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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收音机拿到手，最后对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说：“告诉你，不许你报案！为了革命，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我们还得再来砸你们！”
原来这壮小子就是马波。
马波和一伙同学抢了自己的家，然后去越南抗美。几次跨越中越边境，被越南边防军狠狠揍一顿赶回中国境内。誓不罢休，又要偷越国境时，被中国边防军捉住，也狠狠揍了一顿。
后来，马波又忽然决定去艰苦的内蒙，要在茫茫草原大干一番事业。可是人家不收。于是用刀割破手指写血书，感动了当地的司令员，批准去西乌旗的一个牧场劳动。不久，打成了反革命。
林斤澜说，他有一天到杨沫家，马健民也在，马波恰巧回来。模样凄惨，那场景令人惊异，至今难忘。
好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觉得，作为母亲，她是可怕的。纵然子女是做爱的附带物，但已经生下，就得养好，这不仅是对家庭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命怎么革得好，文学上怎么成龙成虎，都是畸形的。
“杨沫说的‘战斗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林斤澜。
“这个战斗队，就我和杨沫两个人，哈哈，杨沫取了个名字，叫韶山战斗队。”林斤澜答。
“那你是怎么战斗的呢？”
“主要是摆摆姿态，那时基本上谁都加入战斗队。我和杨沫也贴贴大字报，指出文联机关的缺点——缺点确实是有的。但，没有批判谁，或人身攻击谁。”
林斤澜在我面前，从没说过杨沫的“不是”。而我想杨沫的“革命”，多半属于幼稚、狂热和糊涂。她懂得世界史吗？她懂得中国近代史吗？她懂得怎么样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真正当家作主吗？而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从批《武训传》、反胡风、大跃进，直到发动“文革”，杨沫都是赞成的，认为不会错。杰出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
杨沫的一生，是“革命加文学”的一生。她视写作如生命。——林斤澜“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写作品。但是我却做不到。（也许他比我年轻的缘故？）”“这种情况下”，是非混淆，人妖颠倒，是文学创作的好气候？精明的林斤澜“绝不写作品”；杨沫呢？“我却做不到”，她要写。她写《青春之歌》下部，至１９７５年１月，《东方欲晓》初稿完成，五十多万字。
那么，杨沫的文学创作怎么评价呢？林斤澜对我说：“她的《青春之歌》还是写得不错的。”“不错”到底有多少好呢？有多少值得夸耀呢？林斤澜又说：“老鬼对我说：‘我妈的观念是，革命加爱情等于文学。’”“那么，你认为老鬼说得对还是不对？”我问林斤澜。“对，当然对。”林斤澜答道。
《青春之歌》是我读过的。那是在“文革”时。我还读过《红日》、《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三家巷》、《野火春风斗古城》、《三里湾》、《艳阳天》……我心虔诚，废寝忘食，那是经典啊。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不是纯正的文学，更不是经典。我错读了一大批书，后果严重！
杨沫离开张中行，在文学，肯定是不幸的。丁玲不是走着一条下坡的路子吗？萧红倘若没有鲁迅的熏陶，萧红很可能不是写出《呼兰河传》的萧红。杨绛也一样。林斤澜倘若没有老师梁实秋、焦菊隐、郑君里、张骏祥……倘若不把沈从文当精神先导，岁月浑浑，林斤澜能有今天的成就？
但，林斤澜赞美杨沫的心态。请看林斤澜《杨沫的心态》。
杨沫有言：“……无数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令人目不暇接的好作品，令我又喜欢又望而自惭，却也不气馁。给我鼓舞的是：文学应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百花齐放嘛……”
林斤澜以为杨沫可贵。一是“喜欢”，二是“望而自惭”，三才“也不气馁”。“喜欢”很是重要，这是对新人新作的态度；“望而自惭”很不容易，有对比，有反思；“也不气馁”也很难得，她还要探索前进。杨沫和许多老作家对比强烈。林斤澜说：“这是一个老作家多于新进作家的时代，后浪推前浪，后浪生猛，前浪堆积。……只认牡丹的眼睛，看见罂粟等于海洛因，看见桃杏等于妖精……怨拥挤，怨挤对，怨兑换了真理，怨真理给闹得苍白、枯槁、僵硬了！……谁都有怨，洒向人间都是怨，怨言何其多，人人多怨亏待了自己……失落感，孤独感……”于是发话，“他们这一茬儿，吃狼奶长大的。”又打比喻，“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可以进来，蚊子也可以进来，苍蝇会带来痢疾，蚊子会带来疟疾……”
更有个别老作家，让怨成了恨，指着新作品：这是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这些人都姓什么？
可是，杨沫不是这样。杨沫说：
记得一位青年作家曾坦诚地告诉我：《青春之歌》是一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这句话很使我费了一阵思索。我最后对这个评价的解释是：《青春之歌》作者的目的是宣扬革命。为图解“知识分子必须走革命道路”这一概念，而创作了《青春之歌》。
青年作家的话值得思索。因为从我来说，真是那么回子事儿！
这就是杨沫的好心态。
林斤澜说：“杨沫的创作，走的是‘茅盾路线’：主题先行，讲究社会责任感。于文学，姑且不论这条路线走得通不通、走得好不好，杨沫认为这是百花齐放中的一花，她是对的。她并不欣赏汪曾祺的《受戒》，对我后期的小说也不理解，但她能够包容，认为你们也是一花。和许多陈腐的老作家很不一样。”
１９８４年下半年，上头找杨沫，让她把《北京文学》主编的担子放下来。谈了好一阵子，杨沫问：“那谁来当主编呢？”上头说是林斤澜。杨沫立即说：“好好好，很好很好。”
面对杨沫一生，林斤澜抒情道：
地下活动、失业、战争、学文学、写小说、生儿育女、批判、“文化革命”、揪斗、没完没了的审查、不等结论就写长篇、病来、老来、新的动荡新的浪潮鼓噪着新的世纪到来。
多灾多难，多光多彩，多激烈又多迂回，多跨步又多反复，多教训又多循环，多丑陋又多顽强，多古老又多兴旺。这是祖国母亲！杨沫，可以说没有另外的母爱。
