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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在回族看来，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是不可挑战的基本原则，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损害，既不能威胁也不能利诱，无论国内外的别有用心者采取何种手段，都不能上当受骗，更不能动摇。这一点，回族绝不含糊，从历史实践来看，既经受了威胁的考验，又经受了利诱的考验。
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袁世凯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已经草签了条约。而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的分离倾向，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有的冲锋陷阵，英勇就义，有的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有的口诛笔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不但在侵略者的枪炮面前，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而且面对日本人的利诱，也不为所动，坚决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见回族不吃硬的，便来软的。日寇企图利用清末回族所受到的满汉统治者的欺压和屠杀以及由此而来的屈辱心理，利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些报刊所引发的“辱教案”造成的回汉民族矛盾，利用马氏家族（青马、宁马、甘马，时称“五马”或“三马”）占据西北以及马家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总之，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矛盾，试图挑拨民族关系，瓦解民族团结，破坏国家统一，达到“分而治之”的罪恶目的。但回族同胞软硬不吃，纷纷揭露日寇的阴谋，如《回教大众》１卷２期刊载的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告全国同胞书》旗帜鲜明地指出：“暴日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处心积虑，已非一日，他的方法是制定以华制华的政策，用尽种种阴谋，挑拨我们国家内乱，离间分化我们整个民族的团结”，“假借回民名义”，“实施其侵略计划。”表示：（一）决不与日本人妥协！（二）决不向日本投向！（三）决心铲除一切伪组织！（四）联合回教同胞共同杀敌。＇13＇西北五马虽然有反共和压制人民的一面，但在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抗日立场日渐坚定。马鸿逵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派员取缔了额济纳旗特务机构，还抵制了日军头子板垣对马家的策反。马鸿宾于１９３８年５月率八十一军赴绥西抗日前线，重创敌军。马步芳也派马彪率骑兵第一师三个旅八千余人赴中原地区，杀敌千余人。回族宗教界人士则利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抗日斗争。与此同时，当时的穆斯林社会贤达利用与中东及东南亚国家宗教和文化上的渊源关系，组织访问团，从事民间外交，向这些国家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争取其理解和支持。如达浦生阿訇对阿拉伯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由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组成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组成的“南洋访问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抗日斗争。另外，当时在埃及留学的中国穆斯林学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正义事业，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可谓拳拳赤子心，悠悠报国情。
５．重视教育，培养优良国民。爱国不但表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甚至为国牺牲，而且还体现在平时重视教育，开发自身潜能，把自己塑造成优良的国民。回族中的许多有识之士深知只有一腔爱国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备平时建设国家，战时保卫国家的本领，为此，必须重视教育，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创办近代新式教育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
众所周知，回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视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即经堂教育），这两种教育方式对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到了近代，社会出现了大发展、大变革，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多样化、专业化，单纯的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种需求，回族有识之士认真思考，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出发，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就是近现代新式教育。清末民初回族社会贤达纷纷鼓吹办新式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如有人指出：“人而智力强矣，战于商、战于工、战于农，无所往而不占优势；人而智力弱也，为商败、为工败、为农亦败，无所往而不归于劣败。”＇14＇“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但当时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民教育尚不普及，政府对教育重视不够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民智呢？是随大流，靠当权者或别人的怜悯恩赐，还是自力更生，另辟蹊径？回族有识之士作出了回答：“我之子弟，我教育之，其义不容辞，其责无旁贷”。“愿我教同胞，富者捐其资，贫者出其力，智者出其谋，才者竭其思，强有力者则倡导而督率之。设堂焉，聘教席焉，购书籍焉，置模型焉，聚子弟而教育之。修身也，伦理也，教之以端之其趋向；文学也、技艺也，教之以高其心思；历史也，地理也，教之以启其爱国；数学也，理化也，教之以广其才能。教之体操，以强健其身体；教之游戏，以活拨其脑筋；教之博物，以增进其知识；教之宗教、哲学，以博大其心胸。”＇15＇这种呼吁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响应。２０世纪初，王浩然阿訇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回文师范学堂和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１９１２年王浩然、马邻翼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用团体的力量推动教育的普及。紧接着，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教育促进会，通过促进会联络地方军政人物、实业家、社会贤达和宗教界人士等各界力量办小学，有的地方还办了中学和中等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急需的各种人才，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详情请看本书“文化篇”相关章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不断上升，在教育改革、大学高收费的新形势下，成千上万的家长尤其是贫困家庭仍想方设法外出打工、省吃俭用等，坚持送子女上大学，很多人还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同时，回族社会捐资助学，已蔚然成风，不但许多企业家慷慨解囊，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临夏回族自治州出现的“唐汪精神”开了先河，如今民资、民办、民助在各回族地区蔚然成风。有些地方，还成立了民间的教育救助会，致力于救助那些学习成绩优秀但家境贫寒的学子。
６．发展经济文化，振兴中华。回族从自身经历中，从１８４０年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以及甲午战争等国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深切体会到各国、各民族之间竞争之激烈，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具有一种高度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发展经济文化，振兴中华，成了绝大多数回族成员的共识。这种共识反映在２０世纪末回族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创刊号等相关报刊中，其中《醒回篇》中有文章指出：“当兹时代，凡夫蠢生蠕动，莫不日呈进化之观，何也？，迫于竞生争存而然也，况于吾人之身。又如凡百技艺，莫不日新月异而岁不同，随世界文明而俱进，何也？以适于现时代之要求也。”有的文章对形势则一语道破：“呜呼！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同人乎，抑知二十世纪，乃个人竞争、种族竞争、国家竞争、学问竞争之舞台乎？”说到发展经济，回族不光重视安身立命的农业经济和活跃流通的商业经济，而且对工业尤其对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百年前，回族思想界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文化力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有文章指出：“今日世界，竞争剧烈之世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争本于学战。”＇16＇
三、 回族爱国理念的现实意义
由上可知，回族爱国理念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理念，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国籍或实在群体的认同；而且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因为它是人们日常生存的基本处境。因此文化讨论不应当是民族国家虚无主义的；它应当以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即公民）为基本身份定位；并应以推动民族国家社会变革为其基本着眼点。公民意识可以帮助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导致了中国人一直缺乏充分的国家认同。梁启超很早就认识到：传统上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另一方面则在于，国家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定道义基础上的，其最稳固的支撑是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固然，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从根本上取决于公民和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保障水平。但国家的强盛，以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