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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了会议。这是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朱镕基总理在讲话中两次提到《焦点方谈》所报道的节目内容，这两期节目分别是《名牌床垫哪里来》（12月3日播出）、《仿古街毁了真古建》（11月24日播出）。
《名牌床垫哪里来》产生的背后
翟树杰
我知道在新闻评论部，登上了《空谈》的封面，当上了封面人物，就类似于上了《东方之子》。这次自己借了申宇红和戴璐的光，也当了一次封面人物，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可是想一想有一次，上《空谈》封面的朱波曾经被好多喜欢绘画的同仁们描出了胡子，带上了帽子，看看就让人笑翻在地，担心自己也弄出个如此下场，心情真是有些紧张。可主编孙金岭逼迫得紧，不交稿子无论如何不能交代，只好攒一篇东西，到了孙金岭截稿的时间，能够交货就算是完成任务。
知道孙金岭催稿得厉害，就知道自己平时催片儿催得烦人。被催的感觉挺不好受，可自己这一年来就是这样整天催着组里面的同事儿出活儿的，相信大家一定也常常被我催得火冒三丈的。
上星期五，组里面开一年一度的述职大会，关主任和刘大秘到场。谈到节目量的时候，自己不无得意。截止12月15日，不算内参片和其他栏目的工作量，机动组今年共播出的节目是七十六个。这个数字当然无法和两个老大哥组相比，可却几乎是我们去年工作量的一倍。自己跟自己比把自己吓了一跳。
在组里面，除了只吆喝不干活的我，刨去下半年才来的再军，不算只想经济不问“政治”的武瀛，现在干活的无非那么“七八个人、八九条枪”。何况我们组是女孩子为多数，男性壮劳力只有几个人。本人天生心肠软，又要整天催着大家干活，看到一个个富有青春活力的年轻女子为了赶节目弄得头发蓬乱、满面憔悴，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加上搬到台里面之后，办公室的空间明显缩小到连一张沙发都摆不下的地步，晚上加班的兄弟姐妹们只好在办公桌子上趴着、椅子上歪着打盹儿。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办公室的窗台都成了栖身的好地方，常常你推我让：“你先睡，你先睡。”“不、不，还是让给你吧。”
一天半夜，有一位女编辑睡醒之后忘记自己是睡在十八层窗台上，懵懵瞪瞪地望着外面辉煌的灯火，说：我不是在飞碟上吧？
我记得——再军太太生小孩难产，在海淀妇产医院的病房里痛苦时，再军还在陕西大山里采访那里的水灾，为那里的灾民着急。
我记得——徐榕嗓子发炎说不出话来，住进了医院却咬牙制作完成《执政兴国》的节目。
我记得——黄剑拍摄私采小油井时，被坏人跟踪，以至于别人警告他“注意安全”，因为在那个深山里面常常有人神秘失踪。
我记得——申宇红到达四川攀枝花采访时，那里磷矿刚刚出了事故，空气中弥漫着呛人毒气，居民都在想方设法逃离家园。
我记得——崔艳为了表现陪聊中的色情服务，只身前去“应聘”，险些被当作“小姐”，拉上嫖客的汽车，好长时间呼机里还有人要求她“服务”。
我记得——陈洁为了拿到第一手素材，“闯进”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工厂打工；戴璐在运动会上摔伤了右胳膊，就用左手拿话筒；冯成因为工作把婚期一拖再拖；赵刚不顾体重多肉，冒着四十多度的炎热奔跑在长江洞庭湖抗洪前线；张玉虎的父亲、张予北的岳父在生病住院最需要他们时，他们却离开身边奔赴采访第一线……
年终总结时，表现播出量的是数字，可数字的背后确是大家伙儿的艰辛。
催稿子的孙金岭又来了……
我也要摧着大家出差了。明天（星期二），黄剑去黑龙江，崔艳去天津，戴璐去甘肃……
我还要催促审片的事儿了。小申和陈洁，该审片了，快点儿……
横在道德秩序与经济秩序之间
申宇红
就像宗教不应以暴力的方式赢得他的信徒一样，我不愿以欺骗的手段获得新闻资源和爆炸的效果。但当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时，局面已经不由我控制了。
“十六”大召开前夕，我和《焦点访谈》一组的摄像邢旭东赴重庆。当时手里只有从网上下载的一个简单线索：据某小报载，重庆市某家酒店从成都进了一批床垫后发现填充物质量低劣——重庆百万人每天睡在垃圾上！至于哪家酒店哪家床垫厂均未披露。当时领导担心的是我和老邢这样郎才女貌的人怎么才能打入敌人内部。
到重庆一落地，我就傻了眼，领导的担心还在其次，更让我们傻眼的是：小报记者说这个消息他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并没有亲自去调查；“朋友”（当地电视台采访此事的记者）说政府施加压力，不愿出面配合；那家上当受骗的酒店是个四星级，不愿为这点儿小事影响声誉。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2）
没有受害群众，没谁吃饱了撑得拿刀划自己家床垫玩儿。地方媒体披露此事后，经营者已经非常警觉，偷拍的效果他们已经领教。更要命的是，床垫行业缺乏强制性的行业标准，现在执行的轻工业部的“弹簧软床垫”标准是几年前的，没有细化的参照指标；推荐标准不具有法律效力，企业是可以不执行的。
尤其是此事缺乏卫生前置标准。部分挂着国外品牌的床垫生产商手续齐全，至于手续是真是假记者无从考证。地方打假办、质监、工商、卫生部门借没有标准之口装腔作势：没有行业标准，质检合格证书是怎么来的？
……
我和老邢只好在建材市场瞎逛，然后顺藤摸瓜。但我们找的几家床垫生产厂家均因被当地媒体惊动，长了经验而应酬自如。我们获取的内容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片子。后来我和老邢商量，我们不找床垫厂了，我们先找原料供应商，然后找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反向证明可能对方的警觉会少一些。谁知道，我们所能找到的供应商们也都个个精明。最后终于找到了彬彬棉毡厂的小老板董彦彬。
老邢的身份是北京兴明家具公司的总经理，我的身份是小秘。我们声称原来在北京做，不太赚钱，现在想到重庆发展又没经验，希望在他这里得到指点。我和老邢谁都没有装神弄鬼地说重庆话，也没有故意换一声很土的行头。我们很本色的出现，而这恰恰是最大的伪装，最具有欺骗性。老邢憨态可掬，我一脸的单纯。小老板丝毫没有对我们设防。他为人豪爽，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一泻千里，幽默感简直和东北人有一拚：
“他们说香港的，都是用这个做的伪牌子。”他指着一堆废布料说。
“里边铺上一层稻草——”
