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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素”。
陈道明在本文中的作用，就好比一部小说中的灰线，虽无关紧要，但不可或缺。2001年，有许多地方电视台在同时播放他主演的《康熙王朝》和《黑洞》。观众在转换电视频道的时候，总会在“千古一帝”和“腐败分子”之间跳来跳去。虽说这只是一种巧合性的“蒙太奇”，但从实质上来说，康熙与聂明宇并无区别。你也许会说，皇帝英明伟大，腐败分子十恶不赦——康熙与聂明宇是“贤明君主”对“乱臣贼子”，是针尖对麦芒，怎么说他们之间没啥区别呢？你只有冷静下来想才会发现，这“贤明君主”和“乱臣贼子”，实际是一条线上的人。皇帝手下的官员在没给皇帝出丑添乱的时候，皇帝是臣子的“吾皇”，臣子是皇帝的奴才；某个官员东窗事发，只有惊动了圣上的朱笔（批示），皇帝才开始英明伟大起来，臣子这时就不再是臣子，而是乱臣贼子了。一道朱批，就能立马把皇帝变得英明伟大起来，也能立马把臣子变成乱臣贼子；一道朱批，皇帝不但一下子和他曾经情同手足的腐败官员划清了界限，还立时捞得一个“英明伟大”的桂冠，多妙呀！
谁都知道，那些“乱臣贼子”（腐败分子）在东窗事发之前，个个都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土皇帝。从政权的角度来讲，康熙是大皇帝，聂明宇是土皇帝；从犯罪的角度来讲，康熙是特大号腐败分子——他所贪所污的是一屁股江山和死后才交的权力；聂明宇则是小号的腐败分子——他的所贪所污顶多有一个地级市的“半壁江山”那么大，其害远没康熙大。这就是说，康熙和聂明宇是一丘之貉，跳看他们的故事，是没有什么“奇”可“蒙太”的。
杨志发与克林顿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农民杨志发等人，为抗旱挖井，挖出一堆兵马俑俑头和俑身陶片。县里为奖励杨志发的这个发现，发给他三十多元钱。杨志发觉悟高，主动把这笔钱交给了生产队。在以绝对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时代，生产队又把这笔钱奖励给了每个村民，人均四个工分，每工分折合人民币一角八分钱。改写世界考古史的杨志发，因此得到七角二分钱的奖励。
2001年6月20日，为表彰克林顿在结束科索沃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授予他代顿和平奖，奖金为二万五千美元。克林顿虽然在莱温斯基案上拉了一屁股的债，可他还是没忘“觉悟”二字——他一次性就把代顿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波黑的一个慈善机构。对于五十多岁就成了退休总统的克林顿来说，二万五千美元只能算是小钱，因为他精力旺盛，又魅力四射，可以继续“赚钱”。如克林顿退休后，拟出一本在白宫八年的自传，出版商一口气给到一千万美元稿酬的许诺。这且不说了，克林顿出去应酬一下都是钱：他到爱尔兰与百万富翁们打一场高尔夫球，就能得到高达美金六位数的酬劳；威尔斯文艺演出邀请克林顿到场，一次付给他出席费十五万美元；2001年6月，克林顿应邀在上海财富论坛演讲，演讲费高达三十八万美元；澳洲一个省的省政府邀请克林顿在一次科技论坛中演讲，对方的付费是二十六万四千美元。克林顿的身价百倍，这就叫名人效应。
1998年，作为在职总统的克林顿来华访问，他首先在西安落脚，并参观了兵马俑。此前，有很多国际、国内的要人前来参观，但没有一个提出要见一见兵马俑的发现人的。那是下河村一个一文不名的老农，他发现兵马俑也不过出于偶然，有什么好见的。然而克林顿却把杨志发当成了名星来追，说一定要见一见这位了不起的兵马俑的发现者。陕西省有关方面火速请来杨志发，让他穿上新衣服去见克林顿。别说，克林顿真具有追星一族的“素养”，他一见老农杨志发，就请他为自己签名。杨志发大字不识，平生更没见过这么庞大的官方场面，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只好哆哆嗦嗦地在本子上给克林顿画了三个小圆圈，令克林顿赞叹不已。
从此，杨志发的命运自他发现兵马俑的二十四年后，终于有了重大转折：上头指示安排当地最有名的书法家教杨志发练了几个月的书法，以后专门在兵马俑博物馆给人签名；接着，杨志发被任命为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月薪高达八千元人民币。据说，年逾七十的杨志发如果每月在馆内坐馆十天，为中外游客签名，还可另得五千元津贴……名人效应，使老农杨志发也身价百倍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志发改写了世界考古史，却一度没能改写自己的命运。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四年，“等”到大洋彼岸的克林顿到此一游，才改变了他的一切。杨志发和克林顿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这其中蕴含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说也罢。
李敖与王敬羲
余光中常跟人说，王敬羲（香港一出版社的头儿）的性格与李敖最近。此说源自梁实秋讲述的一个笑话。说王敬羲每次离开梁府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对此早有洞察的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有一天，倒是王敬羲自己憋不住了，他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要说姜还是老的辣，梁先生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如此看来，这王敬羲与李敖倒有几分“神像”。因为总有人说他们俩性情相近，虽未曾谋面，彼此也早已成为没见过面的“知音”了。后来，王敬羲到台湾去，王、李得以谋面，彼此那个亲热劲儿，完全到了相见恨晚的地步。
李敖：“喂，他妈的王敬羲！”
王敬羲：“喂，王八蛋李敖！”
好家伙，这哥儿俩简直是绝配呀！
张爱玲与张勋
