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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之特大变故。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做了器官错移、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将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划成“二等国民”以为“社会保障”，认可“国民不平等原则”并将其法制化、习惯化，最大程度地剥夺掉主体人口的发展权和广大地区的自然发展机会，从而窒息了国民创造性与社会活力，给社会、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中国改革风云之所以从农村滥觞，并非因那里有个思想圣地或精神家园，只因那里的生命要“挣命”、本能在反抗、“草民”要延续，而冲破教条禁锢以“解放生命”的农村改革，仅以“允许自我做主去谋生”的“深刻思想”与“文件精神”，便为中国全社会注入了巨大活力，既说明“乡民”本能之盛，亦证明“城乡二元”之酷。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与忧患，多是由所谓的“城乡二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它对改革发展、资源配置及今后历史进程还将发生多大影响，对中国人的精神、道德、文化伤害到什么程度，恐怕今后几代人还难以估透。除非大家异想天开捧出个“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现代化’”，否则现代化目标是不可能在“城乡二元”下确立的。能否弥补城乡间的鸿沟、国民间的“切痕”，纠正国民生命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不等值状态，决定着我们民族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基于这种认识，我对任何不利于消解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的主张与“技术”，均抱有深深的“敌意”，而实行“基尼系数”的“一国两计”，实为“鸵鸟政策”其后的“鸵鸟技术”。“分而治之”其后的“分而计之”，是对前者的迎合与确认，若在统计理论与实践中确定了它的合法合理地位，向其他方面扩展、渗透亦势在必行，其弊端、后患断不可小视。成思危、厉以宁两位先生在各自的论著与演说中，多次提及“三农”和“弱势群体”问题，确有真知灼见在焉，不才后辈对此方面言论的尊敬并不掺假，但同时也应说出我真诚的遗憾：“一国两计”主张是和两位先生的学术造诣极不相称的短浅之见。
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在我国是由行政部门执行的政府行为（民间机构或学者个人的此类作为及结论，远未达权威、可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两计”最值得诘难处，并非任何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宪政”的问题。一国政府凭什么将本国国民一分为二来评估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谁能赋予政府这种区别地区、区分国民，自我评价执政绩效的权利？凭什么规定一部分国民不能和另一部分国民做比较？以同一标准做比较的权力与资格能容忍剥夺、取消吗？即使政府采信此类观点与技术，它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运用宣传机器和行政权力强使民间、学界信服与接纳？以此类“自行设计与制造”的“决策依据”所制定的“重要决策”，有没有、有多少程序的合法性与实质的合法性？这里，一味的“行政立场”无法保证学者良知的贯彻始终，更干脆地说，舍弃宪政、民主精神而纯粹为权力着想的“价值取向”及“研究方向”，实为学者、学界、学术的“心魔”与“心贼”。高级学者犯低级错误，乃“胸中之敌”舞一叶而蔽慧眼所致。
作家声称其作品不为什么“服务”的不鲜见，人文社科学者不“服务”什么却不可能。是故，“体制内”吃经济、社会饭的学者都追求决策层的认可，将自己的研究被政府采用视为最终目的和实质成果，非此即视为无大作为、无大荣耀。如此一来，学者们专为权力“喜闻乐见”而绞的脑汁自然取之不竭，而作为非权力系统之“代言人”的角色却难产难保——整个学术机制都缺失了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设计，缺失了关怀的动力与研究的保障。结果，这种学术机制既无助于“弱势”的改善，亦无助于“强势”的“增光”，更无济于两极的“社会和谐”。
我希望中国有“国产”的“基尼系数”，没有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或许由于“窄闻弱记”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人去做。在我厌恶的“左派理论家”（也尊重他们发言的权利）的文章中，倒是见过对国外学者研究的引述，可见那群“渊博”的“左公”也没找到国产“基尼系数”的资料。不久前才由大牌学者提出“基尼系数”的“中国算法”，此事实似乎可作为中国“基尼系数”研究尚属“空白”的证明。此项“空白”其内容“非常充实”，端的意味深长。由此至少应产生这样的疑问与思考：某项重要的国情研究若“人有我无”，国内学者真的会比国外学者更明晰中国的动态、走向吗？我们将拿什么去否定、批评来自国外的曲解、误解呢？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没有国外评价的那么高”，咱们自己研究的、掌握的有多高有多低呢？自己的事情自己不去研究（或研究了不用），等“洋研究”传进国门后看着称心就大传大销，看着不中意就无根无据少气无力地拒之抨之，那么多专家学者到底是干什么的？一旦察觉国际通用的算法会导致不尴不尬的数据而“有损形象”，不是从实际、实效着眼而是立马想到修正通用规则，连“城乡一体化”、“经济规律”、“与国际接轨”、“学术精神”等等都一概不顾了，这还不值得学者、学界认真反思一番吗？
我想，我们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吃了大亏：我们缺乏“发现真实与真相”的学术能力，而缺乏这种能力的根本症结，是对“发现真实与真相”的社会成员不仅没有“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反而以“社会保障”与他们为敌，使他们处处碰壁，事事掣肘，时时倒霉。几乎所有发掘、暴露社会问题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都来自那个危机重重可怜巴几的外部世界，当预测到它真能发现不想发现的问题时，我们这里就会有权威人士出来否定这些指标、方法的科学性。这绝非表明我们已经“进步、“完善”到了无需发现、暴露的地步，这绝对是我们很缺乏进步动力和完善能力的表现！
避免低级错误，进行起码研究，保持良知一贯，这并非在苛求专家学者。考虑到统计数字的“大假似真”状态，以及任谁也无法清算“隐性经济”、“灰色收入”的现实，学者们“屡论屡败”和“学而优则败”的责任，似乎主要应由“社会基础”来承担。全社会呼唤着“诚信”，然而一个基本、基础的“诚信”——统计数字与方法的“诚信”，却因没有起码的“诚”而一点都不可“信”。既然如此，纵然向老百姓喊破喉咙，也唤不回全社会的诚信之风。统计调研方面的虚假与“任性”，想起来已属“匪夷所思”，看起来却已“司空见惯”。在中国，一个乡党委书记决不会相信自己反复唠叨的数字，也不会相信他乡的、“红头文件”上的数字，这正证明他还具备当书记的智力水平和心理素质；一个统计局长如果未经地方领导班子研究就擅自公布统计人员得出的数据，他这个局长也就当到头了；一个继任的地方“一把手”承认不承认前任留下的数字，需考虑的因素要多一些，主要的要看前任领导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看他的上级领导是否“心中有数”……推想之，专家学者们不发现、不引用并努力修饰让人忌讳的数据、指标，对自身或应为正常的“职务行为”，对社会或在维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吧！
