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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冲上山的时候，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位置在山东的梁山泊居然不冻，还能坐船过去，而且从来没冻过一次，简直是奇迹！
【简评12】像牛二这样的人，是破落户泼皮的典型。他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专在街上撒泼、行凶。为什么他“一连闹了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至“满城人见那厮一来，就都躲了”？就因为这一路人没家没业，脸皮死厚，粘上谁谁倒楣：你跟他打，跌了自己身份，你不打他，他打了你可是白打；把他送衙门法办么？他那点儿罪行，又不值得关押半年三个月的，一旦放了出来，他找你报复起来，那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能叫你急不得恼不得，他反正不务正业，尽有时间奉陪。因此，大家最后只能采取“惹不起、躲的起”的策略，宁可自己吃亏些，也不去招惹他。最后是恶性循环：你越怕他，他越闹得凶，正如王朔所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只有碰到像杨志这样的人，才算彻底了断。可是那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
牛二这样的人，如今也还有。治这种人的办法，却实在不多！
我的小女儿看了此回，曾经问我：像牛二这样的人，碰见杨志，一刀了断；如果碰上宋江，是不是也会说他是好汉，邀他上梁山，成为第一百零九将？问题问的很天真，却很值得深思。
【简评13】（缺）
【简评14】本回是《水浒传》写渔民生活最详细生动的篇章。其中提到渔民无法生活的原因有二：一是水泊被强人所占，无法打鱼，二是官兵来剿匪，不剿土匪却祸害老百姓。这种状况，总不是宋代所特有的吧？晁盖是个地主兼保正，本身并不存在遭受压迫和剥削，要劫生辰纲，第一那是贪官搜刮来的“不义之财”，不取白不取；第二是要“图个下半世受用”。阮氏三雄最后决定铤而走险，也不是要和官府抗争，而是“哪怕能像他们（强盗）那样过一天也好”。这样描写，比较符合当时渔民的思想实际。是《水浒传》的优点而不是缺点。过份强调“阶级觉悟”和“革命性”，就是人为地拔高，脱离实际了。
【简评15】吴用做军师不在行，却是个好编剧、好导演。“智取生辰纲”这场戏，不但演得有声有色，精彩非凡，而且天衣无缝，绝无破绽。相比之下，杨志就没有他聪明。不过黄泥冈究竟在什么地方，《水浒传》中却没有交代。大名府在河北省的东南角，开封府在大名府的南面偏西，距离约五六百里，其中经过南乐、清丰、濮阳、长垣等县，从书中文字看，二龙山、桃花山，也在这条路上。杨志是离开大名府的第十四五天才到达黄泥冈的，就是按每天走五十里路计算，也已经走了七百五十里，早超过大名府到开封府的距离了；至少也已经接近开封府了。如果把黄泥冈假设在濮阳附近，就比较合理：濮阳离大名府约二百里，离开封约三百多里，离郓城约二百里。但是书中却写：杨志失落生辰纲，老都管却是到“本处官府”济州府报案的；后来蔡京也是着落济州知府捉拿贼人；白胜被捕、关押，也都在济州府。这样看，黄泥冈就应该属于济州府管辖了。这可就犯了方向性的大错误：济州（不论是巨野还是东平）在大名府的东南面，距离约三百里。从大名府到开封府，是向西南方走，绝对不会经过在大名东南方向的济州地区的。古人写书，缺乏地理知识，信笔胡写，由此可见一斑。
【简评16】晁盖是个地主，他发动多人劫取生辰纲，完全出于个人私利，并不想拿这笔钱去救济穷人或接济革命武装；宋江和朱仝、雷横放了晁盖，完全是出于个人感情。这里面和革命斗争、阶级感情毫无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县政府里的三个干部（一个县府秘书、两个刑警队长）欺上瞒下，买放了重大案犯。关于这一点，《水浒传》的作者写的恰如其份，既没有拔高他，也没有美化他。
《水浒传》中说宋江是个仗义疏财的人，时常接济穷人。他是一个县衙门里的小吏，家里也不过是个中小地主，收入并不十分多，至少不能和柴进相比。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宋江这个人，对于他的经济来源、是不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正派人，不能不加以考虑。
