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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进而开创新局面。”杨逵：《绝不贫乏——谈时下的台湾文学》，原载《兴南新闻》，1942年5月1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页。
在文学评论与大众的关系上，杨逵认为，我们除了关注批评家的观点外，更应该特别倾听一般读者、劳动者和农民的声音。杨逵如是说：
现在的文学评论过于偏重知识分子，应该多为劳动者而写。我也认为这才是普罗文学评论的正确道路。而且只有选择这样的道路，才是扭转时下风气的惟一途径……也是打破文坛文学的不二法门，让文学回归到真正艺术的道路之惟一的方法。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1935年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9页。
在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上，杨逵尖锐地提出：是作品的存在为了批评家，还是批评家的存在为了作品？他认为，“好的作品会激发评论家的热情，好的评论能给作家好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文学》第2卷第3号，1942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页。他相信，“有生气的评论必定能够唤起文学创作、诗、电影、美术、音乐等各部门的活力。”杨逵：《推出中国的杰出电影〈人道〉》，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9月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57页。所以，文学评论在启发文坛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吸引读者大众关心阅读台湾文学作品方面所发挥的引导作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上述认知，杨逵的文艺批评，又多在具体的文艺作品评论中展开，与台湾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从《送报伕——杨逵君的作品》所做的作者自审，到面对《台湾文坛——九三四年的回顾》这种高屋建瓴的俯瞰；从《推荐中国的杰出电影〈人道〉》，到《新剧运动与旧剧之改革——〈锦上花〉观后感》；从对《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夜猿》等台湾文学创作的评价，到以日本作家坂口子小说《郑一家》为解读对象的批评，特别是在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报刊使用汉文、封锁中国大陆文化传播的背景下，杨逵对大陆作家肖军小说《第三代》的热情评论，都让人看到他的文艺批评与台湾文坛创作现象之间的感应和共鸣。杨逵的文艺批评实践涉及小说、电影、戏剧、美术、文艺杂志等多种题裁，拥有台湾、大陆、日本的文学界的创作视野，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别发挥了文学评论的鼓与呼力量，并在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作用。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三、文学论争之一：关于“粪便现实主义”
自30年代登上台湾文坛以来，杨逵的文学生涯就不断经受前沿文坛的风风雨雨，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也构成了他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关于“粪便现实主义”关于“粪便现实主义”，有“粪写实主义”、“狗屎现实主义”、“粪便现实主义”三种翻译。本文采用《杨逵全集》中“粪便现实主义”的翻译。的论争，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同时，加紧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1940年1月，由日本作家西川满、矢野峰人、滨田隼雄出面，打着纯文艺的旗号，在文学社团与刊物几乎空白的情形下，拉拢诱惑一些台湾作家参加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文艺台湾》。西川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文学”的总代理，旨在将《文艺台湾》办成殖民当局政治需要的御用团体与杂志。而曾经参与创办《文艺台湾》的台湾作家黄得时和张文环，后因反感于西川满的独裁作风与《文艺台湾》的“皇民文学”色彩，毅然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他们于1941年5月成立启文社，创办《台湾文学》，重新凝聚了杨逵、吕赫若、巫永福、龙瑛宗、杨云萍、吴新荣等作家的创作。《台湾文学》作为能够曲折传达战争期台湾同胞心声的文学园地，其写实主义的路线与西川满《文艺台湾》那种唯美、御用路线形成鲜明对立。
1943年4月，西川满为总干事的“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以文学宣扬皇民精神”为基调。同年11月，台湾文学奉公会在台北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以文学杂志必须接受言论统治为会议结论。面对西川满“献上文艺杂志”、“服从战时配置”的废刊要求，黄得时、杨逵等人曾正面反弹，全力抗争，会场氛围一时紧张肃杀。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台湾文学》最终还是被强令废刊。遭逢这样的时局，台湾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渐次被收编成一元化的组织，成为动员“国民精神”的宣传机构。
在战争期的台湾文学格局中，西川满靠着协力国策而一再取得文坛领导地位，不断地掌控话语霸权以及支配文学资源，并于1943年挑起“粪便现实主义”事端，由此引发台湾新文学界与日本御用文人之间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文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生并非偶然，正如学者柳书琴所言，它是“亲官方立场的日人文学者有意与台湾文学者奉公会的文艺统制政策呼应，对台湾文坛进行更彻底的统制，因此导致本土作家反弹。此论战可视为官方系列收编本土文坛的最后一役。”柳书琴：《谁的文学？谁的历史？——论日治末期文坛主体与历史诠释之争》，发表于成功大学台文系举办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研讨会”，2002年11月22—24日，第21页。
