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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首先必须解决身衣口食的生存问题。颜回在回答其师孔子所问为何不去入仕的问题时说：“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回不愿仕。”（《庄子·让王》）基本生产资料的自有，保证了隐士们自食其力的基本生存需要，从而保证了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心性自由的追求不致落空。
历史上自食其力的隐士传统，是从古史中的人物善卷开始的。善卷的隐者形象则是由道家装扮完成的。道家眼中的善卷并不是一位“重义轻利”的道德典范，他全然没有儒家的“义”、“利”观念；他不接受舜的天下，并非因为舜比自己更“贤”，也不是因为要顾到尧的决策；他完全是从自己的理想追求出发考虑的。他对舜所说的“悲夫？子之不知余也”，其实正是庄子借这位道家的理想人物之口，对舜这位儒家理想人物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观表示“道不同，不与谋”的宣言式表述。善卷所说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正是道家隐逸文化观和人生追求的最好表现。
流传至今的历史记忆每每被主流话语者所篡改，该书所进行的就是破解与复原。作者所能告诉读者的当然不止这些，诸君若有兴趣，何不自觅一读？
（《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刘范弟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射击与坚守：胡风的狱中写作
？ 刘志荣
胡风自1955年5月17日被捕起，完全失去自由。在隔离审查三个月之后，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单人牢房中，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成后第一批被押送秦城关押〔1〕，直至1965年底被判处十四年徒刑后监外执行，十年来首次回到家中。但在第二年2月15日，就与梅志被迫离开北京，到成都“安家落户”，9月份又被转到芦山县苗溪茶场居住。1967年11月，被成都公安厅来人单独押解去成都，在看守所单独关押。1970年1月被押解到大竹县第三监狱，被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加判为“无期徒刑”，与重刑犯一起住在大监里劳改。这中间因为“看到国内形势很坏，终于对解决自己的问题完全绝望”，开始精神混乱，到1973年梅志被调去照顾生活，方始有所好转。至1979年1月方获得自由。
胡风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的写作，最大数量的是各种各样的交代。但在交代之外，他还“写作”了为数不少的旧体诗〔2〕。胡风自己说：“在与世隔绝的二十多年中间，由于环境的限制，创造了传统格律诗的变体，用它记录了在我的感情里反复出现的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希望，战斗者们的坚强性格和情操经验。”〔3〕他对旧体诗的形式颇有微辞，曾经这样写道：“我对旧体诗，只青年时读过若干，毫无研究，又早忘了。它限制严，早已僵化了，很难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产物，绝对不宜学的。”〔4〕虽然如此，他的狱中诗作还是采用了这种“僵化”的形式，只是为了表现与记忆的方便，加入了“连环对”的因素：“旧格律限定每首诗内不能重复字或词，这就一开始使它自己僵化了。我打破了这一条。不但重复，而且是有意重复，这就大大扩大了它的表现力。但重复也有规则，即成对地重复。上句重复一字或一字以上，下句也就和它成对地重复。这就如同把字或词当做音符，除意义之外，还表现出一种感情的旋律。”〔5〕胡风在被囚期间，绕室默吟的这些旧诗，数量达几千首之多，这与他在理性思考中对旧诗的鄙视构成一种尖锐的对比。就这种创作行为而言，已经给人造成绝大的震撼，尤其是在秦城的十年中，这种默吟更是构成了一种习惯，几乎天天如此。这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这种欲望持之以恒地存在，既说明了胡风在心理上感受到的压力之巨，也说明了他反抗这种压力的意志的强烈与坚韧。