这世纪，这国度，这里的知识分子最好不怨首当其冲，本来领先出头是当行应功。承受了别时别地别人不能想象的磨灭，侥幸磨而不灭，到得天年垂垂老矣，面对新潮，回首往事，悠悠的是“念天地之悠悠”，为人还得“独怆然”“而”不一定“涕下”吧。
花非花，雾非雾，似梦非梦。轻装和负重，觉醒和催眠，美和丑，纯洁和愚昧，神圣和残酷……似混沌非混沌？非混沌又混沌！……
世上不会有完人，此时此地，各茬老作家中间，这样一种心态，比较可以看做完美了吧。天可怜见，血肉之躯，草木之人，生逢其时，幸落其地，再还要求什么呢？
对于浩然，林斤澜无情可抒，与我谈话的时候，常常摇头。
１９７９年，林斤澜二十多年首度还乡。因为浩然也在北京市文联，名气比他大，茅盾所说“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话仍然烫热，我便问林斤澜：
“浩然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林斤澜说：
“是个好人。他是我们北京市文联的革委会负责人。但是他做事比较温和，批人、斗人并不厉害。比如，听说外面红卫兵要来抄家抄书，浩然就叫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告诉外面的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经封存。浩然也斗我，李学鳌坐我的‘喷气式’，我回头看看，李学鳌冲我一笑。他们也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没有法子。骆宾基被外面的人揪去，也是浩然派人把他救回来的。”
当时，林斤澜说的一些话，和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个别地方吻合。
比如说江青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比如张永枚被江青说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人家刚扫完，他又扫，人家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里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你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
我记得林斤澜说，浩然是在工人体育馆说的，江青发话时，浩然的筷子正夹着什么东西往嘴巴里塞，可是他的筷子僵住了。林斤澜还说，浩然是写小说的，细节是否如此，也很难说。林斤澜还说，张永枚也是好人，他和浩然一样，没有法子。
后来，我在汪曾祺、杨沫、陈徒手、陶大钊的文章中，读到这一细节：
“文革”后，文联作协批斗浩然，斤澜听着，忽然大叫：“浩然是好人哪！”当场昏厥。（汪曾祺语）
林斤澜深受儒佛影响，温良恭俭让，他又经历丰富，不会不知道现实的复杂。“忽然大叫”，“当场昏厥”，行为反常，色彩传奇，在我询问时，林斤澜表示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但事情发生在“文革”中（这与杨沫说得一致），并非“文革”后。
我以为，尽管对人对事物有大悲悯的超度的看法，林斤澜反常态的“大叫”和“昏厥”，还是很不值得的。也许在林斤澜看来，文联革委会的头儿不是浩然，别的人或许更加凶猛、凶悍、凶恶、凶暴。但事情的确不好假设。文联中，浩然的对立面草明等说浩然的坏话，姑且不论，老作家古立高就说浩然当年跳得比较高，说话冲，拍大腿，拍桌子，大声说话。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认为干净不了。在老舍事件上，尽管浩然没有参与蹂躏，但他并没有挺身相救。在当时，浩然就不知道作为作家的老舍的分量！浩然回忆：“……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这里可见浩然对老舍的态度。
“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那么“到派出所时”就不止是十一点了。白天是官面上的事，夜里十一点多就是私下的事了。白天挨了几场打，深夜也该安慰一下。然而，浩然首先是“批评老舍”！“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似是矛盾。作为晚辈，作为同事，是否可以送老舍先生“到医院看看”呢？革委会副主任浩然没有，并颇叫人寒心地说：“明天到机关开会。”是否可以让老舍养养伤呢，养养心理的伤，养养生理的伤？
老舍死后，文联开出的是这样一张证明：“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这是“公文”，老舍当年是“反动权威”。浩然当年对人，也是因人而异，因派而异。
而后来，浩然爬到江青这条船上了。四人帮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举世公认，而江青在四人帮中，算作首恶，并不为过。浩然在江青这条船上有凿船行为？没有。有弃船行为？没有。有起义行为？没有。浩然只是觉得江青可怕，把身子挪到船边而已，倘若真的让他做大官，浩然未必谦谦推辞。
难怪邵燕祥对林斤澜说：“你对人过于宽容。”
“文革”后，浩然夹着尾巴的时候，林斤澜在家摆了两次“团结宴”。两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前一次大概还有李学鳌、刘厚明。这里有三茬有“过节”或隔阂的同行。林斤澜举杯祝酒，大意是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坐下来，大家写点东西。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刘绍棠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大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芽——当面的质问情有可原，林斤澜赶紧说，我们喝酒，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浩然私下里对林斤澜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冷静。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林斤澜说：“１９８３年，北京作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有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