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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唱的是：工农工农，我们都是弟兄……
三十八营营长李强阵亡于1938年的忻口之战。当他被抬下阵地时已陷入深度昏迷。弥留之际他说了一个词，一个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词：红鸟。
原载《芒种》2007年第1期
原刊责编王霆
本刊责编王虹艳
作者简介
钟晶晶，女。辽宁海城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记者、编辑多年，2001年起从事自由写作，现居北京。曾出版长篇小说《昆阳血骑》《李陵》《黄羊堡故事》，小说集《战争童谣》《你不能读懂我的梦》。小说《战争童谣》获1997－1998年度《解放军文艺》奖；《我的左手》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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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桥
刘自坤和我父亲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又同分到一所大学教书，他们之间的交情理应是深厚的，不过我从父亲那儿听来的印象中，他对这位老刘同志始终是有成见的。至于为何，父亲也讲不明白。当然，老刘先生我自小就认识，本来对他不曾注意，父亲的同学有一大帮，他们时常聚会，他们的小孩与我年龄相仿的，便会串着到处玩，而至于老刘，因为他先前没有孩子，所以在家庭交往方面就差了点。老刘是位大学老师，应该不愁找不到媳妇，但不知为何老刘就是没有老婆，我们年岁小时不太注意，上学之后就意识到老刘没有孩子就不用操心小孩上学的事，正好落个清闲。然而老刘终归是老刘，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你认为自己想不起他，对他倒无所谓，但说到底他可是个不容被忽视的人。就拿他不结婚这点来说，父亲每每对母亲说起，便有些生气，说这个老刘终究还是要讨个老婆的好。在我上中学时，父母以及他们那一帮朋友总是在私下里提起老刘便皱眉，老刘是个老大难了。老刘跟父亲不仅是同学，在解放前，他俩还有过短暂的革命生涯。在四九年以前，据我父亲讲，老刘跟他一起在贵州一带活动，当时他们加入了一个行动队，具体的职责由地下党负责，那时大部队还没南下，他们干的是杀土匪的事，但真正的目标是在于瓦解国民党的一些动摇人士。父亲和老刘，那时很年轻，但斗争经验丰富。父亲和老刘吃饭喝酒时倘若讲到在贵州干革命的经历，老刘多半是随声附和，父亲责怪老刘对红色记忆不珍惜。老刘跟父亲不一样，他才不管什么可贵的革命经历，他对自己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特别在意。父亲是搞哲学的，老刘也是搞哲学的，父亲主攻的是实证主义，而老刘据说是搞黑格尔研究的，我直到上了大学那些年开始接触哲学，才明白老刘和父亲他们当时确实学识不浅。我听过父亲讲课，在课上很认真，我便联想到老刘讲课时的表现，每问起父亲，父亲总是摇头，说你刘叔他讲课几乎是瞎扯，从来不跟学生认真地上大纲，尽讲他那些读书笔记。父亲这么一说，我开始有些喜欢老刘，但这时我已上大学，老刘和父亲都已老了许多，不像我少时，他们那时的生活现在我回忆起来觉得我看不惯老刘是不对的。老刘是四川人，这在昆城特别普遍，因为除了南下的干部，四川移居到云南的人特别多，当然老刘也应该算是南下的干部，因为在他上大学之前，他和父亲都是从贵州闹革命入了党的，像他们这样又红又专的调干生在解放初是十分得意的，即使现在我父亲若提起往事还是乐此不疲，若讲到什么贪官污吏，父亲总说要是他在贵州那阵子，他就掏枪把他们毙了。不过老刘没有父亲那么极端，老刘很少表态，在我记事以来，老刘永远是平静的，也许他也是乐呵呵的，不过我始终没有记住而已。老刘不跟父亲比，父亲因为积极努力，该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在大学里颇有威望，而老刘我行我素，没什么名堂，不过据讲他哲学功底很深，他自诩只有少数人能读懂康德，他便是其中之一。父亲和老刘他们聚会很多，他们年轻时老刘光棍落个自在，还让有些人称羡，等别人的孩子都大了，这时发现老刘其实很可怜，一个人，在大学里，学生永远流来流去，而老刘孤身一人，又是个四川人，没有亲戚在本城，众人就开始同情他了。老刘穿衣一般很单薄，他身材瘦，很少生病，总是骑着一辆破单车，有时他戴帽子挡风，有时他穿茄克，把衬衫扣得很整齐，老刘有一副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冷漠的光。