在这种意义上，胡风的狱中诗歌可以看做是面对自己的写作，其作用主要是对自己的：即在不断的磨炼中对自己的坚守，使自己在孤独之中不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立场。因为狱中环境的恶劣，诗人为了记忆方便不得不采用自己并不崇奉的表达形式，这使得胡风狱中诗作中不少诗显得直白浅露，尤其是《怀春曲》中的不少诗，更是如此，其文学价值不应夸大，但即使是这些直白浅露的诗歌，也显示出作为战士与诗人的胡风的独立的精神面貌，它们并不缺少成为“诗”的诗质，只是因为表达的急迫感使得它们没有经过更严格的诗艺的锤炼与淘洗，更何况《怀春室杂诗》、《怀春室感怀》与《流囚答赠》中不少诗忧愤深广，诗艺也颇为成熟，即使置于最严格的批评眼光底下，也自有其卓越的一面。李辉曾经将郭沫若晚年的旧体诗与胡风、聂绀弩的旧体诗进行比较，他发现，在前者那里：“在诗的苍白无力的背后，应该有更为内在的决定性因素——精神。……作品所缺乏的并不是形式的新鲜感、或者语言与节奏，恰恰是精神的活力。而在我有限的了解中，他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种精神的消失，至少，他没有为精神的消失而苦恼。”李辉由之引申出的判断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即使在旧体诗这样的一种旧体裁中，一个作者只要仍然保持着思想的流动和生活的感应，他同样能在有限的天地里展示着精神的活力。”在胡风与聂绀弩那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陷入逆境，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勇气，更没有放弃思想的权利。他们以不同处世方式和性格，继续着生命的发展。这样，他们的旧体诗，以及创作过程本身，都充分表现出他们这种类型文人的坚韧、执着与真挚。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却实现了精神的自由，这便决定了他们的旧体诗，总是洋溢着精神活力。读他们的诗作，能感受到他们人格的力量和情感真挚。他们不是在营造文字，而是在拥抱生命。它们是生命本身。”〔6〕这可以看做对胡风的狱中诗作之诗质的一个准确的揭示。正是这种精神，显现出诗人胡风的风骨，将之置于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下，更能看出现实战斗精神在特殊时代、特定环境之下的延伸与变异。
在这些旧诗之外，胡风在失去自由的时间里，也留下了部分颇值一读的文稿，尤其是1965年致梅志的一封信，其中含有丰富的思想，显示出在狱中他的思想的发展的一面。下文也将重点讨论。
一、狱中诗篇中的两种声音及其内在矛盾
狱中的胡风，笼罩在一种悲愤的感情之中，这在下面几首诗中有充分的表现：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
竟到周年受谪时，沉冤不白命如丝；
惯从一面窥全面，忍见红旗变黑旗；
发肤已焦犹烤火？舌唇尽裂怎吟诗？
成千手印兼签字，只为循真脱黑衣。
一九五六年秋某夜
又是囚房入夜时，月光如水亦如丝；
梦中恍惚儿颜泪，墙外飞扬帅手旗；
宁向童年哀故友，不将孤烬铸新诗，
只因错把真言发，锁在囚房着黑衣。
一九五六年冬某日
不堪一错各分时，友谊伤残似断丝；
狱室几间关闯将，文场一片树降旗；
东逢死叶西逢茨，拔掉鲜花葬掉诗，
极目两间休荷戟，铁窗重锁失戎衣。
仔细阅读胡风的这几首诗，可以发现胡风的悲愤的几个层面：首先是因为自己而导致对朋友的牵连的“友谊伤残”的悲愤；其次，因为整个冤案的发生导致现实战斗精神的衰落，整个文坛一片荒凉，笼罩在一种向庸俗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投降的气氛之中；再次才是对自己被剥夺了“战士”身份的悲愤；最后，自己之所以“锁在囚房着黑衣”，完全是因为“循真”、发“真言”的结果。诗中的悲愤不可谓不深广，而“发肤已焦犹烤火？舌唇尽裂怎吟诗？”更显示出创痛之巨。这也是胡风在狱中最基本的心态。但在悲愤的感情之下，他的诗作里仍体现出复杂的心态与分裂的意象。例如现在能看到的其狱中诗作中最早的一首《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
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这首诗在胡风的狱中写作中显然也最引起研究者的注目，例如何言宏就指出“对于探讨其牢狱心态这首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型意义”〔7〕。这种复杂性说明胡风的悲愤之所以深广，不仅是因为外在的灾难，在其精神内部也有着深刻的原因。