“做好了可以打包啊，撒谎啊！反正知道是非的人很少很少。”
“搞消费就是这样嘛，做生意基本上就是一个骗。”
“我自己就不用自己的产品，我这个床垫是看着他们做的。”
“通气？做生意时不讲通气的，钱给了就通气了。”
……
这些经典的语言都是出自这个小老板之口。
“我们刚来也没经验，跟工商质监也不熟，以后还得你多帮着。”我这样说。他豪爽地答应了：“你们刚做要和质监工商搞好关系，没事的时候烟酒烟酒。我到时候可以帮你们介绍介绍。” 他说一般人都不会给你说这些，因为同行之间有竞争，我这个人觉得有钱该大家挣。他完全不知在他向我们热情地介绍经验的时候，正有一个黑黢黢的镜头对着他。他更不会想到我们这两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京城人挖了一个大大的陷阱等着他头朝下栽进去。
“北京好不好玩？北京我没去过。”他一脸的纯朴与率真。
可以说是这个小老板成全了我们的片子。那天，我和老邢是爆笑着回宾馆的，突然的柳暗花明让我们收获着成功的喜悦。我们到江边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以庆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幸运。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小老板可能因此倒霉。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事态会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002年12月3日，上海收获着申博成功的喜悦，重庆却在经历着震荡与不安。这一晚《焦点访谈》播出了《名牌床垫哪里来》，详细记录了这些所谓的名牌从原料加工到半成品、成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8：00，重庆方面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上万名执法人员密布重庆市四十多个区县内的大街小巷，两千七百多个床垫生产厂和原料加工厂以及七百一十七个市场被迫接受了检查。两三天内，许多执法人员通宵达旦进行拉网式排查，战果累累：重庆市查封了假冒伪劣床垫七千多床、棉麻毡四千多卷、废旧水泥包装袋一万多张。我们在节目中曝光的几个厂家被查封、没收财产、重罚的同时判定终生不得在重庆境内从事本行业，其法人代表被留置盘询和拘留。而小老板董彦彬被处以十万元罚款并拘留审查。
我询问了重庆经侦大队的领导，他们非常解恨地告诉我，小老板制假售假的证据确凿，已经够移交检察机关的标准了，他很有可能被判刑。我的心一下坠落下去。仅仅是在几个小时前，也就是片子刚刚播完的时候，小老板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你是《焦点访谈》的？听说你曝了我们的光？”
“是的，因为你干了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事。”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吗？”这个天真的小老板，到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是相信我会给他通风报信，“我想做好的，可是卖不出去，人家买不起。那我们这个行业到底该怎么做？”
“反正不能像现在这样做。”我搪塞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没有标准。
“好吧，欢迎你到重庆来玩吧……”简短的通话之后他这样说。
“到重庆玩？”我说，“你不一棒子打死我才怪！咱就别客气了。”
“不会的，你们也是为了工作嘛，我们要赚钱，你们也要工作。”
我们通这个电话的时候，警车正闪着红灯驶向彬彬棉毡厂，一个小时后，他被执法人员绳之以法。我再次见到他时，他缩作一团，原本就很矮小的身体更矮小了。他不住地发抖。他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很含糊“……我还要坐牢的……”我再问他，他不敢再说下去。他大概是说，我什么都跟你说了我还要坐牢的。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3）
我无言。我只能无言。我们用黑洞洞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我们让警察将他带出来再带进去。我屏住呼吸。我是记者。他干了不该干的事罪有应得——可是，可是在他破坏了一种道德秩序的同时，我也以另外一种方式破坏着人间基本的道德秩序。我破坏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对人的信任。这一次的经历很有可能成为他今后处理人际关系时考虑的一种决定性因素，他也许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人了。我又将如何弥补这个遗憾呢？如果真刀真枪地杀一场，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作为记者，我们以破坏道德秩序的方式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在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去遵守良心的道德律令呢？
“申记者，喝水。”一杯热气腾腾的水递到面前。
“给他吧。”这也许是我惟一能做的。
我可以感到他接过水杯时那一刻的意外感动。他的手仍在发抖，杯子里的水都倾了出来。
“你知道，我们都不想看到这种结果，但你的行为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这样。你要好好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这样才能早一点出来。你可能会想不通……”
“我知道了，也想通了。有一点想不通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先整顿一下，我们不听，再抓人。我这个厂子是最小的，你帮我说说好话吧！看在我们的交情上……”他仍相信我们是有交情可言的。从头到尾，直到手上戴了手铐的时候，他都没有用仇恨的目光看我，他的目光中自始至终有的只是感伤和无奈。
“拿件棉衣给他吧——”我能说的只有这一句。
回来的路上，我暗暗地哭了。
两年来，几乎每一次采访拍摄都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