生活最大的快乐，当一个自由记者显然不是办法。“如果你想赚钱，那就要放弃作为记者的工作，”他对吉赛尔·弗罗依德和梅格纳姆的其他许多记者说，“当记者会使你过上很好的生活，但你永远也不会富起来。花费太多了。”
他还开始感觉到，要时不时维持卡帕传奇，真是一件太累的工作，他要装出无法控制自己的唐璜，要戴上永远不变的“开心面罩”。“卡帕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个陷阱所困，”英格·莫拉斯确证了这一点，“如果他想早睡，那也不行。他是卡帕，而卡帕总是熬到早晨三点的，而且要打扑克。但是，他也烦了这一切。就跟任何一个总在讲笑话的人一样，最后总有说什么也不好笑的一天。他有一种悲哀，那也可能是他的半斯拉夫，半犹太人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一切皆起源于战争。”
欧文·肖于1951年夏天搬到巴黎，他明白这个见了太多事情的男人：
只有在早晨，在他从床上跌跌撞撞地下来的时候，卡帕才会显出，他从中走出来的悲剧与悲哀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迹。他的面色惨白，他的眼睛干枯无神，那是头天晚上的噩梦造成的。在这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卡帕，他的相机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与邪恶，这里才是这个内心绝望和痛苦的人，一个心有悔意的人，一个不那么时尚，也不那么开心的人。之后，卡帕会喝下一杯冒泡的烈酒，振作起来，尝试一下头天下午的微笑，发现还管用，再次知道自己有力量爬过一天耀眼的小山，穿好衣服，准备出发，很平静的心情，保持很小心的轻松心情，到二十一点酒吧去，或者去施格里布，或者是多切斯特，无论是哪个地方吧，只要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能够感觉到了家里就行，他会找到自己的朋友，会使这些朋友开心，这些朋友也可以帮助他忘记晚间没有朋友的那几个痛苦和孤独的小时，既是过去那个夜晚的，也是前面那个夜晚的。
到1952年，卡帕对“耀眼”生活的胃口和对梅格纳姆的责任心都开始下降了。在2月份递给梅格纳姆股东的一份报告中，卡帕写道：“五年之后，梅格纳姆还有偿债能力，而我本人却已经破产。”几个月后，他分配到每年一万美元的旅行和费用开支，但拒绝了继续拿工资管理这个机构的提议。他对自己的兄弟康奈尔说：“你觉得我愿意被那些杂种聘用吗？”
直到1953年1月，他才找到人愿意接替这个已经没有钱的机构：约翰·莫里斯，他哄骗他离开《妇女家庭杂志》，来这里当梅格纳姆的“国际执行总编”，负责伦敦和巴黎的公司，工资为12 000美元。“那不是一个企业，”莫里斯回忆说，“那是一个故事，一本浪漫小说。”当月晚些时候，卡帕在梅格纳姆纽约公司的员工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任命。“小伙子们，从现在起，把你们的问题拿去烦他吧！”他高喊，指着他的新任执行编辑。
大约在他移交梅格纳姆的管理权的时期，卡帕收到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封信，要求他就护照问题向使馆汇报。1952年10月7日，他曾申请更新自己的护照，该护照将于1954年10月5日到期。他交上了护照，结果，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