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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奏章足以表明阮大铖的心机之深和手法之妙，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他已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权。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实就是争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谁就百战百胜，谁能说服皇帝谁就会大获全胜。阮大铖精心炮制的这篇投合皇帝胃口的奏章，如果说服了崇祯，那他不仅再无危险，说不定还能升官掌大权。然而明代虽是皇权专制，对官绅阶层而言却能政务公开，即朝臣们所有的奏章和皇帝的批示、谕旨，都应公布传抄。于是，阮大铖这份奏章一经公布，立即有人批驳弹劾，说他“比拟不伦，党邪害正”。崇祯便很快降旨：“阮大铖前后反复，阴阳闪烁，着冠带闲住去！”——这道圣旨简直就是一声叱骂：“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滚一边去！”
接着，皇帝又公布了《钦定逆案》名单，列名的阉党分子二百余人均被论罪。阮大铖因为一向行事低调、隐蔽，罪行没有充分暴露，仅按对魏忠贤“颂美赞导”罪，列入“结交近侍又次等”，即第五等论罪，获“坐徒三年纳赎为民”处分，但“冠带”却革去了。应该说，这份《钦定逆案》定得很马虎，漏网者甚多，对列入名单者的罪行也查得很不彻底，处理上更是罚不当罪，过于宽大。因此名单公布以后，东林和阉党双方都不满意。黄宗羲在明亡后写的《汰存录纪辩》中说：“愚按定逆案者，诸公不学无术之过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计翻之……终毅宗（崇祯）之世，其名虽不翻，其实未尝不翻也！”〔3〕在这些“百计翻之”的“小人”当中，有两个人蹦跶得最起劲，响动也最大：北方涿州的冯铨和南方的阮大铖。
三
明代官员被削籍为民以后，多有重新起用掌权的例子，而且他们在现职官僚之中也多有“老关系”。所以官员们虽遭革职回乡，依旧名列缙绅，可以交通官府。阮大铖“自逆案既定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以为实，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安’之谣”〔4〕。复社与阮大铖有仇，他们的声讨或有夸大张扬之处，但绝非凭空捏造。阮大铖获罪回家，为了“增设爪牙”，便策动纠集一批当地的青年学子组织了“中江社”，声称入社的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推荐，结交那些在位的官宦老朋友，便于考中秀才和举人。中江社果然纠集了一批青年。但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人，他便向中江社成员们做策反工作，揭发阮大铖的劣迹，要求他们和阮划清界线。于是就有几个中江社成员中途退出，使阮大铖恨之入骨。同时，阮大铖还勾结官府包揽诉讼，敲诈富户、欺压贫民，从中捞钱，“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引发骚乱。当地百姓聚众闹事要求杀他，他仓皇逃往南京。这是他第一次遭到驱逐。
南京在明代是“留都”，也称南都，是那个时代东南半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影响足以辐射全国。阮大铖逃到南京，据《留都防乱公揭》指斥：“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他不仅毫无落魄狼狈之态，倒有一付神气活现的架势，一改前几年当官在位时行事低调鬼鬼祟祟的作风。不难看出，他这是在向人们示威：我阮胡子倒不了！你朝廷革了我的官，你安庆人骂我、赶我，我全不在乎！我照样活得滋润光鲜！我照样能呼风唤雨！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付不买账、不在乎的才子加流氓的架势。
