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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钦佩他才华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盛赞阮大铖家庭戏班子上演的主人自编戏曲“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一口气说了五个“出色”，真有赞不绝口的热情。马士英为阮大铖的诗文集作序，更称赞他为明代开国以来第一诗人。就连阮大铖的政敌、明末四公子之三的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也曾在南京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召阮大铖家庭戏班子去演唱他的戏曲。这三位公子“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醉而且骂且称善”，都承认他的戏曲写得不错，演得好。不仅如此，阮大铖出手也极快。他的朋友们在这些戏曲的序跋中曾介绍说：《春灯谜》一剧三十九场戏，阮大铖只写了个把月就完成了。《牟尼合》一剧三十六场戏，阮大铖只写了十六天。“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对他十二分的推崇。
阮大铖从事戏曲创作的时期，也正是昆曲风靡大江南北的年代。昆曲在嘉靖年间经魏良辅等人改革以后，至天启年间蓬勃兴盛，被称为“雅音”，其文词典雅，曲调柔曼委婉，演唱与表现技巧更臻完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表演体系，是当时的一种新兴艺术式样，在官绅富商和士子中备受欢迎，拥有广大的观众群。但当时的文人骚客，虽擅长诗词散文，对戏曲创作却多半不重视，不大肯涉足，即或有人涉足，也只会写，极少本人能演能唱的。这昆曲的剧本当时叫“传奇”，以一折又一折的形式铺叙故事，颇像今天一集又一集的电视剧，而它在观众中受追捧的程度也和上个世纪电视剧刚流行时相仿佛。因此阮大铖可以说是“慧眼识昆曲”，放下擅长八股文和诗词的官僚文人身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多部戏曲“传奇”，在促进昆曲艺术成熟与发展的进程中，应该说是有所贡献的。当然，他之所以化费时力从事戏曲创作，着眼点在于想利用昆曲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不是在“为艺术而艺术”。不过阮大铖颇肯钻研，他熟悉昆曲的唱腔、角色的身段、表演的技巧，所以其写的剧本与一般文人像填词那样写出的剧本不一样。阮大铖同时代人文震彦说：“盖近来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而阮大铖的创作“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触声则和，语态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也”〔1〕。其言虽有吹捧，却也符合实情。阮大铖不但能写，而且是一个能导、能演、能唱的昆曲全才。他写出的剧本当然就会有更好的舞台效果。不仅如此，阮大铖编的剧本还相当讲究艺术的悬念，像“春灯谜”就安排了两个悬念来推进剧情，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所以阮大铖的剧本都被当年的戏班子争相上演，“倾动一时”。他也因此得以借力那个时代的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而成了公认的才子。
对阮大铖的评说，野史笔记通常认为，此人在政治上虽然是个坏蛋，但在文学艺术上却是大有才华的。这就把“小人”和“才子”看作是两不相干的了。其实阮大铖从来不是以戏曲家身份立身处世，而是以政客身份与世周旋的人物。他搞戏曲有其政治目的，搞政治投机和谋略权术也颇有出人意料的“才华”，能在作恶中显出与众不同的能耐，因此往往坏得出奇。只是咱们对“坏人”习惯于唾弃、不屑一顾，即所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此人之所以坏而能够坏，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时代、社会等问题，并不会比“好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少、浅、弱。所谓“小人多才”，指的无非是“小人”善于利用时势，利用社会条件，利用制度的缺陷等等，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诗词戏曲。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2〕他认为阮大铖的病根是“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二
