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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说，骆宾基写《萧红小传》，含有对端木的鄙夷。相反，对是是非非，端木一个字都没有写。林斤澜又说，“东北作家群”历尽劫难，端木熬成病秧子，还能够出门时，还到南方萧红墓前，烧诗焚词：
风入松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日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１９８７年，端木偕夫人钟耀群为萧红扫墓
端木生前把萧红骨灰一分为二，埋在香港的浅水湾和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小花园中。钟耀群按照端木的临终遗嘱，到了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小花园，把端木的一部分骨灰，同萧红合葬。
林斤澜说，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一回归道山，但愿他们不要把难以说清的事再来说说清楚。只是有个现象值得反思，必须提出，以便大家“清醒清醒”：作为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活到八十好几，但有多少杰作流芳？萧红三十一岁，一部《呼兰河传》石破天惊，抒情牧歌，奇美惊世，像是灿烂的星星，悬挂在文学的夜空，永永远远，这是为什么！！
林斤澜说，萧军一生口碑不错。狷介耿直、豪放不羁、特立独行。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性格给他带来极大的人生痛楚。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他去延安，毛泽东曾经似乎欣赏他：“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但单凭坦白豪爽又有何用？去延安就要懂政治规则。批判王实味，就是讲集权，讲秩序。当一大群人围攻王实味，不让辩白的时候，萧军当场喊话：“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散会后，还说围攻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实质上得罪到了毛泽东。后来萧军遭到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陈学昭、艾青等人的围攻了，丁玲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真的被“丢掉”了。罪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从１９４２年起，萧军就开始了他挨批的长征。在“文革”中，萧军和他的家属进入炼狱，他和他的妻子王德芬被抄家、毒打、关押、劳改、批斗、示众；他的大儿子萧鸣脊椎被打裂，昏死送到火葬场，几被火化；大女儿萧歌被工厂开除，不得不露宿街头；二女儿萧耘，小学教师，每天揪去像动物一般向两千多名学生展览，不许上班，不发工资，三十五岁还不准结婚；小女儿萧黛，十七岁，生性要强，挨批斗神经错乱，花季死去！
林斤澜有小品，写“文革”之初的萧军。
揪人
——“红八月”之三
老作家萧老，会武术，有传奇色彩。文化造反派开一卡车，兴冲冲到他家里去，一是抄点什么，再是揪人。
萧老上了卡车，向儿女们挥手，大声说道：
“爸爸革命去了，孩子们，再见。”
萧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的确达观过了头，当他说“爸爸革命去了，孩子们，再见”的时候，他能想到后来家庭的遭遇吗？林斤澜说，萧军的“硬骨头”袭鲁迅而来，是中华少有的气节，理当歌泣。而对于个人，不能不说是局限。鲁迅就不做无谓的牺牲，柔石、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冯铿被捕之后，“于是我就逃走”。林斤澜还说，世界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萧军的局限还表现在看人看事的单面性。好斗好胜，个人意气。不用说当年要杀端木了，就是其后五十来年仇视端木，也是很不应该的——自己离弃萧红，又时过境迁，生的什么气呢？
林斤澜说：“‘文革’时，我和萧军关在同一牛棚，一起劳动，不见萧军发牢骚。爽朗，乐天，侠义依旧。萧军在劳动时，表现得非常积极，而且，极其难得——他感到劳动非常愉快。他的愉快不是装出来的。有一回拿水管子浇水，浇到人身上去了，竟像小孩子玩水战一样起哄，全不管当时的劳动是‘奴隶劳动’。休息时，在树林中，他卷样板戏本子，学走台步、念韵白。——当时样板戏是革命圣经，怎么可以玩笑呢？不久，听说‘四条汉子’被捕，整个文坛成了‘裴多斐俱乐部’，萧军伸五指，走台步，念韵白：‘一、网、打……尽！’他把世事看破了，他倒是真正的逍遥派。”
林斤澜又说：“萧军在我面前从不谈文学，更不谈我的作品。私下觉得他对文学，只做几句旧诗词，已经无梦。令我想起‘昨夜无梦过邯郸’，萧军过邯郸（做梦的地方），也无梦。他的兴趣在考古上，自嘲‘盗墓’。他的古体诗，应酬的书法，水平一般。他的笔粗，文学成就远远不及萧红，当然不及端木，也不及骆宾基。”
林斤澜又说：“萧军八十岁时，北京作协在民族文化宫为他开会祝寿。周扬、丁玲等人都莅临致贺。历经沧桑，大家都赞美萧的为人。萧声明从此封笔——作家因各种原因，不再写作者不少，而当众声称封笔者不多。我向前致贺，他笑道：‘到时候大家都一样，你也封笔。’可是我想，我为什么要封笔？”
林斤澜说，骆宾基人品很好，性倔守拙，宁折不弯。“‘文革’下放农场，”林斤澜说，“几个作家果园守夜，夜里旧习复苏。我说三十年代女作家，文采萧红第一。有人斟酌，历数女作家。这时骆宾基大声喝问：‘男作家又怎样？’气势仿佛兴师动众。我回答：‘男作家不好说，排名排定了，鲁郭茅巴……’骆宾基倒吸一口冷气，憋住，喉间咔咔有声。很明显，对萧红，对郭茅巴，他的心中自有排法，他的排法不易改变。”