阮大铖在南京库司坊的住宅，当年倒是气派非凡。此外他在城郊祖堂山还有一座别墅。其家中蓄养着一个完整的戏班子，吹拉弹唱、生旦净丑，色色俱全。再加奔走服役的僮仆婢妾、苍头管家，足见他家业之大之阔绰。他那家庭戏班子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演别的戏曲，只演阮大铖的作品。阮大铖精心调教这些“戏子”，“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使他们）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张岱语）。可见阮大铖既是编剧，又当导演，花费了不少心血。当然，这不只是他闲得无聊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而是另有目的的。
当年的南京是明太祖的陵寝所在，使得洪武朝的宫阙犹存，留守的太监成千上万，并和北京一样配备了带兵的守备太监。离南京不远的“中都”凤阳，那里又有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也有大批太监看管，同样配备了守备太监。总之，在当年的南京一带，太监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而阮大铖原本就是阉党，和太监这股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好朋友、另一个阉党分子冯铨则和北京皇室里的太监们早有往来，始终未断联系。阮大铖曾对人夸耀说：“涿州（冯铨）能通内也。在中在外，吾两人无不朝发夕闻。”所以阮大铖在南京，始终着意巴结讨好当地的大太监，而常请他们宴饮观赏自编自演的戏曲，甚至在戏曲中借角色之口拍他们的马屁。《阮大铖戏曲四种》中《牟尼合》一剧的附跋曾记述道：“初填此曲，（其情节）实以程咬金、秦叔宝二人庆尉迟敬德生辰。嗣以延诸阉玩赏，又改为牛、邢、裴三宦，数示歌颂功德之意。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初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好家伙！为了取悦宦官，竟把剧中角色改为太监，而且另印精美的曲本加以奉献。真是不惜工本，务求讨得欢心。
阮大铖以编演戏曲为手段，想通过结交宦官拓宽自己的政治活动空间。应该说他在这方面的功夫没有白费。据陈定生《过江七事》记述：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身亡以后，南都诸臣商量拥立哪一个亲王做皇帝时，正是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得勾结刘良佐、黄得功等军阀，抢先一步决计拥立福王，再请马士英出面宣布，而南京守备太监韩某，则遥相呼应逼南都诸臣就范。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其幕后军师就是阮大铖。阮大铖后来也向弘光皇帝表功，说自己曾在祖堂山中致书马士英，商量布置“拥戴”事宜。
然而以南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又是东林、复社的大本营、策源地。阮大铖起初曾想与他们公开唱唱对台戏，便拉拢一些名士成立了一个“群社”。可是应者寥寥，对台戏唱不起来，这个“群社”也就无疾而终。于是，阮大铖便改变策略，对这些东林、复社名流巴结讨好，而他那些剧本和那个家庭戏班子，则同样充当了联络感情、扩大影响的工具。有名的“复社四公子”，他们的父辈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又是大官僚，而这些公子少年气盛，在南京“饰车马，通宾客……游必置酒召歌舞”。当时南京的戏班子又多又好，天下闻名，而以阮家班子数第一。所以，四公子中的三位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在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曾召阮家班子来看看究竟演得怎么样。这里一个“召”字，分明显示这些贵公子的倨傲，但阮大铖的反应却是：“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满口承应，十分重视，不仅派老管家率领戏班子前去应召，而且派人悄悄跟着去探听三位公子看戏听曲后的反应。结果大触霉头，这三位公子虽然称赞他的词曲写得不错，但加给他的辱骂也很厉害：你这个太监的干儿子，别以为你的词曲写得不错就能赎洗你的罪孽！——气得阮大铖“捶床大恨”。后来阮大铖又曾花钱派人单独对侯方域做工作，同样碰了一鼻子灰，从此和复社结下了深仇。
阮大铖在南京住了十几年，对外宣称是“蛰居”，其实一天也没有安分过日子。这期间他结交了太监李永芳、勋戚刘孔昭、革职巡抚马士英等一批官僚特权人士。复社志士陈子龙曾说阮大铖结交的这些人是“狎邪之交”，即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阮大铖与他们在政治上互相荐引、共同谋划，一致对付东林复社。这在崇祯上吊后的南都政局演变中，便充分暴露出来：这几个人合伙排斥东林党、控制朝政，形成了以马士英为头面人物、以刘孔昭为打手、以李永芳等太监为内线，而以阮大铖为军师的政治核心。这个核心正是阮大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
