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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盐铁论申韩）
“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淮南子泛论训）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同上俶真训）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论衡案书篇）“人期贤
知，不必孔、墨。”（同上）
“上自孔、墨之党，。。教训必作垂文。”（同上对作篇）其他文献尚
多。所谓“充满天下之儒、墨”，“孔、墨毕起”，在起初时孔子有弟子七
十人（吕氏春秋说三千人），墨子弟子有百八十 人（淮南子），一说三百人
（墨子）。后来“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一直到汉，还有“山
东儒、墨”之称。尤其韩非子公然揭出了“显学”，著为显学篇，说明了“取
舍相反不同”的孔、墨学派，相互攻击，争取支配学术潮流的地位。所以，
孔、墨二家学术主潮通过了战国秦、汉之际，是非相攻，没有间断。这使得
其他学派如庄子、韩非，都不得不承认这一主潮形势，自感威胁，而对他们
进行攻击。
我们要问什么原因使“显学”出生的呢？什么叫做“显”呢？孟子书里
有“显者”之称。显达的人物，称做“显于诸侯”。显者与达者是春秋以来
的新名词。阮元释达一文说：“达之为义，春秋时甚重之，达之为义，学者
亦多问之。”（揅经室一集卷一）例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赐也达，
于从政乎何有？”“下学而上达”；“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论语）。
“不成章不达”（孟子）。著者按，“达”字的出现似早于“显”字，显字
是达字的更明白的规定。“贤”字出现于春秋初叶，到了春秋末叶至战国时
代所盛行的“礼贤”制度，逐渐冲破以“礼”为依据的贵族专政制度。显者、
达者、贤者的出现表明自由民或“国人”参加了政治活动，因而参加了学术
活动（竹帛下私人），以至于产生墨子所主张的贤者能者即富者贵者。这时
不似西周的“周亲”氏族贵者恒贵了，而那些出身鄙贱的人也相对地能够抒
展自己的才能，建立功业。所以，没有新的国民（古代的）活动，氏族贵族
的解体现象就不能暴露；没有市民性的私人“下学而上达”于邦家并成了新
的显贵者，学术就不会由氏族专政集团的手中下降于贤者头上。恩格斯曾经
指出，古代奴隶社会创造出后代社会的一切经济的萌芽形态，同时古代的人
类在大的方面也发现了后代社会的一切思想的萌芽因素。我们认为，这样的
历史在中国古代应从孔、墨时代谈起。
我们企图从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不是如“诸子出于王官”（汉书
艺文志），“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淮南子要略）一类的望文生义的
说明。但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显学是随着显达的国民
阶级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果实，还应追问为什么在当时就可能产生显达的国
民人物，来冲破以氏族血缘关系为标准而区别上下贵贱的礼制呢？如果仍然
在“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礼制之下，也没有“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
小加大”逆礼的恐怖，便不能产生孔子“好勇疾贫，乱也”的理论和墨子所
谓“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理论。
子路反问过孔子：“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书
指周制）子路敢于提出了“民人”的野事，正是新的社会的课题。至于学稼
学圃的樊迟、货殖的子贡，虽然因为从事小人之事而为孔子所不满，问题却
是真实的。这说明不再是氏族贵族的礼制所统治的时代了。因为春秋中叶已
经出现了铁器，战国孟子明言“以铁耕乎”，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铁证。春秋
时代由于商业的发展，有了往来于各国的富商，所谓“商不出则三宝绝”，
到了战国，孟子明言“商贾出于王之市”。春秋时代铸币大量发展起来，货
币的进军必然要动摇氏族制度的宝塔，这是恩格斯的名言。土地的所有制形
式，正从“私”肥于“公”的下降，接近于土地私有的阶段。因此，“尽地
力”之教，就使“礼堕而修耕战”。一句话讲来，分工的发达，分裂出了新
阶级，由新阶级的分裂或国民阶级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显族，以至於产生了
土地私有的显族制度，因而阶级斗争的变化决定了“显学”的形成。所谓诸
子之学既然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这一意识的分裂，就形成“言之
成理、持之有故”的学术，它反映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分裂，反映了由氏族贵
族的所有制转化而为地域化私有的多元所有制，以及工商业分工的发达。政
治上既然“士无定主”，意识上也就冲破了礼的樊篱。所以墨子才说“下欲
中国家百姓之利”，甚至於他主张非攻，理由是为了新的工商阶级的利益，
而不再是如孔子的“张公室”了。非攻不是因了存小国之礼，而是因了“苟
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左传定八年）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
私字号的私学，就没有显字号的显学。
明白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地位的变化，我们才能了解由西周氏族专
政的尊爵权力，到战国“陪臣执国命”的相对的共和，也才能了解百家争鸣
的平民私学。以下我们就要说明战国私学怎样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折射，反映
了社会经济的变革。
一，显族制度之下所谓“礼贤”的相对民主制度——战国时代，随着分
工的发展，摚鹣壬谋湫握摺浚庸笞宓姆椋ā把б猜辉谄渲幸印保�
脱出，产生了子书所给的特殊名称，叫做“文学之士”。这一专门化的职业，
已经不是管仲时代四民不杂居的情况了，例如“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
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些文学之士，后来墨称“墨侠”，
儒称“儒生”，各具特称，更走向派系的专门化道路。正如韩非子所说“利
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所以社会居然有了称为“役夫之道”的
墨侠，家奴出身的淳于髠，鄙家出身的子张，大盗出身的颜涿，大骐出身的
段干木，暴者出身的子石，钜狡出身的索卢参，这些人都受到王公大人的厚
礼待遇（吕氏春秋）。政权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氏族束缚的鸿沟，
渐形破坏。在氏族古制的神秘外衣里装璜着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就如韩非子
所说，“礼（第一次的大分裂）堕而修耕战”。因此，到了战国，“文学之
士”在各国的地位是很高的，能够做了“不治而议论”的“代议士”。
