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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收入其《文学回忆录》，（台北）远景出版社1983年〕一文中，曾谈道：“龙瑛宗先生常常嘲弄我的一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幼稚与昧于知悉台湾社会转变的悲惨历史，强调惟有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写实主义文学才是殖民地统治下的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我心至今仍觉得惭愧的是，这时候我心血来潮撰写一篇驳斥写实主义的散文寄到《兴南新闻》去，幸获刊登。”“我这篇短文等于向民族主义新文学运动的庙堂投下了一枚小小的炸弹。”近年间接受访问时，叶石涛又出尔反尔，修改自己的历史劣迹，否认《给世外民的公开书》是他的文章，表示当初乃西川满借他之名发表。参见《“粪写实主义事件”解密——访叶石涛先生谈〈给世氏的公开信〉》，《文学台湾》第42期，第22—36页。
早在5月7日的日记里，吕赫若就曾表示：“西川满总归无法以文学实力服人，才会想用那种恶劣手段陷人入其奸计也。文学阴谋活动家也。”引自《吕赫若日记（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译本》，钟瑞芳译，（台南）“台湾国家文学馆”2004年12月，第339页。叶石涛的污蔑文章发表的当日，吕赫若又在日记中写道：“今早的《兴南新闻》学艺版上，有个叫叶石涛的，断言本岛人作家无皇民意识，举张氏和我为例立说。立论、头脑庸俗，不值一提。气他做人身攻击。中午在荣町的杉田书店和金关博士、杨云萍碰面，一同在‘太平洋’喝茶。谈及叶石涛的事，有人说出他是西川满的走狗，一座愕然。”同②，第344页。
5月24日，在《兴南新闻》“学艺栏”上，吴新荣发表《好文章·坏文章》，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口吻，曲笔嘲讽了西川满与叶石涛的谬论；署名“台南云岭”的短文《寄语批评家》，则是投枪匕首，直逼西川满：“把现实主义冠以‘狗屎’，暗示自己的作品才是真文学，真不愧是一个度量狭小的人。”
一意孤行的西川满又接着在《文艺台湾》六月号上发表《文艺时评》，还是围绕“粪便现实主义”做文章，并对台湾文学提出质疑：那种“吊儿郎当的、不平不满的、毫无气力的、毫无节操的文学中，怎么能树立作为日本文学的一环、光辉的皇民文学？”
面对这种论争的阵势，杨逵以“伊东亮”的笔名，在1943年7月31日的《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全面驳斥西川满的谬论，掀起论战的高潮，杨逵也由此成为“粪便现实主义”的最佳代言人。在这之前，西川满以“皇民意识”与“日本传统”双重缺乏的论调来攻击台湾文学，世外民、吴新荣等台湾作家也多是针锋相对，在相应的层面上进行回应。而到了杨逵的发言，其回应方式发生了变化。西川满以排斥“粪便现实主义”，来批判打压台湾的现实主义；杨逵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拥护粪便现实主义”，来反讽西川满的观点，维护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这种回应方式不仅深刻而有力，而且独树一帜。
《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粪便的功用；二、浪漫主义；三、现实主义。杨逵高屋建瓴地阐释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露了西川满打压和践踏台湾新文学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维护了台湾新文学的品格和尊严。杨逵的这篇文章，在台湾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当时惟一的具有如此深度和力度的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内涵的理论阐释文章。
杨逵的文章，首先列举鲜活生动的事例，用朴素的生活真理来证明“粪便”的功用：没有粪便，稻子就不会结穗，蔬菜也无法生长。随即笔锋一转：“这就是现实主义。是真正的粪便现实主义。粪便可不是浪漫的。”杨逵：《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1943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0页。然而施肥以后，那闪着光泽的蔬菜，欣欣向荣的植物，却充满浪漫风情。接着，杨逵针对西川满的谬论，引证台湾文坛上某些日籍作家的写实文学现象；他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批驳：
其一，直面西川满之流对“粪便现实主义”的污蔑和攻击，杨逵戳穿了他们旨在抹煞台湾新文学写实精神的实质，并指出这种遮蔽现实的自欺欺人的做法，难免会成为海市蜃楼和沙土阁楼那样的东西。杨逵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川等人则是一开始就用盖子盖住腐臭的东西，看都不看。结果是别开脸、捂住鼻子，不看真实，不看现实。可是现实就是现实。
就算别过脸不看，捂住鼻子不闻，现实还是以现实的形态存在。他们遮住的，不是存在的现实，只是他们自己的眼睛、鼻子罢了。杨逵：《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1943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1页。
其二，针对西川满标举浪漫主义来排斥“粪便现实主义”的做法，杨逵在批判其狭隘而荒谬的浪漫主义之后，科学地阐释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正确关系。杨逵如是说：
真正的浪漫主义必须从现实出发，对现实抱着希望，遇到恶臭就除去恶臭，碰到黑暗就多少给它一点儿光明。对于人人别开脸，人人捂着鼻子躲开的粪便，必须看出它的肥料价值，看到它让稻米结穗、让蔬菜肥大的功效。必须把希望寄托在粪便上，喜爱它，活用它。同①。
只有立足在现实主义上，这种浪漫主义才会开花结果。如果说不排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就无法存在，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荒谬极了。那是舍飞机不坐而坐觔斗云，那是痴人说梦。那只不过是和妈祖的恋爱故事而已。杨逵：《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1943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2页。
