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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其甚，《辽史·营卫志》中写道：
……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四时各有“捺钵”，而且是“每岁……周而复始”。春捺钵在鸭子河泺，从中京出发，要走两个月，主要活动是，凿冰取鱼，冰化了，就放海冬青猎捕鹅雁，“春尽乃还”。夏捺钵则“无常所”，反正是境内的纳凉避暑胜地，一般四月中旬动身，七月中旬返回。秋捺钵的活动以狩猎为主，可能时间较短。冬捺钵基本没有户外活动，只是在一个叫广平淀的地方“猫冬”，因为那里“冬月稍暖”。皇帝去捺钵，重臣们都得随行，因为游猎之余，也“议国事”。试想，对于如此一个一年到头游荡迁徙的中央政府，都城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中京或许还要保持它在朝仪、外交方面的象征作用，其他各京恐怕也就是徒备一说罢了！清人陈维崧那首颇为有名的词（《满庭芳·过辽后梳妆楼》）写道：“……想象回心宫院，钿筝歇，含泪梳头。青史上……一样擅风流。堪愁，成往迹，缭原败垆，满目残秋，便脂田粉垲，零落谁收？……”宫怨缠绵，兴亡感慨，极尽煽情之能事。然而我总怀疑这个辽后妆楼的实在性，因为辽的中京被金人彻底地毁废了，而南京（即今北京）更不可能在五百多年后还留有什么宫室的遗址。陈维崧的《满庭芳》开篇写道：“细马轻衫，西风南苑，偶然人过金沟。道旁指点，辽后旧妆楼。”这“南苑、金沟”似可证明他所指正是今丰台区一带金中都的故址所在，而诗人确认为辽后妆楼，也只是据“道旁指点”之说，风闻附会，以兴以赋，自古已然，不足征信。
总之，幽州（今北京）从来不是辽的首都，它真正成为首都是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此时距金灭辽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辅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把辽天祚帝赶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辽属的河北、辽西地区，并顺利地占领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在对辽战争中，金与北宋是盟国，当初曾有协议，驱除辽人以后，燕、云故地要归还给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国的大臣们主张毁约，金太宗完颜晟却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可速与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异族统治近两百年后居然又“回归”了。不过这次回归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北宋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开府建衙、筹措防务，金国的大兵又打了回来。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领了幽州，改称为燕京。金的首都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它把辽的上京改为北京，东、中、西各京一仍其旧，独缺一个南京，其用意不言而喻，显见对广大南方抱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果然，军事行动随即开始了，第二年就灭了北宋。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1153年，完颜亮把朝廷从上京迁到燕京，并命名为中都，这才是北京真正成为首都的开始。
完颜亮是金史上很有色彩的一个皇帝，集阴险、残暴、荒淫、虚伪于一身，他十分垂涎江南的花花世界。据说他听歌女唱柳永的《望海潮》一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惜乎他的南征不顺利，于是下决心高标准建设自己的宫殿园林。史书上说：他“营南京（今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率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这家伙可算是开发建设北京的始作俑者，可惜他的金中都后来竟完全没有被忽必烈看上，只有东北角一小块和元大都遥遥相望，几经战乱，今天只剩些破砖烂瓦了，否则北京本可以多几个旅游景点，增加些门票收入，不说别的，围绕着完颜亮就能编出几篇精彩的导游词来，准能吸引人。如果有老板愿意投入，招募几个脸皮厚点儿的俊男靓女，就依据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话本里《金海陵纵欲亡身》那一卷，编它个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一准比《还珠格格》还要火。
金中都维持了五十年。1213年，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称中都为燕京）周围的州县全被他占领（整个河北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却没有杀进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将士们都想进城掳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进城给金主传话：“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弥我诸将之怒耶？”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杀人无算的“一代天骄”，居然不愿意迫人于险，怕老天对自己有看法。不管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他确实没有进北京。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哭笑不得之余，赶紧抓住了这个求和的机会。和约是签了，但中都却无论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个月以后，金把国都迁到了南京（即汴京，今开封）。北京第一次作为首都的历史到此结束。迁都以后的金政权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惧中等待灭亡的悲惨岁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领了，那时候的蒙古人还不懂得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政治中心从曲雕阿兰到和林再到上都，迁来迁去始终在大漠深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度繁华的中都（燕京）逐渐被荒废和遗忘了。
