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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魏了翁所讲的“心”同陆九渊又有不同之处。其不同点之一就是他强调心理合一。即所谓“民心之所同，则天理也”。“民心所同则天理”之说同他的“民与天一”之说是一致的。不同之二表现于他讲的“心”是超脱个人主观意识的“千百载而一日，千万人而一心”的心，是一切人的共同之心，它超越了个人的主观意识，是具有客观性的“心”。
不过，从实质上讲，魏了翁的世界观仍然属于主观唯心论，这是因为，他是把“心”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来使用的。他说：
心者，人之大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大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抑天地神明，不越此心也。（《文集》卷16，《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谓天》）
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万物也。（《文集》卷15，《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
心焉者，理之会而气之帅，贯通古今，错综人物莫不由之。（《文集·杨纯公杨忠襄公祠堂记》）
此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人心之外又所谓天乎？（《天集》卷56，《跋师原卿遇致仕十诗》）
上面的引文，充分说明魏了翁是把“心”作为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在他那里，“心”是宇宙的本原，也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极之根源。“心”是理与气的统率者，它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总之，心外无天，心外无理。作为宇宙本原的“心”，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支配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而且具有超时空的特性。他说：“心”昭昭者，固不与气形俱为斯尽也。”（《文集》卷84，《知威州陆君坚复墓志铭》）。虽然魏了翁讲的心不仅指个人主观的“心”，但从他把“理”融于“心”，以此为宇宙本原来看，应该属于主观唯心论，因为主观与客观毕竟是不可等同的，况且，这个“心”的内涵，主要是指纲常伦理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归根结底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只是他自己将其加上了一层薄薄的客观外形而已。因此，魏了翁的哲学是以“心理合一”的特殊形式出现的主观唯心论。
（二）“致其知而明其明”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魏了翁提出了“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方法。他和朱陆一样，认为“心”既是宇宙的来原，又是认识的对象和主体。在魏了翁看来，做学问不需认识外物，主要是向内用功，以发掘自己心中固有的“知”和“明”。他说：“人之一心，广大而精微，学问之道，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文集》卷47，《张行父忠恕拙斋记》）既然“心”能“主天地”，“命万物”，能“贯通古今”和“错综人物”，是宇宙万物之本原，所以认识的对象就是主体的“心”。“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意思，就是通过对内心固有的“知”加以发掘光大，以达到通晓一切之目的。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魏了翁提出了一个“以敬为主”的方法。他说：“以敬为主，则圣门传心之要也。是故敬焉者，所以此心而根万善者也。”“主静”是二程和张栻的修养方法。所谓“主敬”，是通过自我修养和抑制，使自己固有的善良之心保持专一不二、不为外物所动的修养方法，它类似于佛家的“定功”。所谓“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方法，实际上是陆九洲“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魏了请也主张“先应乎其大者”，他说：“大者立，则小者达焉”（《文集》卷49，《均州尹公亭记》）。不过，他讲“先立乎其大者”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朱熹学说的烦琐、迂阔之病。其实，魏了翁在治学方法上并不赞成陆九渊不读书、不穷理，静坐而论道的治学方法。他主张“循环读经，亦以此明此心”，这是要求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同陆九渊的“自存本心”结合起来，主张通过“致知”的途径去“发明本心”。他既主张以明本心为根本，又要求熟读经书，既抛弃了朱熹“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无所归宿的方法，又否定了陆九洲“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态度。这就是魏了翁“致其知明其明”的认识论之基本特点。
（三）“欲有善不善存”的“理”“欲”关系论。
同其他理学家一样，魏了翁也重视对人欲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人欲产生于外物对人心的影响，如他认为，心体本静，“感于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礼记要义》卷19）但他又认为，不是人的一切欲望皆恶，他说：“人之有欲，即从心出，……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文集》卷32，《答虞永康》）把人欲分为善与不善，是魏了翁不同于程朱和陆九渊之处。从这一区分出发，他肯定了饮食男女是人心之最大欲求，他说：“饮食男女是人心之大端绪也；死亡、贫苦是人心所恶之大端绪也。”（《礼记要义》卷9）这就是说，他肯定了人们维持自身生存欲望的合理性。因此，他不像其他一些理学家那样笼统地反对人欲，对于人民正当的欲求持肯定态度。所以他主张“为政不害于民”，在其改革方案中还提出了“先修裕民之政”的要求。对于不合于义理的“人欲”，魏了赣也不主张“灭”，而是进行“节制”，他说：“物俗强时心节制”（《文集》卷96《即斋次的权县约客》）。这就是说，他不主张一概地灭人欲，而是先把人欲分为“善”与“不善”两种，对于前者，如饮食男女之类的人类基本欲求，他不但不主张“灭”，反而认为这是合理的、应该予以承认和适当满足的要求，对于不善的欲望，要用“心”去加以节制，不使其恶性发展就可以了。魏了翁赞成其老师胡宏的看法，他说：“五峰谓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此语最完备。”（《文集》卷109，师友雅言》）胡宏认为，天理和人欲同出于一个本体“天性”，只是各自所发生的作用不同。胡宏不笼统地排除人欲，他主张“欲而不淫”，只反对“饮而不止”（《知言》卷3，《纷华》）。魏了翁进一步把人欲分为善与不善的思想，是受胡宏之启发提出来的，他还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说：“圣贤言寡欲矣，未尝无欲也。”（《宋元学案·鹤山学案》）考《孟子》七篇，确实只讲“寡欲”，不曾要求“无欲”。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欲之合理性的前提下，魏了翁不赞成程颐反对寡妇再嫁而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极端主义思想，他说：“先儒有言：‘妇适不再，妇适而饥寒之害，然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事大。’此岂妇之责也，亦为士也之诚。”（《文集》卷73，《顾夫人墓志铭》）在魏了翁看来，处于饥寒交迫的寡妇如果改嫁，这种“失节”的罪名不该由再嫁的妇女来承担，这倒是那些作为“士”的男人应该引以为戒的。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魏了翁对深受封建压迫之苦的妇女的同情，对不合理和道德说教的批判，这说明他比同时代的其他理学家的思想开明和进步。