阮大铖，字集之，号园海，别号石巢居士，因有一脸络腮胡子，也被人称为阮髯、阮胡子，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人，所以又被人称为阮怀宁，或简称“怀宁”。他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按传统的算法应活了六十岁。他半辈子痛恨东林、复社，但早年却被人认为是个东林党人。他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和东林猛将魏大中是同年，按“郡望”而言还是东林主将左光斗的同乡。在他那个时代，师生、同年、同乡这些关系，彼此都是负有相应的道义之责的。阮大铖三十岁考中进士，被认为是个“早慧、早髯复早贵”的青年才俊。然而这位青年才俊却在三十八岁上即天启四年，悄然叛卖东林投靠阉党，还做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充当了幕后摇鹅毛扇的角色。
世上并无天生的坏蛋也没有天生的圣人，“君子”和“小人”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选择和演变的结果。只是人的有限的一生中，决定性的选择即所谓人生的“关口”次数很少机会不多。阮大铖变节时，明末党争激烈。到了天启四年，东林党的老对手齐、楚、浙三党，均已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其时魏忠贤已经控制了皇帝和宫廷，正要干预朝政。朝中的东林人士逐一遭到攻击，政治天平越来越向阉党倾斜，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关口上，阮大铖悄然叛变，其直接的动因是东林党人妨碍了他的仕途升迁。在皇权专制的政体中，官僚们追求仕途升迁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本来也算不上是罪恶，问题在于阮大铖为了自己升迁，竟去打压他人。而他的打压手段，又是假手阉党。原来，这些年来阮大铖一方面和东林人士声气相通，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和阉党人士勾勾搭搭，即他和魏忠贤管理的特务机关东厂的理刑官付继善、刑科给事中付魁交上了朋友，这两个姓付的又和魏忠贤的外甥付应星“通谱称兄弟”。这样阮大铖便有了一条暗通魏忠贤的门路。他为了自己升官而打压别人，就是通过三位付氏，再请魏忠贤假借皇帝谕旨的名义而实施的。除此以外，阮大铖还和阉党中的另一位才子冯铨交上了朋友。他俩的关系在后来的岁月中，对阮大铖来说也至关重要。有记载说，那时阮大铖去拜访阉党人物，按官场礼节先得“通名帖”，也就是把自己的名帖交给对方的守门人请求通报，等到对方请他登堂入室，接待交谈方能完毕。阮大铖告辞离开时，每次都悄悄塞给对方守门人一些银两，要求把自己递交的名帖收回才算，以防留下痕迹日后被人发觉。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径表明，阮大铖很清楚自己干的勾当见不得人，但他还是决心要这么干，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有这份野心，在预期可以到手的现实利益面前，他并不在乎什么节气和人品，而要的是“捞现钞”。
尽管阮大铖通过阉党搞到了一份打压他人的谕旨，但此事反常，惹得“朝论沸然，皆知大铖自为地也”，大家都知道是他从中搞了鬼。而东林党人的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偏不买账，偏不肯推举阮大铖升迁，却推举了魏大中。且有消息说：左光斗很生气，扬言要揭发阮大铖的阴谋劣迹。于是，阮大铖便策动付魁抢先上疏参劾左光斗和魏大中，等到这份参劾的奏章递上去了，他自己却请假回乡以避嫌疑。但阮大铖又并不是真的回乡，而是到了冯铨的家乡涿州，在那里等候魏忠贤，因为他有内线告知，魏忠贤即将奉旨去涿州进香。阮大铖把这一套阴谋诡计搞得如此诈中有诈、曲折复杂，可见他确有“弯弯绕”之才。