我和我妻子结婚之后，住的地方离父亲教书的云大并不远。父亲已经退休。他的学生遍布全国，父亲却孤孤单单。他始终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不满意，离开了教职岗位，意识到他这一辈子在专业方向上走得太有限，几乎还没把几个重要的命题弄明白，就已经从一线教师的队伍中退下来了。父亲没有申请到博导，而他同期的那些同学，有几个到了北大北师的都成了博导，有了博士点，这些哲学教授多少可以弄点东西出来，父亲却没有。于是父亲开始特别注重生活，当然他注重生活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他对花鸟虫鱼提不起兴趣，也很少到公园去溜达，父亲菜做得不错，只是血压高，不能多吃，对烹调的兴趣就变得牵强，但他会做饭给我们吃。于是我和我妻子有了孩子之后，便又回到父母身边吃饭，我们只是晚上吃一顿，正因为去吃晚饭，便又有机会了解到父亲现在的生活以及他所说的那些轶事。父亲说的关于刘自坤的事几次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天，父亲喝了杯红酒，忽然问我，你是不是还记得你刘叔叔，就是读黑格尔的那个四川人？我说，我记得，刘叔是个光棍嘛，我们常想起他呢，每想到他，都觉得他好。父亲叹了口气，说，也好，你能这么看你刘叔，说明你心肠好。不过他的事，不提也罢。父亲的话让我有些担心。我连忙打听刘叔的情况，原来父亲前两天才跟刘自坤他们聚过，这次聚会是他退休之后的第一次，刘自坤虽然也退了休，但因为他执于跟校方交涉，后来还是让他发挥余热，跑到学报去当哲学版的编辑了。不过老刘的事情并不在这些方面，他这次聚会是骑自行车来的，还带着个孩子。大家一看，傻了眼，以为老刘在哪捡了个孩子，于是问老刘，老刘一开始不答，后来吃饭，老刘给小家伙夹菜，小家伙叫他爸，这时大家更奇怪了，便追问老刘。不过，父亲他们都认为老刘是抱养了一个孩子，这老刘死活不跟大家说实情，不过他也没讲不是抱养的。同学中有几个女的，她们对老刘印象不好，觉得他故作清高，一辈子不近女色似的。老刘一边给小家伙弄菜，一边跟父亲讲他最近的读书体会，他说到了一位匈牙利哲学家，父亲说他对这个人的研究不多，父亲的兴趣还是在那小孩子身上。那些女同学以及几个当官的同学分别走了，老刘、父亲，还有一位岳叔叔等几个人坐在那拼酒，父亲血压高，喝红的，老刘酒量好，喝白的，他瘦，头发干枯，眼睛腊黄，穿一双黄球鞋，裤脚是卷着的，父亲喝红酒都有些醉了，老刘还是没事。他那小孩吃饱了，坐到沙发上，弄他的玩具。老刘回头瞥了一眼他的儿子，对我父亲说，老张，告诉你这是我亲儿子呢。亲儿子？父亲问。老刘说，是啊，亲儿子，我自己生的。老刘笑，还有一位同学也笑，都说老刘你讲酒话，你一个老头子哪能生儿子。老刘又喝了一杯酒，吃了块回锅肉，油在他嘴角滋滋地泛着，他的脸满是红光，不过不亮，反倒是腊红的，暗暗的。老刘小声地说，是我跟一个女人生的。女人？父亲大吃一惊。你哪来女人？结婚了？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老刘笑了笑，又喝口酒。父亲说到这，忙摆摆手说，你们都想不到你刘叔叔还真是个不简单的人，你们说他跟哪个生的？我妻子在我旁边瞪着眼睛，我儿子坐在我父亲腿上，父亲拍了拍我儿子的头，对我们说，那小家伙跟小兵差不多高，只是像老刘太瘦，唉。父亲叹气。原来，老刘和那个疯子生的，父亲告诉我们，那个疯子，就是曾经在一二一大街，天桥下边的那个经常光着身子，浑身泥巴的女疯子，你刘叔就是跟她生的孩子。那个疯子，我们都知道，好多年了，一直在天桥下边，几乎每两三天都要碰到一次，有时她在嘿嘿地笑，有时坐在地上，有时靠着墙，有时她在数数，因为凡是在这条街经过的人，几乎都见过她，所以父亲这么一说，反倒一下子把人击得有些慌了，怎么刘叔会跟一个疯女人生孩子呢？父亲说，要不是他昨天骑车带孩子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刘叔居然有了老婆孩子。