历史偶然性的重合
——京都史话
？ 雷池月
北京是六朝（辽、金、元、明、清、民国）故都，在封建皇朝专制制度下，北京人作为天子脚下的臣民，难免不有一份高人一等的传统心态。有这样一则笑话：北伐以后，北京改名北平，老京城的居民如遇到别人问及籍贯，便貌似自嘲地答曰：“小地方，北平！”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谦，而是要发泄心头不平衡的感受。那时的北京，居民不过百万，究竟得到过些什么实惠，不得其详，但世面是见得多的，皇家的婚丧大典、官吏们的内迁外放、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杀进杀出的北洋军阀……都是外省边陲的百姓做梦都想像不出来的“宏大场景”，所以，即使仅仅是出于一种见多识广的优越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的北京，人口已逾千万，这种超自然的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几十年间“掺沙子”一类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当年许多人，户口进了北京，自豪感、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因为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红太阳”居住的地方，进了“心脏”，而且就在“红太阳”的身边，这是多么巨大的精神鼓舞！至于物质的实惠也不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每个月比外地还多二两油票，赶上什么游行庆典、迎送外宾之类活动，还能发三两粮票……总之，北京居民的传统优越感，并非妄自尊大，而是所来有自，合情入理。
世界历史上大帝国的首都居民，都有这种位居“心脏”的优越感，这很自然，因为这类都会是中心的中心。帝国首都的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作为经济中心的自然作用和作为政治中心的人为作用相辅相成，像伦敦、巴黎、东京、柏林都属此类；一是统治者出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刻意营造，这类都城的衰败往往在王朝的倾覆之后旋踵而至，比如蒙古帝国的和林和上都，现在能在遗址上找到一砖一石便是珍贵文物，都城的影子都没有了。至于北京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它有近九百年的建都历史，而且现今又是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它确实缺少一个经济中心都会所必需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而只是从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通过一连串历史政治因素的作用演变成世界史上象征意味最丰富的特大都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政治原因带来的偶然性是如何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再地重合，最后造成这个世界上独特而壮观的异象。
如果不算作为周诸侯（燕）王城的那段历史，第一个把北京定为都城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叛将史思明。他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两年不到，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史朝义挣扎了两年，于763年自杀，范阳重回大唐治下。史思明定都范阳，除了因为这里是他的老窝，当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范阳（古称幽州，今之北京）地处偏远，北枕燕山，天然屏障；东出长城，回旋余地大；南下则距中原近而距长安远，逐鹿失利，退守旧巢，唐朝定有鞭长莫及之憾。不过，这都是他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尽管掳掠河北、河南尚称顺手，却因恣行凶暴，令儿子和臣下自危而抢先出手，暴死军中，根本没能回到范阳去了。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一称燕京）。就在这前一年，辽（契丹）人才从石敬瑭手中得到这块土地。石敬瑭奉送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给契丹人以后，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四百多年间，汉族人再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所以，历史上（特别是异族入侵汉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石敬瑭挨骂真不少。其实，石敬瑭倒也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史书上说他“沈厚寡言”，以勇武“名动军中”，在李存勖、李嗣源帐下都立过大功，他向辽人献地很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然也不会有十年以后后晋石重贵和耶律德光之间的大战），因为他不借辽兵无法战胜杀死他岳父李嗣源的篡逆李从珂，更不可能身登九五（“割地”这种所谓“妥协的艺术”对一切时代的政治野心家来说，都能心领神会，无师自通），至于五百年收不回来的后果是他决不可能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由他负全部责任。而辽人当时只看重掳掠，对治理汉人地区兴趣并不大，甚至觉得麻烦。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才采用了“一国两制”，基本上按民族把国家分成南北两个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得了幽州，耶律德光不无得意，匆匆忙忙把它定为南京，原来的南京（辽阳府）改为东京，其实政治中心还是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一直到了1007年（统和二十五年）圣宗耶律隆绪才把宫室正式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宁城）。这个动作表明辽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又过了三十七年，兴宗耶律宗真为了更便于指挥和开展对北宋和西夏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将云州升格为西京，但中京仍是国家的首都，所谓“中京四方之极，朝觐各得其所”。游牧民族短时间内很难改掉居无定所的习惯，这个秉性契丹人可谓尤为其甚，《辽史·营卫志》中写道：
……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大漠之间，多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