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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也用力不少,帮助弟弟润色文字,并为有的译本作序。这里值得纪念的是,1909年两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在东京正式出版。小说收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德来夫,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英国淮尔特,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人的作品。该书译笔已显出两人的才气,虽然文风不同,业余时间的爱好也有差距,但至少在这次合作中,可看出彼此情投意合的一面。许多年间的兄弟友情,差不多都留在了这两本译著中。那无数个不眠之夜,那些寂寞而紧张的时光,在这两册书中变成了永恒。《域外小说集》销路并不好,但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殊可纪念之事。此书出版不久,日本东京的一家杂志《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敏感的日本人,是一下子就看到了其中的特点的。11年后,当此书重新印刷时,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了篇序言。把那时的用意,很真诚地描绘出来: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13]
这样的文字,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动不已。中国的“五四”先驱们,是没有个人的唯美目的的,那时的大量译介,无非传达被压迫者苦痛的声音,把人间充满爱与恨的真而纯的呼声,传递出来,以使铁屋中的人猛醒。这样艰苦的劳作,比起周氏兄弟的上一代人,确实更具有悲壮的色彩,而其价值就更不言自明了。
读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以及有关读书情况的文字,觉得很是有趣。我想,至少是心理学家,对二人的价值选择与个性特点,会更有兴致的。他们的思想那时在许多方面是接近的,但读书的偏爱,已流露出诸多不同。鲁迅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德国的诗化哲学家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则过于驳杂,既钟情于希腊文化,又对性心理学爱不释手。他还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投去不少关注的目光。鲁迅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裴多菲、尼采的诗文时,很激动。那里所流出的反抗之音和个性精神,过去在中国古文化中是少见的。他把这些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周作人虽也看重个性主义文学,但对他而言,更主要的,大概还是那些富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籍,它们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审美口味。那时的尼采思想,已传入日本了,且在学界轰动不小。鲁迅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但周作人只是一般性的了解,不像其兄那么投入。但在倡明个人和人道感上,却十分一致。周作人十分迷恋各类的文学书籍,凡可启迪心性、有知识性的东西,均来者不拒,热情也高涨。他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很痴情地描述过那时读书的情形,其杂家的风采已露出来了。关于兄弟二人读书兴趣的异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分析得颇为中肯: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政府主义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赞颂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与尼采(鲁迅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契开迦尔”)等同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先觉善斗之士”,他说:“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承认“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
周作人则更醉心于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纪行》(载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24号)。他发表在《天义报》上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里的许多材料。这样,周作人就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列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最先举出的就是“旧公爵而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24期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从互助进化的观点出发,鼓吹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中国信徒就公开宣扬:“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社会。这种主张“社会协爱”,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从不提及施蒂纳,并且表示“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周作人不满的可能不只是“格调与文章”,尼采(以及与他类似的施蒂纳)思想中对于个人主观意志的极端强调,“刚愎主己”,不惜“偏于一极”,这当然不合“庶得中庸”的周作人的胃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说:“明哲之士(按,当时指尼采、施蒂纳等人)……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与这一论断相反,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所反复强调的,正是人的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协调”、全面发展,所谓“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适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毫无偏执的、匀和的生存方式。这与克鲁泡特金的“协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先声。[14]
可以说,鲁迅接受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后,思路后来尽管有所变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蕴于其中的;周作人对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偏爱,最终导致了他一生学者式的情感方式。这是早期记忆对人生之路影响的结果。但之所以价值选择略有区别,心性的差异,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的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例如对尼采,鲁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他在早期论文中,一再提及此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都谈到尼采个性的文化价值。在鲁迅看来,尼采的思想是人类从苦难中摆脱困惑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人们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类自己内在的潜能,即自由意志。尼采式的超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剂强心的药,那种蔑视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圣、亵渎一切神灵的勇气,恰恰是中国所一向缺少的。鲁迅从这位诗人狂飙突进的艺术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并不清晰的精神画图。那翻江倒海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锐力,生命的深层内省,对人有着怎样的亲情!鲁迅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否定传统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文艺活动中。应当说,鲁迅对尼采的接受是独特的。按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当时日本人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日本学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站在亚洲人的角度,站在被压迫者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