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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周作人在归国探亲的鲁迅带领下，前往日本，也开始了留学生涯。那时鲁迅已退学回到东京，所以周氏兄弟一直住在一起。因为有哥哥帮助，周作人诸事较顺，既不担心购物之累，又不必为社交所烦。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鲁迅均为他安排好了。所以，此番出国，周作人心情颇好，对日本的感受很带有孩子般的天真气。例如，日本人的温文尔雅，有礼节的生活秩序，均让他怀有好感。他对东洋人的衣食住行充满兴趣，“一是由于个人的性格，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10］就性格而言，他喜欢宁静与文气，这一点与日本人的某些习性相合，所以一来东洋便如进故土般，平添了不少快乐。另外一方面，确如他所说，日本的建筑、服饰等人文情调，是与古中国文化有联系的，这些也使他恍如梦中，似曾相见。很奇怪，鲁迅在文章中很少提及这一点，而周作人即便是到晚年，对此依然念念不忘。他后来回忆道：
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发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我那时对于日本的看法，或者很有点宿命观的色彩也说不定。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我最喜欢的是永井荷风的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说过的一节话，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旧话了，但是我还要引用了来，说明我的一点意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里长’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他的话或者也有过于消极悲观的地方，但是在本篇的末尾这样说，觉得很有道理的：
“日本之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都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但是日本的气候与天象与草木，和为黑潮的水流所浸的火山质的岛屿存在的时候，初夏晚秋的夕阳亦将永远如猩猩绯的深红，中秋月夜的山水将永远如蓝靛的青，落在茶花与红梅上的春雪也将永远如友禅印花绸的绚烂。如不把妇女的头发用了烙铁烫得更加卷缩了，恐怕也将永远夸称水梳头发之美吧。然则浮世绘者，将永远对于生在这太平洋上岛屿的日本人，在感情方面传达亲密的私语。浮世绘的生命，实与日本的风土，永劫存在，盖无可疑。而其杰出的制品，今乃悉不在日本了。岂不悲哉！”
这是著者论《浮世绘》的几节话，但是这里我引用了来，却也觉得是恰好。我那时喜欢这“东洋”的环境，所以愉快的过了留学时期，不过这梦幻的环境却也到时候打破了，那便在我关闭了“日本研究”的小店的门，正式发表在《日本管窥之四》里边，已经是在芦沟桥的前夕了，关于日本的衣食住的结论，我还是没有什么修正，但是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性，不大好对付，这是我从前看错了的。［11］
周作人是爱日本的，他差不多一开始就认同了那里的某些文化氛围。不像其兄那样，有一种文化对比下的民族自尊感。这并不是说周作人一开始便丧失了民族心，不是这样，他脑子里满载的并不是排满兴汉之类的东西。他似乎是带着一种求知自娱的心情，徜徉于异国文化之中的。初到日本，一切均觉新鲜，他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一切，和鲁迅一起，过着一种完全是日本式的生活。日本的好处，在于使人看到了人的天然的一面。例如，女子的赤足，走起路来健美的神态，就比缠足的中国女人潇洒、自然，有种美感蕴于其中。再如吃食方面，日本偏于冷食，比中国人的热食要难以下咽。但多用冷食，在周作人看来，也多有益处，至少可使人养成耐苦的精神。中国的文明，恰如熟透了的食品，已难见新鲜之感了。而日本人多食冷食，此性情在许多人看来，与其鲜活的个性亦有关系。总之日本的生活方式，是艺术化与天然化的，有许多中原文明没有的东西。虚心的周作人，一开始就浸于其中，不怀有偏见，这是他天然的习性使然。
诚如他所说，自己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不是像鲁迅那样，出于一种生命本体的需求和民族感的需要。他与日本的男男女女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止于一种礼仪上的，不似鲁迅那种精神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周作人似乎就坐于木板房前，品茶读书，书香暗来，有不尽的爱意从中涌出。他似乎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痛苦的东西，回忆成了一种自娱，在那温和的谈吐中，他把文化交汇过程的审美快慰，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件，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痛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仰头遥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多少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是确实的。