看过张爱玲的一些照片，最不敬的一个印象是，在那些照片上面，统统笼罩着一股幽灵气。说白了吧，那些照片中人就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一样。尽管张爱玲的不少照片属于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艳照，也不失其风骚和独特的一面，但就是有挣脱不掉的死气，以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张爱玲的旧照之所以给我如此印象，我想全是让她那特立独行的怪模怪样的奇装异服闹的。许多读者都知道，张爱玲素以奇装异服、标新立异著称，也就是酷毙。但张爱玲的“酷”，完全不是现代语境上的，她的那种“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的情怀，注定她的服饰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异”到什么程度呢？说个小故事你就知道了。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她对和她攀谈的一位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张爱玲这句话，不知让当今那些天天招呼着酷毙了帅呆了的哥们妹们逊色多少！所以说，张爱玲创造的和留下的，没人拾得起。这也正是张爱玲身上（生前）总缠着一股阴森气的缘故。她才不管这些，别致就行。只要别致，她就不管背景如何。有一次，张爱玲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她竟然穿了一套前清留下来的绣花袄裤去，立时把四座带回到尸骨已寒的清朝去，使人久久回不过神来。张爱玲演绎的“别致”，可谓淋漓尽致。
如此“别致”，且能与张爱玲“媲美”的就算是张勋了。此人是北洋人物中典型的一个封建余孽。清室退位后，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效忠清室的发辫。1917年张勋搞复辟的时候，他的“辫子军”由天津开往北京，当时的《中华新报》 （1917。6。14）的一位记者，用充满腐臭味的笔调，记述了张勋部队的别致：“……予睹此军容，不禁叹曰：如今文质国民，举凡文事武备，无不皮学欧美，而张大帅之军，毅然独步，保存我国古来之精华，此不啻吾国军队中之至宝也……火车至丰台站，又见到一列载步队六百余名，就而观之，军装不一。有军帽，或洋鞋，或布鞋，无奇不有。但辫发长拖，整然不乱，此为他军所不及者。”（《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更“别致”的，当在1917年7月1日清室复辟的“那天早晨，几年没有见过的清朝的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人物……”（《溥仪回忆录》）据说，“就连用来装殓死人、价值仅仅二十元一套的寿衣，也被新贵们当作朝服的代用品，用一百二十元的高价抢购一空”。
仅就服饰上的“别致”而言，张爱玲与张勋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社会”之梦
——郑振铎：从《新社会》到《民主》
？ 傅国涌
一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支持下，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等青年学子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郑振铎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指出：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社会实进会，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1〕……
这篇发刊词最初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是郑振铎的“新社会”之梦，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为这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而努力。
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间，他不仅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还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自杀》、《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郑振铎和耿济之曾登门拜访陈独秀，亲聆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诲。作为汹涌澎湃的“五四”波涛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会到处是他们“解放”、“改造”的呼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园地上为“新社会”而大声呐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2〕，《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经理被捕，关了好几天。不到三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了《人道》月刊。郑振铎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倡导“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意译、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随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办起了《批评》半月刊。
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血案，引起工人及社会各界的抗议示威浪潮，“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二天所有上海报纸只有一条小消息”〔3〕。6月1日，租界工部局再次向示威人群开枪，死伤二十多人，郑振铎和叶圣陶等愤然起草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商报》等都拒绝登载。 “激于上海各日报之无耻与懦弱，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4〕。6月3日，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同事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 以免“不平而残忍的事”和“公正的舆论”不被报界隐瞒。报纸的名称就是他起的。报纸每天印刷一万五千到二万份，虽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