【简评17】这一回书，《水浒传》的作者可就不是公平交易，而是有所偏颇，有点儿向着叛逆英雄们说话了。何涛和缉捕观察带着五百官兵，进石碣村、蓼儿洼搜捕晁盖等七人，的确有点儿像是“龙入浅滩”，无法施展。结果全军覆没，五百官兵只剩得何涛一个人被放回去，还少了两只耳朵。只是这一回书把那个缉捕观察写成了一个大傻瓜，整回书中，就没见他出过一个策略、发过一个命令（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个凭关系爬上去或花银子买来的官，本来就是饭桶）。五百名官兵，也都像大头苍蝇似的，被人家赶来赶去，最后全都死于非命。把敌人写的太弱了，反而显不出自己的英勇来。
本回书中阮家兄弟两次唱山歌，都表示自己要杀贪官保皇帝，这也许是他们的真实思想，因此原文保留，没有改动。只把公孙胜“仗剑作法”借来的“怪风”，改为公孙胜算准了今夜有大风，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简评18】从古到今，凡是妒贤嫉能的人，必定是心胸狭窄又没本事的人。单位不论大小，只要是这种人坐了第一把交椅，这个单位绝对搞不好。一个单位的主管，也就是领袖，按照《共产党宣言》中“领袖来自群众”的论断，只有民主推举，是最最妥当的。只有善于领导、善于管理的人成了第一把手，才能带领大家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共同完成任务并发扬光大。妒贤嫉能的人，自己没本事，又怕别人发挥本事超过自己去，自己会失去发号施令的权力，于是就千方百计地采取排挤打击的手段，来排斥能人，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在古往今来的妒贤嫉能者当中，王伦还不算是最坏最恶的。他只不过不与比自己强的人合作，把能人“礼送出境”，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容忍了林冲的入伙，只不过把林冲“屈居于第四位”，还没有发展到用奸计、用毒药害死林冲的地步。如果晁盖等人不上山，善良的林冲，也不见得会因为自己的地位太低而和王伦火并。
对付妒贤嫉能这最好的办法，就是民主选举。只可惜这一优良的制度，直到二十一世纪还没有被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所完全接受，更何况将近一千年前的宋朝，而且是在梁山泊这个强盗窝儿里呢！于是，林冲只好用强硬的手段：火并，来对付这个妒贤嫉能者了。这也可以说是：因为民主得不到体现而不得不采取的过激手段吧。
【简评19】这一回是过场戏，写晁盖上山以后的作为，但都没有展开来写。活捉黄安的情节，仍和上回一样，把敌人写的太笨了点儿。整部《水浒传》，最善于写人和写情，最不善于写战争。《三国演义》的历次战事，不单有史实可据，而且可供军事家参考；《水浒传》中写的战争，大都是纸上谈兵，想当然的因素太多，可信性太少。如果也有人按照《水浒传》的战例去打仗，那可是要全军覆没的哟！
【简评20】《水浒传》的作者，最善于写人和写情。这一回，写宋江和阎婆惜的纠葛，一环扣一环，丝丝入扣，交代得清楚明白，把阎婆、阎婆惜以及唐牛儿、王公等人的言语神态描绘得活灵活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尽管作者对宋江其人有所偏袒，再三说他是个好汉，不贪女色，但是字里行间，仍不免春光泄漏，甚至欲盖弥彰：第一，既然不贪女色，怎么会典一个曾经在东京行院里混过的烟花女子来作妾？如果下处没人照应，买一个漂亮的小家碧玉回来，哪怕半婢半妾，岂不比这阎婆惜强百倍？说了归齐，还是喜欢阎婆惜的风流善唱，所以开头也天天和阎婆惜一起歇息，只是他又矮又黑，不中阎婆惜的意罢了。第二，既然他和张文远同衙当差，张三郎是个什么人物，能不知道？怎么能把这样的馋猫招到家里来让小妾陪着一起喝酒？这难道不是缺心眼儿，引狼入室，咎由自取？
【简评21】衙门里黑幕重重，一牵连打官司，鬼花儿活特别多。不论什么案子，第一要有金钱，第二要有情面，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宋江杀了人，只要阎婆不声张，买具棺材装进去埋了，就完事大吉，连验尸的仵作也能够帮着遮掩。宋江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去作吏？说穿了，无非是有利可图。宋代政府有严格的规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当官，凡是县令以上的地方官，都是外地人。因此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至于吏，则不在此限。因此不想离开故土却又想赚钱的人，就不去做官，而去作吏。宋江就是这样的人。要不然，他“仗义疏财”，到处网罗豢养流氓赌棍，还到处施舍钱财做好事，难道从自己家里拿银子出来不成？尽管《水浒传》作者极力美化宋江，但是他那“黑社会保护伞”的身份，是不说自明的。