其三，针对西川满指责本岛作家拼命描写虐待继子或家族纷争的谬论，杨逵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大多数的本岛人作家就算是描写这样的黑暗面，也有心想从这里再往前跨出一步；如果故意忽视他们的这种意志，就不得不说那是令人不齿的‘曲解’了。”“要看他们在这种现实之上，是如何努力奋斗，如何发挥有建设性的意志。这才是问题所在。”同①，第125页。
其实，杨逵对西川满阵营的回应不止于此，他还创作了极短篇《插秧比赛》，来继续自己的批评，或许是因为当时“皇民化运动”的高压氛围，作品未能公开发表。这篇小小说以生动的寓言故事，透过作品中刘、田两位老师的形象，影射曾以“刘密”为笔名的西川满和姓氏中的有“田”字的滨田隼雄，讽刺他们虽然以“皇民化文学”的领导自居，却不知道结出美丽的稻穗必须要有肥料，粘满粪便的泥巴尽管臭味四溢，却是不可缺少的养分来源。在杨逵笔下，刘、田二位要去担任领导群众的工作，他们坐在舒适的二等车厢里讨论着：用什么称呼农人比较好？“各位岛民”、“各位国民”、“各位皇民”？基于文学价值的考量，决定采用刘老师所说的“各位皇民”。到了乡下，农人们正在插秧比赛。刘、田两位老师先后喊：“各位皇民”！农人们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只是埋头插秧；水牛却扬起尾巴，把老师们的衣服和农人的脸上都溅上了臭泥巴，可农人们还是头也不抬地干活。接下来，杨逵分别描写了刘、田两位老师的反应：
“一群没有皇民意识的家伙！”
在回程的二等车厢里，刘老师很介意沾满泥巴的衣服上的恶臭，怒气冲冲。
——好了，好了，如果我们不是光嘴巴上说增产，而是有沾满淤泥的决心，一头跳进去帮忙，即使笨手笨脚，成为笑柄，至少他们也会说声谢谢呀。因为听说农人是很现实的呢。
田老师这么劝慰着，刘老师就摇头说：
——不行，我是弄文学的，我可不敢领教粪便现实主义。杨逵：《插秧比赛》，未发表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04页。
如果说，《拥护粪便现实主义》是杨逵以文艺批评为武器，来参与论战，驳斥西川满之流的险恶用心和荒谬理论；《插秧比赛》则是意犹未尽的杨逵采用极短篇的创作方式，用文学快笔为西川满、滨田隼雄之类人物画像，让其以文学奉公者自居的心态和嘴脸昭然若揭。
1943年发生的这场“粪便现实主义”论争，并不单纯起源于西川满、滨田隼雄因“台湾文学赏”而引发的个人恩怨，也非叶石涛“不由自主地”“心血来潮地”为西川满阵营鼓吹辩护的偶然举动；从他们对台湾文坛“粪便现实主义”的发难与攻讦，到论战结束时西川满即在《文艺台湾》上推出陈火泉的《道》，为“皇民文学”树立样板，可见西川满之流争夺话语霸权，让文学服膺“皇民化运动”的御用动机与心态。正因如此，原来不在暴风圈内的杨逵、吴新荣、邱永汉等人才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与西川满之流展开激烈论辩，反对西川满打压台湾文学、收编台湾作家的阴谋。这场“粪便现实主义”论战不同寻常的意义，正如曾健民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这场论争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流派之间的论争，而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一部分的皇民文学势力对不妥协于体制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攻击；而大部分的台湾作家也并未妥协，奋起驳斥，高声喊出拥护台湾的现实主义，予以反击。曾健民：《评介“狗屎现实主义”》，《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0页。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四、文学论争之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在“二二八事件”之后的高压氛围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无异于一种奇迹，它特别体现了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顽强生命力。
《新生报》“桥”副刊创办于1947年8月1日，由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文学青年歌雷（史习枚）担任主编。1947年11月，“桥”副刊不顾当时七家报纸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多位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危险，勇敢致力于劫后重生的台湾文学重建运动。其宗旨在于：为“二二八事件”之后严重的省籍矛盾，提供一个省内外作家沟通的桥梁。这次讨论收获了前后约二十七人的四十余篇文章。从大陆作家歌雷、骆驼英（罗铁鹰）、扬风、雷石榆、钱歌川、孙达人（孙志煜）、何无感（张光直）、陈大禹、萧荻，到台湾作家杨逵、欧阳明（赖明弘）、濑南人（林曙光）、黄得时、吴浊流、吴瀛涛、吴坤煌、陈百感（邱永汉）、吴阿文（周青）、籁亮（赖义传）等人，他们都以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热望和行动共同见证了两岸作家团结合作的生动例证。1949年4月6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警镇压台大与师大的学生运动，造成震惊一时的“四六惨案”。这期间，《新生报》“桥”副刊被官方查禁，主编歌雷，作家杨逵、孙达人、张光直被捕入狱，骆驼英、雷石榆、朱实等人纷纷逃亡大陆，历时一年多的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戛然而止，一段被政治力量挫杀的文学历史从此尘封。
《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涉及到台湾文学的历史定位、台湾与祖国的辩证关系，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现阶段台湾文学的路线方向、创作方法问题，台湾文艺工作者的合作问题等等。在这场文学讨论中，杨逵起到了指导和团结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杨逵对于台湾文学的重建，一向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持之以恒的实践行动。早在1946年5月的《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上，他就发表了《文学重建的前提》和《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篇文章。杨逵的文章敏锐地意识到台湾文学停顿的现实与症结，并深入发掘其根源，提出批评和对策。针对文艺界包而不办的坏风气，杨逵提出推行民主主义的文学举措；针对殖民地台湾造成的语言混乱问题，杨逵提出应成立强而有力的过渡期翻译机构；针对作家缺少发表园地的问题，杨逵倡导“创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