不过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搞西方哲学退休下来的父亲，除了跟他在社科院工作的那个曾带过的研究生经常讨论问题之外，便对老刘产生了兴趣。不过，父亲并不轻松，这一点我母亲从侧面跟我说过许多次，父亲总是想办法给老刘送东西，都是生活用品，比如小床，凳子，比如一些儿童玩具，因为老刘临老有了儿子，父亲格外关照，但老刘却不领情。父亲那个在社科院当院长的学生很可能要调到省政府出任副省长，这位学生跟省委书记经常碰头，商量建设文化大省的要务。父亲甚至跟我说过他想动用这个学生的行政关系，帮老刘一些忙，比如让老刘的那个小家伙能上省政府机关幼儿园，老刘不给父亲台阶下，而且还讥讽父亲学了一辈子哲学，退休以后居然跟在当官的屁股后面混。父亲生气归生气，但毕竟两人在贵州干过革命，在云大也是同系的教授，始终跟老刘保持往来。因此，老刘的情况，通过父亲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和我妻子知道不少，而且因为老刘往往如此特殊，我自己便有了很大的兴趣。
老刘的那个疯女人，我认识，其实不仅认识，应该说曾经还刻意留心地观察过。说来话长，那时我参加工作不久，时常在一二一大街那边步行去买书，每次从书店返回，经过省歌舞团，在东陆园那个门口，几乎都要碰到一个女生，很凄苦地站在那儿，挎着一只黄色的帆布包，她人长得很有棱角，时间长了，自然很注意，想来她该是我的师妹，不过我从云大毕业已经快十年了，并不怎么在意。只是她模样大方，性格倔，这从她眉宇间能看出来，说实话，那时常在东陆园门口望见她，一方面觉得她脑子不太正常，另一方面却也因为她有些美。后来我跟一个大学同学在百惠商场边上的小巷子见到她。她正踩在两块红砖上，另两个女生在她旁边，三个人在嘿嘿地笑。那次我同学跟我说，你别看那个穿黑衣服的姑娘美，其实她苦着呢。苦什么？我问。他说，还是那方面的事。我没有深问。但同学告诉我这个女生其实早就毕了业，由于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便始终没有离开云大，在学生宿舍搭了个铺，没人能赶得走她，她要等毕业证书。同学这么一说，让我对这女生有了印象，后来我很少从东陆园过，因为我的住房调整到书林街那边去了，但一二一大街还是必经之路，这位女生见到的次数就少了，但脑子里还是很有印象。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二一大街天桥下边，再次突然见到她时，她已经被许多人围着，捏着一只水壶，正在往身上浇水，原来她赤身裸体，浑身漆黑，当时我并没有把她认出来，站着跟其他人一样看了很久，我是从她眼睛觉察出，她就是那个女生，不过她已经彻底疯了，这让我很震惊，但似乎也在意料之中。至于老刘是什么时候注意上这个女生的，我想也许也在大致相同的时候，她那时很快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疯子了。不过这个女生疯之后，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一二一大街天桥下边。我每每骑车经过，已经基本上不去注意她了。看到她，也跟看到摆地摊的女人一样，或者像卖报亭的女人一样，以前有过的一些特别的印象都慢慢淡化了，后来虽然能见到，但是丝毫不会去联想过去她那执拗的模样了。父亲后来对我说，老刘跟那个修鞋匠很熟，都是四川人，而修鞋匠是跟这个疯子最熟的一个人，因为鞋匠的摊位上有几块橡胶皮，女疯子时常坐在上边。她光着身体，难免要引起一些事端，鞋匠帮过她不少。
鞋匠跟老刘不仅是四川老乡，而且熟。父亲后来才了解到鞋匠是老刘从四川介绍过来的，老刘让他在天桥下边支了摊子，而且这个鞋匠以前不会补鞋，是四川江油的一个小混混，到了昆城来，老刘把他业余时间练就的那些补鞋手艺教给了他，还给他买了电烙铁，买了补鞋机。鞋匠和老刘的关系非同一般，鞋匠对老刘很崇拜。老刘对女疯子日甚一日的好感，鞋匠都是清楚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