雄才伟略的忽必烈意识到，大帝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开始筹划此事。他派出了一个以刘秉忠（即子聪和尚）为首的考察组替新都选址，并很快批准了考察组“定都于燕”的建议，于1264年（至元元年），将燕京又改回叫中都，长设的中央机构逐步转移到此（每年四到八月仍随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设新都城的宏大工程计划正式破土动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积相当于中都的三到四倍，这可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大“项目”，投入的人、财、物力且不论，光时间就费了整整十年。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势力头子（所谓“世侯）张柔判行工部尚书事，他儿子张弘略（大名鼎鼎的张弘范的哥哥）为筑宫城总管。工程进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墙宫室粗具规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为大都，北京从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无论规模和影响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忽必烈为什么选择燕京这块地方建设自己的首都呢？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从年轻时起就仰慕汉文化，所谓“在潜邸时，访求贤才，虚己咨询，延聘四方名士，问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宪宗）即位以后，更是委托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他一心想做个文治武功独步古今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里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迁入汉地势在必然，否则何以为华夏天子？
第二，他毕竟是蒙古人，有他独特的战略考虑。凡漠北关外崛起然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始终对发祥地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并且本能地视之为永久的大后方。因此，都城尽管设在汉地（便于统治和享乐），但却不宜过分远离大后方，以免险生不测时进退失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远见，一百年后当徐达、常遇春的军队挟风雷之势直逼燕京，元顺帝能带着子孙嫔妃及扈从兵马从容北遁，就是因为大都去口外不过百数十里，倘若都城远在南方，就决不可能通过人烟密集的汉族地区而逃归漠北，也就没有后来的北元政权和鞑靼王国了。
第三，高寒地区的民族怕热不怕冷，对中原气候很不适应。唐时吐蕃占领长安，十二天就自动撤军，后晋时契丹进占开封，也只住了三个月，水土不服无疑都是重要原因。耶律德光（辽太宗）全胜班师时就说过“汴州炎热，水土难居”的话。蒙古人抗热的能力恐怕比契丹人更不如，为此他们才会在每年四到八月不辞车马劳顿到上都去避暑。北京不算太热，而且离上都也较近，不失为理想的定都之所。
第四，当时北京具有为建都提供后勤支持的资源和条件。在这方面，水是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缺水致使生态不断恶化，再加上战乱等原因，凋敝的农业经济很难承受起一个帝国首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赵匡胤当年混一天下之后，一直想把都城从开封西迁，先洛阳，后长安，分两步走。但最终一步也未能走出，主要原因就是上述两个故都“京邑残败、宫阙不修；年食不充、畿内民困”。当然，开封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一免迁徙之费，二享漕运之便——江、淮之米可逆汴水而直达。在忽必烈时代，元大都地区却堪称水源充足，而且他身边又有一位杰出的水利学大师——郭守敬，不单是修凿多条渠道，在畿辅周围灌田万顷，而且把昌平和西山一带的泉水引入积水潭，然后由南面出城再东拐，直达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从此，江南的粮食就可以从河道或海道一直送进北京城内。忽必烈看准了水是保持大都繁荣稳定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他也舍得投入，于是，此后的几十年间，北京发展很快，南方的一些废都、故都渐渐地不能望其项背了。
然而，统治中心远在北隅，只怕终究还是有失算的一面。南方汉人多，经济发达而又受压迫最深，造反是迟早的事，中枢远隔，镇压当然比较不便。后来红巾军一起事，南方闻风而动者不计其数，称王称帝者比比皆是，只是靠着这些人热中于互相火并，元朝政府才得以多混了两年，因为它根本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虽然有个王保保（扩廓铁木儿），本事十分了得，无奈顾此而失彼，终究无力回天。
从江淮起家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把国都建在北京，这倒并非因为他是南方人，怕冷，而是回顾历史，从未见过汉人大帝国把统治中心放在偏远北隅的先例。朱元璋对南京一开始并不满意，六朝金粉，齐梁故事，开国君主，谁能不忌讳？他曾经想过建都于北宋故都开封，以表民族光复之意，但后来被迫放弃，因为其时由淮入汴已经不能顺利通航，漕运没有保证，建都从何谈起？于是他铁下一条心定都南京，这里毕竟是他的老窝。既然立了新都，那规模就一定要压倒元朝的大都。大都城周长28600米，而南京城南北长10。5公里，东西达5。1公里。这是他为千秋万世的基业所做的准备，讲究的就是气象恢弘。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南京作为大明帝都只维持了五十二年（严格说来三十四年而已，成祖朱棣登基之始就已有迁都的打算）。
历史的巧合有时无法用逻辑去解释。当1403年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的时候，他决定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即元大都，那时叫北平府）去。他当然知道朱元璋在南方建都的道理，但他也有自己迁都北上的缘由。朱棣当年被封为燕王，建藩于北平。亲王入承大统，对自己的“潜邸”所在总是情有独钟的，何况乎他之得天下，手段又不甚光明，南京政府里以及南方各省军民反对他的人为数不少，置身于这种生疏甚至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尽管他对公开的反抗分子使用了敲牙割舌、零刀碎剐、株连十族等残暴刑罚，也未必能完全消除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潜在的恐惧。此外，朱棣出身军伍，对防务很在行，并曾几次亲率部队追剿元军残部于大漠深处。他知道蒙古人虽然分裂成三大部（鞑靼、瓦剌和乌梁海），但他们的武装力量还远未被消灭，此后将仍然是大明帝国的边防大患。面对这种形势，他一方面从政治上进行分化，孤立鞑靼，笼络瓦剌和乌梁海（他甚至让乌梁海的部队参与他南征的内战，后来还割地给乌梁海“以偿前劳”）；另一方面就是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所谓修城缮甲、秣马厉兵。显然，如果他亲自坐镇北方，会更有利于上述方针路线的执行和贯彻，也有利于就近指挥作战和保障后勤支持。
不过，朱棣的迁都计划并没有一步到位。虽然1403年（永乐元年），他就宣布了建立北京，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但这只不过使北京取得了陪都的地位，南京仍然号为京师，也就是首都。不过北京这个陪都不同寻常，它一开始就建有一套肝胆俱全的政府机构，设有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等等。所谓“行”，就是中央派驻的意思。北京的行部是六部的综合机构，设尚书两人、侍郎四人。六部的具体业务，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