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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之中的“圣旗”与其现实体现者总是不完全一致的，理想中的圣旗一落入实际的政治权力斗争中甚至总是变为“纸旗”。对此，胡风在观念中却没有作出清楚的划界，从而为他的思维与批判设置了一个固有的界限。而胡风对现实势力的批判依据其观念中的“圣旗”与“纸旗”来划界，忽略了现实之中这二者的相通之处，也导致了其思维与社会身份认同的混乱。
胡风的所有痛苦与内在矛盾由之而来。他坚决认为自己与最高领导一致，对之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实际上无形中导致了将理想中的“圣旗”与其现实体现者的混淆。因为这个原因，胡风狱中诗篇中对冤案的反思就只至于宗派势力的迫害，而始终没有反思到其制度层面与社会历史根源。对最高领导的信仰使得胡风的现实处境出现了一个莫大的矛盾，何言宏这样描述这种矛盾：“身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这样一种雅各宾党人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特殊的政治处境（牢狱），使得胡风对其政治身份的认同变得尤为紧迫，他不仅在自身的身份结构之中突现出自己的政治身份，而且要努力将其置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之中，这样，便产生一个相当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当局将其坚决地视为‘反党’和‘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胡风却拒不‘服罪’。”何言宏进而从身份认同方面分析了胡风这种心理出现的原因，他指出：“胡风不仅在实际上具有‘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且在内心深处对此也有固执的自我认同。”在胡风这里，“一旦出现与‘革命者’相反的身份认同（即‘反革命’），那他所背叛的，就不光是党和党的领袖，而且还有其自己数十年的奋斗与追求，这在理想主义者胡风，显然是不会出现而且也是无法容忍的”〔8〕。不过对于胡风来说，这种身份的被强制剥夺，在内心虽然无法容忍，但现实中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力量消除自我认同与外界强力的矛盾。所以，他针对外界不在场的“对象”的表白与抗辩就越来越强烈。
对于被幽禁的胡风来说，虽然独居囚室，现实中不在场的交流对象在他的心灵中却始终存在，制约着他的思维与心绪。这外界的“对象”当然不限于政治权威——所以他的诗作中除了对“圣旗”的复杂心态与对冤案制造者的质疑外，还不断出现对亲友的怀恋、歉意与痛悔：“累汝孤零依老祖，可怜白发补童衣”（对子女），“万事负卿呼负负，剩余苦恋对牛衣”、“何期累汝成囚首，从此低眉只浣衣”（对妻子）（以上见《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其二、其五、其六），“赢得交情皆铸错，仅余遗憾不成诗”（对朋友）（见《一九五六年五一节》）……在胡风狱中诗作中占最大比重的《怀春曲》，其中的《百花赞》就可以看做是在隔离环境之中与亲友在想像中的交流——但不在场的政治权威始终是他需要面对的最大的无所不在的“对象”，也是他心中无法解开的“纽结”。他的整个创作不断出现的表白、交流与抗辩的声音就可以看做企图与这个“对象”对话、以解开这个纽结的努力。但这种对话始终是虚拟的，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所以，胡风始终摆不脱外界权威的阴影，后者的不在场更使得其力量无所不在，在他的心目中构成巨大的压力，从而最终导致了他的神经错乱：在幻听中，他仍然在进行那种不可能的对话与申辩。这颇类似于屈原在《离骚》之中的因忠信见嫉，但仍痴心不改、一再表白的心态。
这显示了中国的潜在写作中一种非常普遍而典型的心态。陈思和先生站在文学史立场上这样分析胡风牢狱心态的复杂性：“胡风为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而受难，进而也是为了捍卫五四以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战斗传统而受难，表现出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胡风冤案尖锐反映了五十年代两种文化规范、两种文学传统之间的冲突，而冲突的一方来自当时的政治权威。可是胡风在这场冲突的全过程中始终回避这一点，而宁可将冲突严重性质降低到文艺界的宗派之争。”陈思和在此处实际上是将胡风作为中国“潜在写作”的一种基本形态的典型个案来分析的，这种形态就是“一部分作家因为文化美学领域的自觉卫道而构成了与现实相对抗以后，仍然回避了现实政治层面上的对抗。在一批批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受难者当中，自然有真正的殉道者，他们所殉的道，都是属于知识分子学术传统进而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范围的‘道’，而同时与现实权力与社会体制却形成相当微妙的关系”〔9〕。胡风的悲剧正在于他的现实战斗精神与现实政治力量的合流。
不过也应该看到，陷身危难之后，胡风似乎也有从政治斗争的是非场中抽身而退的意思，如“学剑不成当学稼，铁衣脱却换牛衣”（《一九五六年冬某日》其二）、“避贵相如宁卖酒，让才李白不题诗；明朝还我归真路，一顶芒冠一布衣”（《一九五七年春某日》），但是政治斗争如火如荼的大时代已经决没有可能满足他这种善良而渺小的愿望。同时，从另一方面看，胡风的狱中诗作前十年与后十年情绪上有很大区别。前十年仍然“泪眼朦胧望圣旗”，后十年却“痴情已醒”。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对外界势力已不抱太大希望，而是相信自己的冤案总有按照实际解决的一天，这时候的自信，是对真理的自信。这在《流囚答赠》一辑似很明显。从这方面看，他似对庙堂意识有了一定的清醒，所以写下了这样诗句：“太息书生无史识，几曾读懂党人碑？”（《次原韵戏报阿度兄·二》）
二、剥离现实纠葛之后精神立场上的统一性