林斤澜说，骆宾基铁骨铮铮，但缺点明显，那就是僵化。“文革”首年６月１８日，骆宾基贴出《赵鼎新是左派》的大字报，文内举例说“周扬也是左派”，即成焦点。——延安时，毛泽东说，周扬这个人，长处是听党的话，党犯错误，他错误，党正确，他正确。可是建国后，周扬慢慢地摸不牢党——毛泽东的脾性了，终被抛弃。清算文艺，说建国后１７年，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黑线。周扬当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骆宾基认定不是这样，誓死捍卫说，１７年，走的是红线！绝不是黑线！
林斤澜说：“因为这个，骆宾基被斗得好苦。但，他不认错，绝不认错！后来我和他一同关在牛棚，他还是这个问题。军宣队找他谈话，他不低头，还是说：‘１７年，走的是红线！’后来北京卫戍部队副司令员对他说：‘你不认错，好，我们有地方搁你，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理你！’骆宾基回到牛棚，流泪了，居然对我说：‘斤澜，５年后，赶上你们，归队。’”
林斤澜说：“现在想来，什么黑线红线，１７年，大家细细找找看，有多少好作品，有多少可以流传下来的杰作，一部《茶馆》，一部《山地回忆》，此外，大家自己报名吧。文艺界走到八十年代，‘紧箍咒’松了，多元了，才出现了许多好作品。——什么‘周扬也是左派’，骆宾基难道一点也不知道，周扬打人那么在行，栽在周扬手里的文艺家还不够多吗？”
林斤澜说：“骆宾基认真，不会逢场作戏。革文化之命，意在打倒刘少奇。‘揪刘火线’出现后，文坛已无票房价值。‘敌’‘我’双方都在走过场，骆宾基的坚持‘红线’，活像堂吉诃德与风车战斗。”
林斤澜说：“‘文革’之后，有人把骆宾基认作‘左线’，骆又不能接受，老泪纵横，铁骨僵化了。他和几个人共编刊物，向我约稿，特别指出：‘朦胧的不要。’我非常了解他的文艺观，传统，守旧。后来我编《北京文学》，努力创新，走回归文学的路子，骆宾基意见极大。他说到文学和政治，声似霹雳，仿佛控诉，有一天，竟然又老泪纵横，呜呜咽咽……”
林斤澜说：“骆宾基是作家，一生只有小说。他的工夫在写实上。他主张‘真实现实主义’，他的代表作，比如小说集《山区收购站》，的确见出写实的功夫。这种写实的功夫不是一般作家能够达到的。可八十年代文艺不再为奴，回归本体之后，他又写不出来，埋头于金文考古，是文坛一谜。我想他是写不下去，写实也‘实’不下去。又不会做假。连考古也不被理解，很是愤懑。”
林斤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骆宾基已经半瘫不能走路，可是坚决上街，向解放军献花。
林斤澜说，端木蕻良与硬汉萧军、骆宾基很不一样，是另外一种作家、另外一种人。
端木读透古今中外著作，重思考，多理性。一次说：“我都不明白《包法利夫人》多么了不起！”有独到见解。他提出“意象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举例《红楼梦》，说《红楼梦》有两种现实主义，其一是写实主义，写实也就是写“真”，其二是意象现实主义。说其一不是曹雪芹的风格，其二才是。他说的意象大概是象征的意思，他说自己每每读到“形象”，总要思索形象后边的意蕴。
林斤澜说，耄耋端木的艺术主张，当时竟和几个青年评论家不谋而合。保守者气愤，以为标新立异，或曰：“又出幺蛾子了！”——他有新思想，这又不是萧军、骆宾基能够做到的。
林斤澜说，端木出身于清华大学，做过复旦大学（流亡重庆）的教授。二十一岁写出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后来郑振铎读了，驰信端木：“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这样的大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选”郑振铎还预言：“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１９３９年，《科尔沁旗草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辗转终于问世，立刻惊动了华夏文坛。批评家巴人评论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渤的……”
我问林斤澜：“你说的骆宾基写实工夫好，而端木蕻良才华横溢，但他们终究没有写出光芒四射、流芳百世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林斤澜答曰：“主要是荒废了！文学创作非常复杂，除了写什么如题材，怎么写如方法，还有政治的气候、周边的环境、自我的心境等许多问题。特别是后来叫做‘时代烙印’的东西，更加害人。骆宾基和端木较早就拘谨了，到北京之后几乎不能写作。如端木，他熟悉的题材，比如‘三厅’（歌厅、舞厅、咖啡厅等城市生活），他能写吗？他写过京剧《戚继光斩子》，为解放台湾鼓劲，他把赵树理小说《罗汉线》改编成评剧，为的配合宣传《婚姻法》……胡风出事之后，糊里糊涂两人也给缠上，审查随起随落，不戴帽子，不做结论，不死不活，特别难受。等到允许‘多元’，三十多年过去了！重新拾笔，光芒已无，何来流芳！——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老病的端木有时还情不自禁地说：‘那时一天写一万字！’并做手势似扫落叶。”
林斤澜说，他知道端木蕻良这个名字，在十三四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题目那么长，一看作者，端木蕻良，名字也比别人要长。后来再看一篇《遥远的风沙》，端木写的是关外、草原、森林，沦落的国土、铁骑和屠刀。因此，“我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还一点不懂文学，倒是已经有了一般少年人的幻梦，总以为远方为好，别说风沙，连铁骑都可以浪漫起来。”
四十年代，林斤澜在四川贵州一带充当流亡学生，一边谋求生存，一边读书。读到端木部分小说，与前不同：写都市生活，写抗战大后方的畸形人物。例如短篇《生活指数表》，通篇是两个男女青年的对话，细巧让人惊讶。林斤澜以为懂得一点文学，自己“断定先前是为粗犷感动，如今是让细巧愉悦”。“文革”之后，林斤澜才敢问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