胡风狱中心态的复杂性使得其主体结构中固有的角色感的分裂、冲突与紧张的一面鲜明地呈现出来。在胡风的狱中诗作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在对自己和亲友的表白中不断地确证自己，另一种则在确证之外又不断地向权势者提出怀疑、质问，同时诉说自己对党忠诚的心曲。这反映了胡风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战士”双重身份认同中的内在矛盾，也是一直困扰胡风的问题：启蒙传统本身要求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但革命战士的身份认同又促使胡风自己认同于集体大业，表达对集体的忠顺。这是胡风狱中诗篇中刺目的矛盾，也构成了中国潜在写作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典型标志。例如，从文本层面看，《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这首诗中的意象分裂与感情的复杂性，其实来自于这首诗作中隐含着的两种声音的交织：一种是在内心中对自己的独白，另一种则是在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的表白、申诉与抗辩。例如《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这首诗已经典型地体现出两种声音与两种感情的冲突：作为写实抒怀的声音概括了自己心情的流程，难以置信、奇冤难平、孤独萧索的愤激悲苦的心情，但因为对“圣旗”满怀感情，愤激之后又马上因为“倾家”、“负党”而感觉到惭愧，最后是满怀失望，俯首无言；另一种声音则对不在场的权势者提出了严重的质问：“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在题为《一九五六年春某日》的几首诗中，感情形态也大半类似于此，在突然之间出现一种感情的强烈转折，前面的表白抒写了为理想与共同事业的忠诚奋战：“为射骄阳曾铸剑，因攻纸虎又摇旗”、“斫地曾挥三尺剑，开天初颂五星旗”、“曾经沧海曾经火，只为香花只为诗”，后面马上转折到对现实际遇的悲愤：多少年的“心花”“心香”“痴情”付之东流，自己身在囚室，仿佛处身噩梦，几首诗最后一句都是“春光荡漾上囚衣”，将“春光”与“囚衣”并列，对其处境与心态的矛盾作了一个意象化的定格。类似的两种声音的冲突贯穿了胡风狱中诗篇的绝大部分。
这些诗作中的不在场的权威的形象都颇值得琢磨。鉴于胡风冤案的特殊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自然是旗帜的意象。可以看出胡风的心目中有两种旗帜，一种是“圣旗”、“红旗”，另一种则是“纸旗”、“黑旗”，在他心中，前一种“旗”与后一种“旗”断然有别，绝对不可混为一谈。所以，他一方面以孤臣孽子自比，将自己的被囚比做古代的受谪，不断表达自己对“圣旗”的忠诚，《怀春室杂诗》中不断出现的“开天初颂五星旗”（《一九五六年春某日》其二）、“牢里无花献大旗”（《一九五六年五一节》其三）、“屡梦晨昏屋上旗”（《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都是在对“圣旗”倾诉自己的衷情；在另一方面则不断对后者进行抗辩与批判：“忍见红旗变黑旗”（《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其八）、“文场一片树降旗”（《一九五六年冬某日》）、“莫向文场讨纸旗”（《一九五七年春某日》），愤慨于“圣旗”被篡夺与变质。这样，胡风在潜在写作中一再表现的忠诚就可以看做是对自己观念中的理想——“圣旗”的忠诚，这种忠诚不是对一家一姓的忠诚，也不是对一党一派的忠诚，而是对自己投身的整个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忠诚。不过，虽然在胡风的观念之中，“圣旗”与“纸旗”之间的界限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却难以得到准确的划界，这种在胡风观念之中不成为矛盾的感情——对“圣旗”的忠诚与对纸旗的“批判”，一落到实处却构成一种触目的矛盾。因为，理想之中的“圣旗”与其现实体现者总是不完全一致的，理想中的圣旗一落入实际的政治权力斗争中甚至总是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