也是在这十年的“蛰居”期间，阮大铖不仅和北方的冯铨“朝发夕闻”地声气相通，而且和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也多有联络。崇祯十二年，受到《南都防乱公揭》声讨和驱逐的阮大铖“窜身荆溪相君（宜兴周延儒）幕中，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陈定生）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5〕。由于陈贞慧（定生）也是宜兴人，又是《留都防乱公揭》的主谋人物，所以阮大铖特地溜到宜兴去找周延儒哭诉。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和复社首领张溥终于达成政治交易，即复社同意抬举周延儒出山，周延儒则答应出山后一改从前亲阉党的政治态度变为亲东林、复社。阮大铖得到消息后，立即和马士英一道掏出数万两银子，资助周延儒做活动经费。当周延儒奉诏复出途经扬州时，隐居在南京城郊祖堂山中的阮大铖更专程赶去，在扬州和周秘密会晤，要求周延儒帮助他，以能获得重新起用。而周延儒因有和复社协议的缘故，也考虑到崇祯对逆案中人的态度决绝，便明确告诉阮：这恐怕办不到。阮大铖又立即拿出第二套方案：如果我不能起用，那就请你设法起用马士英吧。因为此时马阮已成死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阮大铖的权谋机变之才：正门走不通就走侧门。果然，崇祯十五年，朝廷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统率刘良佐等多支部队，成了东南半壁的实权人物，为后来的拥立福王、专权乱政奠定了基础。而这盘棋中的关键一子，正是阮大铖。如果说，从学识、人品、道义感召力等来说，阮大铖根本不能和东林诸君子相提并论的话，那么在政治谋略、政治手腕这些方面，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中却没有一个是阮大铖的对手。这当然不是说阮大铖比他们都聪明高明，而是因为东林党人信奉的儒家理念重“道”轻“术”，做人处世诚笃，讲究光明正大。所以从万历末年到弘光败亡，数十年间换了五个皇帝，在党争中东林党人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阮大铖广厦高轩，轻裘肥马，整天宴饮玩乐交游广阔，又造别墅又养戏班子，一出手就是数万两银子搞政治投机……他哪来这么多钱？答案是现成的：在当时玩政治不仅需要花钱，更能来钱。崇祯八年，农民军进逼庐江，知县吴光龙在土豪劣绅家中“纵饮”，毫无准备，结果城破，“杀生灵数十万”，皇帝降旨要查办吴光龙。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当时的淮扬巡抚朱大典是同年这一关系，收了吴光龙六千两银子，写信给朱大典为他求情，结果吴光龙仅获“杖责”，打了一顿屁股就大事化小了结了。另外还有一位建德县的知县何某，此人为官清廉，“乡绅士民戴之如父母”。但明朝官制是三年一次“外计”，对外省官员进行考核，分别优劣以定赏罚。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坏，问题在于有权势者往往乘机敲竹杠。阮大铖虽被革职，也不放过这一机会，他派一位监生去向何知县索要两千两银子，给就保举，不给就参劾。何知县既是清官，当然拿不出两千银子，阮大铖便“暗嘱当事列参”，致使何知县被革职。就这样，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在职官僚的各种关系，见缝就下蛆，敲诈勒索行贿纳贿，获得“赃私数十万，通国共能道之”，有的是钱。
崇祯十一年七月，在南京活动的复社成员吴应箕等人看不惯阮大铖交通官府、招摇过市、恫吓敲诈、上下其手的行径，便找陈定生商量，又和陈子龙等人通信联络，纠集一百四十余人联名发布了一份《留都防乱公揭》。御史成勇也表示要依据这份“公揭”写奏章上达皇帝。虽然他不久就因弹劾权臣被逮，此事没有上奏，但“公揭”已像今天的传单一样到处散发，形成了舆论压力，使得原本和阮大铖很热络的南都某些官绅，这时也有了顾忌，不敢和阮往来了。阮大铖也被迫收敛行迹，搬到城郊祖堂山别墅中去了。这是阮大铖第二次被声讨、驱逐。但他并未中止活动，反而在这避人耳目的山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