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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另外两个结论。第一，由于每个农村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这就意味着，不但属于“剩余”的劳动力要往外流动，不属于“剩余”的劳动力也有强烈的流出动机。这样，在一些地区就可能会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土地的撂荒。即使是没有撂荒的，耕地也大多是由老人和妇女来耕种，这样，农业生产自然要受到影响。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民工潮出现较早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可以预见，在没有其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将会日益严重。第二，流动出来的大多是农村精英。无论是从我们自己的调查还是从其他的一些调查中，都可以发现，就流出者个人的特征来看，虽然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务农的经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务农的经历。这些人是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后直接出来打工的。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现在从农村流动出来的大都是农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农村精英。农村精英的流出，虽然对于流出地来说是一个损失，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侵蚀”的过程，但对于流入地来说，则是获得了一种宝贵的财富。
“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经济转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涌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一般地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由此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各个国家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问题是，当这个过程在中国发生的时候，一些中国所特有的因素决定了中国的这个过程与其他的国家会有着明显的差别。资源的紧张与人口的众多，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不加讨论。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对这个过程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个因素就是经济转型。
这里所说的经济转型是特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的转型。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都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发生的。因为外延型增长阶段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以工业中的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为基础的。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急剧扩张的工业对劳动力有着旺盛的需求。而到了内涵型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将转而以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出现停滞或下降。也就是出现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就可以发现一个极为明显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典型的外延型增长阶段上，我们并没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或者说没有解决城市化问题。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外延型增长阶段。但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在大跃进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曾经有过较为迅速的增长之外，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60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增加了约4200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961～1978年间；农村人口由53152万人增加到79014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从20世纪50～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换言之，在这个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最有利的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当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有所松动，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工业涌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大体度过了外延型增长的阶段，而进入了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型的阶段。
这里应当加以说明的是，中国工业生产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过渡；也许多少带有一些超前的意识。造成这种超前过渡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同时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曾一度紧张；这种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将军事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国防工业是必须以密集的科学技术为特征的。其二；对外开放以及由此而来的进入国际市场的压力和来自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对外开放和进入世界市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不对外开放；不大规模地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经济所呈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多生产一些不太坚固耐用的产品；或是生产一些虽坚固耐用但性能不是很高级的产品；其经济模式也能维持。但只要一进入世界市场；情况就不同了。为了产品能进入世界市场；就必须使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外国资金要进来；要建立“三资〃企业；就必然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设备。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之下；中国工业生产提前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过渡；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带着外延型增长阶段的人口结构；开始向内涵型增长阶段过渡的。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城市化，或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上解决的，而是在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的过渡时期来实现这个任务。这一特点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明显与其他国家不同。其结果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过渡这两个本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过程；在中国成为一个同步的过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批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的时候；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样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工业中找到就业机会。
实际上只要分析一下近几年来中国的就业情况；就不难发现；这种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不仅在更为发达的城市工业中已经开始；就是在技术和资金情况较差的乡镇企业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乡镇企业上了一个台阶；指的实际上就是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型的过程。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近些年来；中国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每创造一个工作岗位需占用的固定资产不断增加。在1985年；乡镇工业企业平均每个劳动岗位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为165394元；但到了1992年；平均每个劳动岗位需占用的固定资产原值已经上升为672603元。也就是说；在七年的时间里；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4倍；换句话来说；在1985年；安置4个人就业所需要的资金；在1992年只能安置1个人。由于资本形成的增长是一个受到各种条件限制的常规性过程；不可能是超常规的。因而；在既定的资本形成的条件下；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就是必然的了。也有学者指出，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曾高达705％；随着农业“超常规”增长时期的结束；1984年出现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高潮。1984～1987年；乡镇企业职工总人数达到8800万人；比1983年增加了5600万人；农业劳动力比重也从1983年的64％；降至1987年的598％。但是在1987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却出现了相对停滞状态。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看；1984～1987年年平均增加1400万人；1989～1994年平均每年只吸纳530万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严峻性。如果我们再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转型两个过程同步化所造成的影响；与中国劳动力人数的巨大规模以及目前在城市中存在的大量失业现象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问题就会显得更为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特有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但这个过程又受到其他种种苛刻条件的限制。可以认为；要顺利的完成这个过程；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一是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如何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以扩大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二是如何形成精密型规模农业；以实现在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使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
在讨论断裂社会的时候，作者曾经指出，过去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经济生活中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一种新的“二元结构”，我们将其称之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正在开始出现。现在，这两种“二元结构”正叠加在一起。这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个新情况。
在这里我们所要关心的问题是：这种“二元结构”的叠加，特别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的出现，对农民工流动具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曾经表明，由于“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的出现，意味着过去曾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互相依赖性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特别是城乡之间，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这里所说的不同的时代，甚至具有两种文明程度的含义。
而现在农民工的流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流动会具有哪些特点。
第一，农民工的流动是发生在“两个时代”之间。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断裂的社会中，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这种差异会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两部分居民受教育的程度甚至是价值观和文明程度上。尽管在城乡之间，名义上都是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甚至使用大体相同的课本。但实际的教育状况，在两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在农村，一些人因为经济贫困等原因，实际上无法读完初中的课程。而且，由于师资和教学设备的差异，两者的教育质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重要的是，许多方面文化素质的培养，是无法仅仅靠学校教育完成的。比如，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大城市中已经达到很高的普及程度。这对于少年儿童掌握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对于一个在农村只完成了初中或小学教育的人来说，进入城市完全是进入另一种社会和文化氛围，甚至是进入另一个时代。这另一种社会、文化甚至文明所需要的技能、知识甚至修养，是他们基本不具备的。
第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户籍制度上。对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困难，过去人们多是强调户籍制度的障碍。这当然是对的，就是在今天，首先要解决的也是破除这个制度性的障碍问题。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仅仅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最近一项对“农转工”的研究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这项由张汝立先生完成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进行建设性征地的时候，安排了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做工；在这项安排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城市户口，并大部分被安排为“大集体工人”。如果按照理论上的标准，他们是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但事实是，这种由“跃出农门”带来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就开始陷入了新的困境。有的进入的大集体单位不久就在市场竞争中倒闭破产了，有的则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下岗、内退或买断工龄。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由于个人的素质而处于劣势。这也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想真正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的。
第三，城市中另一个时代的再社会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