从与现实权力和社会体制的关系来看，胡风的心态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胡风对“宗派势力”、“教条主义”、“文侩”的批判，则表现出其精神立场的一贯性。在对宗派势力和文官阶层进行批判时，胡风向来不遗余力。研究者认为，在这些诗作中，“‘现实’的面目已经是昭然若揭，‘文官’的嘴脸也遭到了有力的刻画和无情的讽刺”，“在表达其对‘文官’的厌恶的同时，无疑也对这些‘文官’的‘入仕’方式实际上也即政治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了质疑”。尤其在《除虫菊赞》这组诗中，“胡风以集中的火力进行了自己的‘射击’”，除“对‘文场’以及混迹其中的‘文官’的鞭挞之外，还对后者的‘虚假’、‘平庸’、‘虚无’、‘荒唐’、‘空虚’与‘逢迎’等作了漫画式的有力嘲讽：‘屠场谈画意，赌桌讲文心’、‘过关抄社论，报帐置官书。吃菜能务实，喝汤会务虚’、‘拍马他皆敌，吹牛我即王。牙膏都拌醋，脚水也加糖’、‘未读先称快，将谈已赞成’……这些类似打油的诗句无疑活画出了‘文官’们的灵魂与嘴脸”〔10〕。就胡风对文官阶层面目的刻画来说，这里的概括与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我们的思考需要从这里再深入一层。应该看到，胡风在这里并不是泄私愤，如果将其与他早年的文学评论及通信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其中显示出的他的精神立场的统一性。他的射击，不仅是直接针对宗派势力，而且直接揭示了双方在精神立场上的“真”与“伪”的区别。在最主要的着眼点上，他着重批判的是标志着其对象在精神立场上的“假”、“伪”的“做戏”与“媚态”的一面。如《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中的下面三首：
一
竟挟万言流万里，敢擎孤胆守孤城。
愚忠不怕迎刀笑，臣犯何妨带铐行。
假理既然装有理，真情岂肯学无情？
花临破晓由衷放，月到宵残分外明。
九
不到黄河不畅怀，终知假往始真来。
难堪士路空文苑，莫奈官场大戏台。
夺理有条挥巨棒，装情无泪奠三杯。
韩康药店今何在？屡将招牌倒又开。
十
何堪不假还无信，岂可无私又不公。
装雅文官胡盖印，吃荤和尚乱敲钟。
骄声刽子凶挥手，媚态奴才怕挺胸。
害理何堪伸正气，伤情岂可整歪风。
在这里，胡风将自己的“愚忠”归结为“真情岂肯学无情”的流露，同时直接批判“文官”阶层精神立场上的虚伪与凶残：一方面是“假理”“装有理”，另一方面则是“夺理有条挥巨棒”。不过胡风自己将之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戏而已，所以才会出现“不义方能称义士，无文更会做文官”、“不耐辛劳当惯贼，无能思想做文官”的现象。他认为所有的这些表现只不过是“官场大戏台”上的惯技，这里他直接用了鲁迅杂文中的典故，“大戏台者”，是在直接讽刺没有精神立场的“做戏的虚无党”。在这一点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胡风直接剥去了他们的假面：他们声称“不假”实则“无信”，标榜“无私”却又“不公”，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官场大戏台上“伤情”“害理”的“装雅文官”、“吃荤和尚”、“骄声刽子”与“媚态奴才”而已，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与精神立场。胡风称自己是在用诗写杂文，就这几首诗来看，确实有鲁迅杂文画取典型、“从麒麟皮下揭出马脚”来的批判风骨。对于胡风来说，在激烈的批判之后他仍然有自己的信念在这里，不过这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对现实势力的相信，而是相信“假”终于会受不了时间的考验，而“真”终会到来，不但自己陷身的冤案终会真相大白，而且求真的风骨终会留于天地之间。
这里所说的“真”，既不是指现实主义真理所声称的“真实性”，也不是可以当作大棒“横扫千军”的“客观真理”，这里的“真”指的是主体心灵上的“真”，即他在上文所说过的“意实”与“情真”——即对于自己所宣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还是追随潮流，“惟顺大势而发声”。在这一点上，胡风与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表达的精神立场，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真正的主体性的树立，需与自己的本心经过摩擦，而非凭借外来权威或仅随大势而发声。对于鲁迅的这一精神立场，张新颖吸取木山英雄与伊藤虎丸的意见，对之作了一个集中的阐发〔11〕。他认为，鲁迅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动种性”〔12〕“这一思想的理路和架构中继承了核心的精神，即以个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根本要务，而要完成此种确立，则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词，是完全不足恃的。他早期的论文之一《破恶声论》（一九○八年），就像章太炎一样对引进的、流行的‘恶声’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指斥，而与此相对，则标举出根植于个体之中的‘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置于全篇之首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一句，显明地揭示出鲁迅思想关注的重心：‘本根’。而这民族、国家的‘本根’，实系于个人的‘本根’，所以接下来就说：‘吾未绝大翼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关其内曜。内曜者，破晦暗者也；心声者，离诈伪者也。’”〔13〕在下文，张新颖特别引用伊藤虎丸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这句话的阐述，进一步说明鲁迅的这种精神立场。伊藤虎丸认为：“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惟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14〕鲁迅后来屡屡批判的“正人君子”、“做戏的虚无党”，他潜意识中出现的“无物之阵”，也显示出这一思路的延续性。
可以看出，在世纪初写作《破恶声论》时的鲁迅，与在20世纪50—70年代系身牢狱的胡风，面对与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也作出了基本相同的选择，从这里，很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与知识分子精神立场上的连续性。如果说有一个鲁迅的精神传统的话，这一点应该是鲁迅传统的重要内容。在另一方面，胡风所面对的文官集团及其主宰下的“文场”，他主要的批判者与敌人，其精神立场与鲁迅所批判的“伪士”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是与其“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