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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5期-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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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东平?穴陈毅的秘书,鲁艺的实际领导?雪、许晴(戏剧系主任)等30多位同志牺牲。 
  1943年7月7日,陈毅为《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册》写的前言中,对丘东平、许晴等烈士作了高度评价。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母亲非常怀念许晴。当他的儿子许雷来访时,母亲不管多忙,多累,总要放下手中干的事情,亲自接待,娓娓交谈。 
  母亲身体不好,找她的人又多,对很多陌生人,她常常让阿姨推说自己不在家,把他们拒之门外。那时候,许雷在电影学院上学,他如果要来了,母亲无论身体多不好,总是随来随见,嘘寒问暖,当成贵客。临走时,还要亲自给他送到门口。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父母有令,任何人来家吃饭,都要交粮票,否则不给饭吃。但对许雷,母亲却实行特别优待,可以不要粮票。每次他来,还总设法弄点好吃的招待。苹果、橘子、香蕉等这些水果,母亲很少给我们孩子吃,许雷来了,却都能吃到。母亲的日记中还记载曾给过他钱。 
  有一次当许雷走后,母亲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是一位烈士子弟。他爸爸是一位烈士,宁肯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在敌人的监狱里很英勇,谈笑风生。 
  多少年过去,母亲总把许晴的相片保存在相册里。直到晚年,还重印了很多很多许晴的照片,并小心地保存着许晴的坟墓相片和华中鲁艺烈士纪念碑的相片。可以说,许晴对母亲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从网上查到,新四军团以上干部阵亡名单中果然有许晴,简历如下: 
   
  许晴(1911—1941),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苏扬州,中共党员,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分院戏剧系主任。1941年7月24日凌晨,在掩护鲁艺师生第二队突围时牺牲于建湖县北秦庄。 
  解放后,在建湖县北秦庄建立了纪念碑。这是全国惟一的抗战文艺工作者烈士纪念碑,上有张爱萍将军题词:“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二 
   
  母亲在日记中经常批判自己的斗争性不强。 
  我感到,这是因为母亲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彻底肃清,所以不那么左。对所谓的“堕落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也不那么横眉怒目,落井下石。 
  她确实斗争性不强,温情主义严重。1955年搞肃反时,她作为文化部外调组组长,去上海、南京外调了半年多。白天外面跑,晚上写材料。虽然日夜苦干,费了不少力气,却没搞出几个“胡风分子”。当时创作所的党支部书记李英敏同志还曾在大会上表扬过她。不过单位调级时,却借口她没写出剧本,惟独没给她调。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谈起这件事仍耿耿于怀。她说被外调的人,有些是定不下来的边缘人物,若要稍稍带点倾向性的话,就会增加不少“胡风分子”。可自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为了立功,有成果就多揪出几个反革命。结果虽给被调对象查清了问题,还其清白,自己却一点没得到好报。 
  如果她的斗争性强一点,1956年哪至于惟独不给她调级呢?因为母亲与关露、王莹关系良好,50年代有关部门的一个干部曾找到母亲,请母亲监视她俩,定期汇报。被母亲一口回绝。那时候,组织交给你这个任务是对你的信任和器重,个人会有好处。母亲的态度让这名青年干部十分惊讶,随之是钦佩,以后他成为了母亲的忘年交。母亲对自己的老朋友挨整总抹不开面子,不那么划清界限,反目成仇。 
  1942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1953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励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20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500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极其罕见。 
  1962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1964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500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 
  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该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胆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长年害病,实在痛苦得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根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么?来时找我来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 
  3.15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24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见《耕耘文集》第405页)。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7年之后,1975年7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除了海默,母亲与关露、王莹以及柳溪等人的关系也都很好。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给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私下场合,母亲从不避讳与这些人来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这些人一些帮助。 
  自从柳溪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后,丈夫与她离了婚,什么东西也没给她,经济上非常困难。很多过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来往。有一年,柳溪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绝望之中,托人向母亲求救。妈妈就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偷偷送给了她,东西虽不多,却也表达了母亲的一点心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脸不认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亲对关露也一直很尊重。在1957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她说: 
   
  今天我的心里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开会传达“十一”的事情。开会后同关露一同到西单商场买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关露,被公安局错押了两年,出来后,精神仍然是那么活跃,没有对党不满的任何怨言、姿态。这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而关露确实有骨气。她自己身受那么大的冤枉,背着“汉奸”、“日本特务”的帽子,却还敢仗义执言,替母亲鸣不平。母亲在日记中对此有记录: 
   
  (1957年)11月19日北京 
  ……今天开完会出来和关露同路。关露说:“听林蓝说,别人去年都提了级,而却没有给你提。他们都不平。这不是根据德才资取人,而是单纯根据‘才’。”她还打算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我赶忙说:“因为我没有写出剧本,所以并没有意见。你可不要提。”她说,“这与你无关,这是我们的意见。” 
   
  11月23日星期六 
  在这个会上关露替我鸣不平。说我思想作风如何好,如果评级以“德”为第一标准,那么我该升级。而岳×不该升两级,因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毛病云云。我听了这些话,心情是很复杂的。升级与否,我不愿计较这些。……我没有写出剧本,如果真的升级,也许并不好。可是一听关露说出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接近群众,谦虚,因而为我鸣不平这些话语,我又很高兴。大概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之故吧? 
   
  关露这么说,自然与领导的意见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却毫不在乎,显示出她刚正不阿的性格。与她相比,母亲就缺乏这样的斗争性。对领导惟命是从,即使有意见也不敢提。后来,母亲在香山租了房子,常与关露来往。有时还带我去看关露。我记得,关露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有点像酒糟鼻,烫发,身材瘦小娇弱。即使关露名声很臭,母亲还是与她的关系不错。母亲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关露四处奔走,帮母亲找来的。 
  还记得母亲带我头一次去见关露的情景。临走前,她睁大眼,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关露是个大特务,那神情像是在谈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险人物。我很不明白,她既然是个大特务,母亲为什么还要去看她呢?母亲这么干不是两面派吗? 
  有时母亲甚至头顶烈日,步行到她的住处。跟她聊家常,嘘寒问暖,聊各种事,没完没了,有时还送给她些城里带来的小东西。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母亲为什么对一个“大特务”这么亲热呢?为什么对一个“大汉奸”还嘘寒问暖呢?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很不理解母亲。感到母亲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关露独居香山一农民小院,树木丛生。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两年,释放出来后,也从没有正式给她平反,恢复名誉,群众威信很低,没人敢沾。其实她是受地下党领导廖承志的派遣才去当“汉奸特务”。 
  母亲就以这样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给悲苦寂寞的关露,送去一缕温暖。“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一关就是8年。1975年10月20日,母亲在日记中说: 
   
  被关了几年的关露前些时候放出来了。她仍然住到原来的房子里……自己生活很节省,几乎把钱都用在修房上。……关露是一个很好的同志。30年前,党派她做过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很有成绩。据说,她曾见过日本天皇。后来,在上海她的面目将要暴露时,党送她到了新四军中。在新四军中,她就因“汉奸”嫌疑被审查过。1955年“肃反”时又被抓起来审查(也因她是被潘汉年发展入党的)。“文革”后再被审查。可是,每次放出来后,她都是高高兴兴的,从没有一句不满的牢骚话。这次,她告诉我,她关在秦城监狱中,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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