五、倡导理学功过 应有公正评说
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潮，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并不像后来那样备受封建统治的重视，其创始人如周敦颐等，在其生前也并不像后来那样名声显赫，南宋前期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也不像后来那样走红，在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朱熹等人甚至遭受过沉重的打击，理学曾一度被定为“伪学”而加以禁止。魏了翁作为一位具有卓识远见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就是在理学遭受厄运而处于低潮时期，站出来奋力为之恢复名誉、争取地位的关键人物。经过他同真德秀等人的积极努力，终于使理学恢复了名誉，并且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崇高地位，勿庸置疑，他在理学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魏了翁倡导理学并使之取得显赫地位，并不只是靠给皇帝上疏，请求褒扬理学先贤、宣扬理学之如何高明那样简单的事，他之所以能够使理学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中占居正统地位，成为官方哲学，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统治者阶级在政治上的需要，还在于他同真德秀等人对理学进行了苦心孤诣地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特别是魏了翁对理学的创造性贡献。他的创造性研究，主要表现于他不死守陈说，不依傍门户，能够兼取各家之长。他能够摆脱程朱学说脱离现实生活和烦琐支离的弊病，对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如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天民一体”的重民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对这些东西，他不但有所发挥，而且还竭力争取付诸实行。魏了翁和那些常常被人嘲笑的道学先生不同，他不迁不腐，没有过多的书呆子气，而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比较开明的进步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倡和宣扬理学的主观愿望，虽然是为了维系人心和挽救封建统治危机，但也包含了符合于大多数人民安定生活与救国救民的善良愿望。至于理学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是魏了翁本人始料不及的。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魏了翁传》
2．《宋元学案·鹤山学案》
3．《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4．宋明理学史》第21章
5．《春秋左传要义》
6．《四书集注）
7．《礼记要义》
西山先生 真德秀
（1178—1235）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与魏了翁齐名的一位著名理学家，也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他同魏了翁二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少幼苦读成器 入仕为国分忧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县晋阳镇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自幼聪颖，4岁开始读书，即能一过成诵。德秀从小爱好学习，在学习中勤奋过人。据其学生刘某在他死后所写的《行状》记载：“入小学夜归，尝置书枕旁”，深夜还在蚊帐中看书，以至蚊帐被蜡烛薰成黑色。当其他儿童玩水游戏之时，德秀就把这些儿童的书取来阅读熟了。真德秀15岁时丧父，其母亲吴夫人在穷困中操劳家计，供他学习，抚养其成长，使他获得了专心学习的机会。由于他勤奋努力，学业上进步很快，在18岁时便考上了举人，19岁时即来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和魏了翁同榜考中进士，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判官。再试，中博学宏词科，被闽帅萧逵聘为幕僚，协助萧逵办理政务，旋召为太学正，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升为博士官。
自从政之后，真德秀胸怀忧国忧民之志，竭诚于职守，希望能够使处于内外交困的宋王朝振作起来，以摆脱危机。他是当时腐败政权中少数头脑清醒的大臣之一。真德秀的治国方案主要是用理学思想为指导来正君心，眼民心。在对待北方金人的侵略上，他一方面反对纳贡称臣，一方面又主张不急于征讨，而应该首先巩固内部，实行自治自守的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宋小朝廷确实已面临日暮途穷的处境，根本谈不上恢复故疆。他鉴于韩囗胄贸然出兵北伐惨败的教训，主张清除腐败，严肃政纪，收服民心，这对当时处于危势的宋王朝来说，不失其为正确的决策。他看到当时南宋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了，于嘉定元年，首次入对，向理宗进言说：
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岁币数，而吾亦日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日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币，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馒我乎？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心。”（《宋史》本传）
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安于暂时的和平，应该看到其中隐藏的祸患和危险性，所以应该提高警惕思图振救之法。按照真德秀的意见，其振救祸患之法就是崇尚理学，奉行正道，褒崇名节，以明示好尚。因此他还对理宗说：“囗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