自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周作人除了读书学习外，更主要是听命于哥哥，或说受鲁迅思路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们都译过国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并不系统。那多是受了林纾的影响，文字也古奥。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发了编辑杂志的欲望。按周作人的解释，办杂志以倡导文学，是受了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影响，一时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精神自救的路。梁启超那时名气很大，他于1903年创办的《新小说》，多载有爱国兴邦的章回小说，还带有域外翻译作品，风靡一时，尤其对青年人感召力很强。梁启超曾著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以小说寓教，感染世风，使国人从昏暗中自省。应当说，把社会启蒙从空洞的叫喊落于实地，且又和中国读书人的喜阅小说杂记一类联在一起，对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文艺转移性情，改造世界，是个重要途径。鲁迅弃医从文，虽有上面谈到的原因，但我想，艺术与哲学对他的引力，或许更大。文学事业一下子把他吸引过去，其中心里多年养成的爱好也是起到潜在作用的。一般青年爱好写作，钻研于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办一个杂志，就非有气魄不行了。这也可以想见，青年鲁迅的信心是很足的。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太妙，办一份杂志，对于穷学生而言，谈何容易！这份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周作人写道：
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12］
这不能算什么打击，此后两人把精力都转移到翻译上去，成就便显示出来了。
说起翻译，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占着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坦率说，翻译是件苦役，远比创作影响弱小。但两人偏偏对译介发生兴趣，且忠贞不渝，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二周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从译介外国作品过程中，启发自我，开导世人，在他们看来，是双收获。那时的中国，第一要务乃精神启蒙，启蒙的工具，只能来自异邦。但为什么不先选择哲学、社会学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小说呢？想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吧？鲁迅与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的性，所选择的作家，大多为弱小的落后民族，很少趋时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这种价值选择的尺度，可见出他们那时的心态，大约是希望从相同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种文化的互证。这是很不轻松的工作，两人译得很苦，周作人有时倦怠偷懒，便遭致兄长的训斥，不敢有松懈之心。周作人是喜爱有情调的艺术作品的，但鲁迅却很注重精神性的东西。他领着弟弟译书，不太受日文译界的影响，学了德文，又不去啃显学著作，例如歌德的作品集，而是通过德文，了解东欧弱小民族的世界。周作人深深感到了哥哥的选择，他的主观性很浓，他已有了较坚定的主张，世风怎样吹，与他均无影响。其时，日本的改革可说是见成效了，文学也有成就，可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有些好感外，对日本文学，几无兴趣。这种态度，与弟弟显然是有别的。他们最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然周作人的译文占一多半，但从篇目的选择上看，显然受到鲁迅的支配。从异国的精神之海取来有益的养分，旨在疗救国人的饥苦，这确乎是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才会有的人间情怀。林纾当年的翻译，曾影响过几代人，但其价值起点，并不像鲁迅那样高，倘若翻阅先生那时的译文，你是不能不为其苦苦的追求而深受感动的。
鲁迅那时是很喜欢科幻小说的，所以他最初选择的翻译对象，还有科幻作品。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他最初的译作。这些充满幻想的小说，与鲁迅求学时的爱好正好相吻合。他觉得中国一向缺乏科学精神，也没有以科学为内容的艺术，科幻小说的出现，对中国人无疑是新鲜的事物。它不仅可增长知识，激发想像，对国民性情的陶冶也多有益处。周作人的翻译，与鲁迅多有不同，对科幻作品远不及鲁迅那么热心。他选择了英国的哈葛德、安特路朗，俄国的托尔斯泰，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摩耳等人为对象，对这些人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较认真的译介。这其中，鲁迅也用力不少，帮助弟弟润色文字，并为有的译本作序。这里值得纪念的是，1909年两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