在这一点上，著者认为战国礼贤下士的风气，颇含着西洋古典古代社会
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显族”的典型，所以直到陪臣
执政，氏族礼制大破坏的时候，才在过渡的时期产生了不完全典型的“共和”。
最著名的是例如魏文侯“礼贤”。当时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魏成
子、翟角、吴起、李克、西门豹、乐羊、屈侯鲋、赵苍唐诸人，这些人不尽
是大官，有的是专门来发表意见的。选定文学之士的标准，并不是按照礼的
上下区别，而据李克说，应是“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
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史记魏世家）。这多少代表些古代的民意（市
民的性质）。
其次如鲁缪公“礼贤”。当时有曾申、子思、公仪休、泄柳、申祥、墨
子、南宫边诸人。在这里儒、墨两派是特别活跃的，如吕氏春秋说，“儒、
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有度”）。或如
淮南子所说，“孔子。。养徒三千，。。言为文章，行为仪表；墨子服役者
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泰族训）。“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
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俶真训）。或如史记说，“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
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鲁缪公把“孔子贵公”“墨子贵兼”
（尸子）的两派文化人兼礼，这可以看出时代的学术自由。韩非子的批评，
自然有法家的立场，但颇能道出当时的风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
而群侠以私剑养。”（五蠹）战国时，鲁国儒生最著名，所谓“举国而儒服”
（庄子），大约多是“不治而议论”的人。
特别使我们注意的是齐之“稷下”。史记田齐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
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
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大学者
荀子也在“稷下”做过老师。在稷下学宫里，前辈称为“稷下先生”，普通
称为“稷下学士”。所谓“不治而议论”，在我们看来，是不作行政官吏而
参政的意思，和古典的古代的代议士相似。参以新序说的“齐有稷下先生喜
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的“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以及刘向
荀子叙录所谓“咸作书刺世”等说，这种人物的地位是很显赫的。盐铁论曾
提出稷下的人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
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稷下先生，见于书者有淳于髠、
孟轲（？）、彭蒙、宋钘、尹文、慎到、接子、季真、田骈、环渊、王斗、
儿说、荀况、驺衍、驺姡А⑻锇汀⒙持倭Ｓ伤堑呐杀鹂蠢矗梆⑾隆笔�
“兼容并包”的，在那里战国各派大小学者都可以参加。到了后来“山东儒、
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盐铁论）由此看来，这种相对的古
代民主制度，和诸子之学的发展是不可分离的。
二，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孟子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
议”（滕文公下），正说明了古代社会产生共和的道理。有了这样的古代民
主，才有诸子争鸣、百家立异的盛况。这即是荀子所谓“诸侯异政，百家异
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解蔽）或尸子所谓“墨子贵兼，孔子贵
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广
泽）
战国诸子虽然不知道新到来的社会是什么，然而都有他们自己的理想图
案，所从他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理想主义的特点。他们的思想都超
出西周社会的宗教式的武断，都有所谓名学，有原之者，有本之者，有用之
者。到了荀子，“本”、“原”、“用”之论更加显明。这是社会“再编制”
时代的通例。他们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言语，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
憧憬与梦想。然而他们之间也有区别，并不是如康有为所谓“诸子皆托古改
制”（孔子改制考卷四）。
他们对于天、地、人三方面，都有自己的世界观，而且通过他们的世界
观，展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天道观方面，儒家有“天命”，墨
家有“天志”，老、庄有“自然”。在社会问题方面，儒家有周道，墨家有
尚同，老、庄有小国寡民，法家有“今世”。在人道思想方面，儒家称仁义，
墨家称兼爱，老、庄称真人，法家称利众。各家各有理想中的天、地、人，
以迎接客观历史将出现的新世界。这种思想系统，便是他们的世界观。荀子
对于诸子的批评也就是对其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世界观加以非难。
他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
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
蔽）
诸子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徵，就是对于现况的暴露与批评。孔子可以褒贬
春秋。墨子批评“今王公大人，。。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
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美好则使之。”（尚贤中）孟子可以
斥责诸侯，例如他说“不仁哉梁惠王也”，又说“民之憔悴于虐政”。老子
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韩非有孤愤篇，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
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
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他们的这种“无所顾虑的
态度”，不但对于政治如此，而且对于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目击当
时“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民困”，寄与或多或少的同情。从孔子所谓
“百姓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