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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极少数社会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来，也许他并不会从事科学研究。他在晚年发现了科学的可怕，他为此后悔不迭。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你是否能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会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会预测第四次世界大战。这个人就问：这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严肃地说：我知道绝不会发生第四次世界大战，因为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已经灭亡。
人类的自私使人类犹如一条钻进竹筒里的蛇，无法回头，只能寻找出口。而现在人类的出口，毫无疑问，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灭亡。但人类惟一能做的事，是改变出口。而改变出口的方法，不是改变现在竹筒出口的环境——灭亡，而是通过调整自身的用力角度和方向，把竹筒调转一个方向，把出口设在环境较好的地方——让身心融入自然。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包含了心理、宗教、哲学等抽象问题和诸如国家、宗教、民族、种族等具体问题。
卢梭在这方面给其他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他努力做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向公众坦露了自己的心迹。人类，尤其是国家和思想的统治者，要承认自己的自私心理，勇敢地挑战自己的自私心理，不再为自己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制造种种崇高的道义和文化借口，不再宣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优秀的宗教和文化。要勇敢地让本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明白，制造武器并不是爱国行为，它只是一种赤裸裸地屠杀人类的前奏。但是，面对这样的提议，每一个统治者和他的人民都会说：假如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没有了先进的武器，我们的人民不好战了，别的国家却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岂不是要被侵略被欺侮吗？每一个统治者也会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我们不能容忍侵略。似乎是，人们都希望达成一项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如果真是这样，就需要发明这样一些仪器。这是一种功率强大的可探测核武器的仪器，把它带到直升飞机上时，能探测到核武器的存在。然后由有关各方共同主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发明这些仪器，现在已不是技术上的难题，难题出现在每个国家爱好和平是否有诚意。对其他的武器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来销毁。
但在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大国会说，如果小国再对我们施行恐怖袭击怎么办？失去了核威慑是可怕的。如果其他大国偷偷地再做出先进武器可怎么办？我们不是成了上当受骗者了吗？小国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大国的资源丰富，人才储备也多，等我们什么武器也没有了，也没能力再造了，大国却能一夜之间造出足以毁灭我们的武器。人口少的国家会说，武器虽然没有了，但人也是武器，人口多的国家不就称霸世界了？这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对于污染环境的企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消除。如果对一个国家说：落后就落后一点吧，撤掉污染环境的项目吧；再对一个实业家说，穷就穷一点、亏就亏一点吧，别再干污染环境的事了，那么，除非该项目已引起公愤，违反法律，否则他们会认为提建议的人疯了，然后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拒绝这个建议。这也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人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理和思想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让核武器和其他武器先放在那儿吧，没有谁会否认自己国家的伟大性，也没有人会告诉自己的科学家别再开发武器，更没有人因为污染环境而放慢追逐财富的脚步。没有人会改变这一切。要进行持久而缓慢的“自然心理”建设，要通过有良知的文化人、政治家、企业家的共同努力，让人们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像天地间的一切生灵，人只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一种与其他动物平等相处的动物。人类依靠泥土、阳光、空气和水就可以生活，过多的工业生产是不需要的，生命的美丽就在于生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死后都复归于泥土，完成这一自然的循环；像深海鱼类和鸟类相安无事一样，人类也应如此。人类至多只需要进行文化交流，人类的文化也应该尊重多样性，回到古朴的状态，回到没有谁优谁劣之分的状态。不要问什么哲学问题，让宗教淡出人类的思维，人类的精神世界不需要因文化差别形成不同群体；像动物之间用人类听不到的次声交谈、用优美的肢体语言说话一样，人类在进行自身建设时，也不要惊扰其他动物，更不要强行掠夺自然界。所谓自身建设，就是按照人类本是“精神动物”这一独有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大限度地创造精神财富，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中迷失了本性？
另 类 人 生
？ 魏得胜
苏格拉底与傅雷
在这世上，死得最为平静而细致的人，我以为要算苏格拉底和傅雷。
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他却选择了法律所错判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托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但最终，苏格拉底的英勇赴死，还是使雅典的民主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据柏拉图回忆）是，当苏格拉底接过盛有毒鸩的酒杯时，脸上竟没有丝毫慌乱和忧惧。不仅如此，就在毒药发作到腰部时，苏格拉底还镇静地掀开脸上的白布，嘱咐他的学生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