柴进是后周的嫡传子孙，如果没有“陈桥兵变”，坐龙廷、穿黄袍的，就不是赵佶而是他柴进。如今他没有任何封号，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山东快书称他为小梁王，不知道是不是高元均封他的），最多只是个大地主，靠收租过日子，他能心平气和，心甘情愿么？所谓的“丹书铁券”，在强权下面，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后文一个知州的小舅子，就能够把他整得家破人亡，说明大宋皇帝早就忘记他、排斥他、忌恨他、不支持他了。他要做当时的孟尝君，到处收罗亡命之徒，说他另有所图，大概不算诬陷。姓赵的皇帝有那么多耳目，也不会不知道。因此，柴进“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只是网罗党羽，而宋江杀了人去投奔柴进，只是一种“托庇”，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等，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宋江在柴进庄园里遇见武松，是为了引出这个人物，下一回好接着写。从甲说到乙，再从乙说到丙，是早期小说的结构法之一。整部《水浒传》中，这样的笔法很多。读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里不详细说了。
【简评22】“景阳冈武松打虎”，是《水浒传》名篇之一，写得十分精彩：第一是写武松饮酒的豪放，第二是写人虎相斗的场面。舞台上特别是山东快书中，还有淋漓尽致的发挥。——当然这都是人们的想象，描写人虎相扑场面的作者，谁真见过人虎相扑？就是武松的叙述，也是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当时没有旁观者，谁也无法证明他说的就是当时的实况（例如把半截哨棒扔掉，却用拳头打，就未免太笨了些；再说老虎抓人，是不是就是一扑、一掀、一抽，也值得研究，什么叫一掀，许多说书人也都没说清楚，听众自然更不明白）。
但是这一回书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硬伤”，却不能不提及一下。
武松是河北省清河县人（可现在山东人大都认他作老乡）。清河在沧州的南面略偏西，两地相距约四百多里。阳谷县在清河县的正南，相距约二百多里，属于山东省。也就是说，从沧州到阳谷县，约六百里，比到清河县要远得多。如果武松是阳谷县人，从沧州回来，路过清河县，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从沧州到清河县，是绝不可能先到清河县，再往前走二百里，然后“经过”阳谷县的。
整部《水浒传》中像这种地理方面的“硬伤”很多。例如宋代政和年间梁山泊究竟属于哪个府管辖？黄泥冈究竟在什么地方？属哪个府管辖？一支上千人的土匪武装，即便改换成官军旗号，难道小喽啰的服装也和官军士兵一样？能不能一路通行无阻地到相隔几千里之外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华州（今陕西华县）去劫法场、去劫持钦差大臣，并全身而退？等等。
造成这些硬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古代的学校里没有地理课，坊间也没有地图可卖，像《宋史·舆地志》之类对地理、地区大豆语焉不详，因此甲地到乙地有多远，在哪个方向，都只能据“老出门”的人口述介绍，而且无法“认证”；第二，《水浒》故事，三分真，七分假，许多情节都是坊间说书人随口编出来的；这些说书人文化不高，大都缺少地理知识，于是只能信口雌黄，胡说一起。而这些故事一旦形成了共识（例如把武松打虎的地点说成是景阳冈，成了定局，而景阳冈又的确在阳谷县），整理者施耐庵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了。
【简评23】关于潘金莲和武松、西门庆之间的关系，在《水浒传》之后，正面反面做文章的大有人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