事情到了这一步，阮大铖就只能和东林党人对着干了。其实这么些年来他虽然和东林党人声气相通，但无论是旨趣还是性格，与那些东林师友们实在格格不入。高攀龙是个儒雅方正的道学夫子，魏大中和左光斗都是嫉恶如仇的血性男儿、拼命三郎，他们又都是真诚信奉儒家经典的理想主义者，只知忠君爱国，不顾身家性命，并不在意个人的仕途进退，而且他们的“忠君”是诤谏而不是迎逢，其“爱国”则是关心生民疾苦、不顾情面地弹劾贪污渎职的同僚。他们以气节操守自勉，也以此要求朋友，即所谓结道义之交。可以说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刚严方正的书呆子气。阮大铖和他们混在一道，肯定是气味不相投、浑身不自在。魏大中的狱中遗书便证实了这一点：“阮故勿善予，自恨滋甚。”而阮大铖老是担心左光斗要揭露参劾自己。
阮大铖是决心要和从前的师友绝交了，但他不吵不闹，做到了“君子绝交无恶声”，同时却狠狠地往他们背后捅上一刀。天启四年春天，阮大铖在涿州和魏忠贤“燃秸相拜，作竞夜谈”，可见谈得多么投机。值得注意的是“燃秸”二字。在厅堂和密室之中是不必也不能燃烧麦秸堆的，只有在旷野或荒僻无人的建筑物里，在北方寒冷的春夜中，才需要“燃秸”取暖兼照明。可见他俩这次长谈是一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阮大铖是否就在那次密晤中拜认魏忠贤为干爹，他俩在“竞夜谈”中究竟谈了些什么，旁人都不得而知，但从魏忠贤随后采取的行动中，不难测出一二。
涿州会晤以前，魏忠贤并不掌握东林党的内情，所以阉党打击东林，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攻不着要害也没有章法。但是涿州会晤以后，魏忠贤回到北京便逮捕了东林党的关键人物汪文言。汪的被捕使东林党人大为激愤，杨涟便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纷纷响应，在没有把握的情势下他们纷纷投入了和阉党的决战之中。然而，皇帝却在魏忠贤的掌握之中，所以参加此次参劾的人都遭到贬逐，然后“东林奸党”便一批又一批、接二连三地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仅仅是大屠杀的序幕。接着，魏忠贤便清洗内阁，将其全部换上了阉党分子，然后再对汪文言用酷刑，逼他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贪赃。汪文言宁死不诬他人，阉党便自编一份“供词”把汪文言打昏过去并捺上他的手印，再把他折磨致死灭口。这样，依据这份“供词”，阉党派出大批缇骑奔赴全国，逮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将他们残酷地逐一折磨致死。可以说，阉党这一系列动作在目标、方法和步骤上，都打得稳、准、狠，并且颇有章法了。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都是阮大铖出的点子搞的鬼，但也没有理由说这一切与阮大铖无关。
幕后策动、不落痕迹、叫人们感觉到却抓不着证据，这一套功夫正是天启年间阮大铖的行为特征。阮大铖这样做是为了预防东林党人秋后算账，因为他有足够的聪明看出这个乌七八糟的阉党全凭利害关系结合，一旦形势有变或者利益分歧，早晚必垮无疑。所以阮大铖在阉党中从不显山露水，从不做出头椽子，行事低调，八面玲珑。果然三年以后，崇祯皇帝镇压魏忠贤逮捕处决那些阉党红人时，阮大铖竟毫发未损地躲过了第一波的打击。
不过，魏忠贤垮台后阮大铖确曾奏上一本《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当时的情况是，崇祯一出手就镇压了魏忠贤和客氏、崔呈秀等首恶分子，即对阉党采取了“斩首行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朝廷内外掌权的多半仍是阉党分子。而此时为死难东林党人鸣冤，要求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曾被贬逐的东林党人也开始奉诏起复掌权，新一轮的党争局面正在展开。阉党分子力图挽回残局，反对追究凶手，反对起复东林党，便纷纷上疏，企图影响新皇帝。但他们只是针对具体的人事问题，独有阮大铖这份奏章回顾了从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党争过程，而且紧紧抓住了崇祯十分憎恶的朝臣与太监私相勾结之事大做文章。当然，此文也骂了几句魏忠贤，但主旨却是说：魏忠贤这一套罪恶行径都是向东林党学来的，东林和阉党一样坏。其中他特别指名攻击了汪文言、杨涟、左光斗等直接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物。因为如果这些人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那他阮胡子可就麻烦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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