翻译巨匠傅雷在死前也有近似于苏格拉底的平静与细致，这可从傅雷夫妇的遗书中得到验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因再也忍受不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查抄、罚跪、辱骂和殴打，双双自杀。自杀前，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一份细致入微的遗嘱。从这份遗嘱上，你根本看不出那是行将绝命的人写下的文字，那么平静、周密、温馨而又稳妥！这份委托朱梅馥之胞兄的十三项身后事，其中有这么五项：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表一只，请交还。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傅家保姆——引者注），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五十三元三角，作为我们火葬费。
苏格拉底死前没忘了嘱咐他的学生还人家一只公鸡，傅雷夫妇“了结”得就更细致了，他们甚至还想到了为自己准备五十三元三角的现钞火葬费。借用狄马先生的一句评论，苏格拉底和傅雷的遗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但我的视角不在这里，而在“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这一点上。一个法庭，因何错判一个哲人，竟要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呢？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国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再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的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脱逃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的文章。
凡高与魏忠贤
之所以把凡高与宦官魏忠贤扯在一起，是因二人存在某些“共性”，即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欲求时，都有一种异常的勇气：凡高为解决性欲问题而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魏忠贤为解决物欲问题而割下了自己的尘根。
凡高的家境与魏忠贤的家境也基本相似，均属赤贫阶级（史载，凡高一生从事艺术创作的时间为十年。在这十年中，他的生活费完全由他弟弟提奥负担）。就说凡高割下自己的耳朵那一回吧。他去逛妓院，因连五法郎都掏不出，而被拒之门外。一名叫拉舍尔的妓女看到窘迫中的凡高，就走过来对他说：“你没有钱，何不拿一只耳朵来顶替呢？”凡高回家果真把自己的右耳卸下来，然后用布包好送给那位妓女。凡高有一幅自画像，头上缠着绷带，就是“纪念”那次割耳的。这就是凡高，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解读他这次割耳行为，都不过分。假如当初那个妓女不是戏谑他割一只耳朵，而是剁一只手，我想凡高也一定会照办的。那个时期，凡高穷困潦倒，艺术道路又毫无前景可言，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无用之人，生命对他来说已没多大意义，因而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魏忠贤的家境一点也不比凡高好，就说净身用的手术费吧，那时，骟个男丁约需二十两银子。这个数，对贫困的魏忠贤一家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尽管如此，魏忠贤的哥哥还是咬牙卖了家里的一头驴，先把手术做了。然后全家扒房子卖屋凑了点钱，到吴公公处走动。吴公公嫌少，魏忠贤的哥哥再咬咬牙，又卖了三亩薄田，魏忠贤这才在宫中谋得一个倒马桶的职位。对于穷人来说，魏忠贤也算是跳了龙门了。三十年后，魏忠贤的发迹乃至他的走向“九千九百岁爷”（合着只比万岁爷少一百岁）之权力巅峰（他执掌国家权力达八年之久），完全是历史的机遇与巧合（此人缺乏心机不说，还缺心眼，五十二岁前，他一直是太监们耍弄的对象），这里不另赘述。
无论凡高和魏忠贤存在多少共性，其结局却是大相径庭的。拿凡高来说，他去世一百年后，其出生地荷兰和安息地法国，都争相把他认做自己的国民（没听说有谁来争秦桧、魏忠贤之流的），争相为他建造精美的美术馆，而且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荷兰的凡高美术馆，凡高的作品都被摆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在他的作品跟前，永远是人头攒动，永远是啧啧赞叹。一句话，凡高的大名及其《向日葵》，在世界上将永放光芒。
魏忠贤可就不同了，他成了中国史——缩小点说是明史上的一个巨大污点。中国的史学家、文学家，向来给帝国时期的宦官和“外戚”这两股政治势力以极大的蔑视。插句题外话，这其实是“本位主义”在作祟；好像只有男的（最好是本家），而且是有尘根的才是权力正宗，换了妇女当政就叫“外戚”，换了宦官当政就叫“乱政”。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思想未免也太狭隘了。当然我也不说魏忠贤就是什么好鸟——无论何种专制主义社会的当权者，我认为一律没有好鸟。所以魏忠贤一死，他的大名（其实是恶名）只能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荡悠了。
凡高与魏忠贤的不同结局还有一个：倘若你要问一般人，凡高是谁，他也许说不上太多，但他会说“向日葵向日葵”。你再问魏忠贤是谁，回答一定多为不知；倘问到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他会说“一个奸臣吧？”或“一个大宦官吧？”问到史学家或文学家，很可能就是“明朝的一个阉党头目”。阉而党，这是史学界和文学界对魏忠贤之流的最大蔑视。的确，史书上的阉货就没个好东西，也就不值得大写的人给予尊敬。然而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些把自己的个性思想阉割得一干二净的男人，他们的裤裆里倒是坠着二两阳物，你又能说他是真正的男人吗？
康熙与聂明宇
康熙的大名就不用说了，而聂明宇只是电视剧《黑洞》中虚拟的一个人物（虽为虚拟，但此种人比比皆是），而且是个腐败分子，他怎么在这里和康熙“与”上了呢？一想到这是陈道明先后演过的两个反差极大的人物，你会马上“哦哦”一阵：是陈道明的缘故吧！有点，但主要还是靠康熙和聂明宇本身的内在“因素”。
陈道明在本文中的作用，就好比一部小说中的灰线，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