1943年2月，在台湾总督府颁发的“台湾文学赏”中，滨田隼雄、西川满、张文环三人同时获奖。这其中，日本作家的获奖小说是以奉公报国的精神为特征，而张文环的《夜猿》、《阉鸡》、《地方生活》等作品却没有皇民意识。由此看来，“张文环获奖的这个难以解释、匪夷所思、耐人寻味的结果，或许就是促使西川满忍无可忍必须表态的触媒。”赵勋达：《大东亚战争阴影下的“粪写实主义”论争——以西川满与杨逵为中心》，《杨逵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静宜大学台文系举办，2004年6月19—20日，第8页。1943年3月，时任“台湾文学赏”评审之一、台北帝国大学教授的工藤好美，在台湾总督府官方刊物《台湾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文学与台湾文学——特别关于滨田、西川、张文环三人》的文章。工藤好美批评了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又暗讽了西川满的作品，而对张文环的写实主义创作却大力推崇，这被学界认为是引发“粪便现实主义”论争的导火索。
1943年4月5日，滨田隼雄在《台湾时报》首先发难。他以《非文学的感想》一文，指责台湾文学有所谓“艺术至上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末流”两大弊病，从而影射张文环与吕赫若的创作，并指责这些台湾作家没有积极参与文学奉公的任务，反而从事描写现实的否定面的写实主义文学。
滨田隼雄的文章发表后，张文环随即在隔月的《台湾公论》上，以《台湾文学杂感》一文回应之。张文环的文章虽有少许批评和讽刺，但说话口吻小心翼翼，反击态度不够明朗。
1943年5月1日，西川满在当日出刊的《文艺台湾》上，发表了《文艺时评》，大肆辱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粪便现实主义”，让论争的战火燃烧开来。西川满的态度恶劣而蛮横，充满话语霸权。他首先以日本人的文学传统与精神为衡量标准，全盘否定台湾文学：
大体上，向来构成台湾文学主流的“狗屎现实主义”，曾健民将《粪リマリズム》译为“狗屎现实主义”，这里转引的《文艺时评》一文，为曾健民所译。全都是明治以降传入日本的欧美文学的手法，这种文学，是一点也引不起喜爱樱花的我们日本人的共鸣的。这“狗屎现实主义”，如果有一点肤浅的人道主义，那也还好，然而，它低俗不堪的问题，再加上毫无批判性的描写，可以说丝毫没有日本的传统。西川满：《文艺时评》，曾健民译，转引自《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接着，西川满以“皇民意识”为武器，大肆攻击台湾作家的写实主义：
真正的现实主义绝对不是这样的；在本岛人作家依旧关注“虐待继子”的问题或“家族藤葛”的问题，只描写这些陋俗的时候，下一代的本岛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对于无视这种现实又缺乏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这是多么地讽刺的事啊！西川满：《文艺时评》，曾健民译，转引自《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然后，西川满在对日本小说家泉镜花泉镜花（1873—1939），主要作品有《照叶狂言》、《高野圣》、《和歌灯》、《妇系图》、《日本桥》等。其作品世界与日本的前近代文化及土俗社会有很深的关联，追求神秘、唯美主义写作路线，作品富有鲜艳的色彩和梦幻性。受少年丧母的影响，泉镜花把恋母之情转移到文学描写中，对自然和女性抱有无限的向往，往往逃避现实，陶醉于空想的世界中。
的大力吹捧中，进一步斥责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标举“皇国文学”创作：
回头看看台湾作家的情形吧！说他们是“饭桶”！“粗糙”！那还算是客气话；看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吧！简直比原始丛林还混乱。
应该把镜花那样的大作家的作品中值得学习的东西为今日的我们所用，在大东亚战争中，不要成为投机文学，应该力图树立“皇国文学”。
高呼什么巴尔扎克啦托尔斯泰啦，如果那么有闲读那些挂着洋名的玩意，至少也应该去学习一些比较近的、像镜花那样的作品吧！西川满：《文艺时评》，曾健民译，转引自《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5页。
西川满蛮横无理的殖民主义态度，引起了台湾作家的强烈愤怒，世外民（邱永汉）、吴新荣、台南云岭、伊东亮（杨逵）、吕赫若等人以各自的方式，同西川满、滨田隼雄以及追随日本御用文学家的叶石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43年4月到7月，论争持续三个月，公开发表的论战文章达九篇之多，另外还有当时没有发表的潜在写作，如杨逵的《插秧比赛》，以及《吕赫若日记》等。
5月10日，世外民（邱永汉）在《兴南新闻》学艺栏上，发表《粪便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首先对西川满的《文艺时评》进行反击：
读了五月号的《文艺台湾》上刊载的西川满的《文艺时评》，它胡说八道的内容真使我惊讶，与其说它率真直言，倒不如说全篇都是丑陋的漫骂；实在让人感受强烈。世外民（邱永汉）：《粪便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原载《兴南新闻》“学艺栏”，1943年5月10日；转引自《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8页。
针对西川满用日本传统精神来指责台湾文学的观点，世外民对日本文学创作的症结，与所谓传统的真正内涵，给予了清理或正名。在“浪漫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西川满面前，世外民大力推崇“现实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勇敢地捍卫了台湾文学的尊严。
5月17日，狂热追随西川满、曾经信奉“皇民意识”的叶石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在《兴南新闻》“学艺栏”里，抛出《给世外民的公开书》。叶石涛一方面大唱颂歌，赞扬“西川（满）所追求的纯粹的美，是立脚于日本文学传统的”，“他的诗作热烈地歌颂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自觉”；另一方面则拼命挥舞棍棒，点名批评张文环与吕赫若缺乏皇民意识，由此造成台湾作家一片哗然。关于叶石涛1943年追随西川满阵营、痛骂“粪便现实主义”一事，叶石涛在1980年写的《日据时期文坛琐忆》〔收入其《文学回忆录》，（台北）远景出版社1983年〕一文中，曾谈道：“龙瑛宗先生常常嘲弄我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