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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兰家族致力于围剿拿破仑军队，因此圣埃克苏佩里家族自然也加入了保皇军的行列。由此可知，安东的祖父母都是波旁正统王朝的激进支持者，他们计划发动另一波复辟行动，因此他们得罪了不少共和派人士，祖父母的保皇军事行动深深影响青少年时代的安东。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法兰西斯一世的情妇与其他事迹
安东对于父族祖先的了解多来自祖父的著作，而对于母族祖先的认识全来自母亲口中。玛丽很会讲故事，而且她把祖先的事迹加以美化。圣埃克苏佩里家族世代尚武；丰斯科隆布家族则是书香世家，丰斯科隆布家族的全名为：布瓦耶·丰斯科隆布。
丰斯科隆布家族自18世纪起被封为贵族，在艾克斯（AixenProvence）地区留下丰富的文化与艺术遗产。家族出了好几位画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品收藏家以及科学家，玛丽从小学习绘画与写作，她的孩子最深刻的记忆是：妈妈一边画孩子们的人像，一边说故事。对安东来说，法国西部萨尔特省（Sarthe）的勒芒总是少了南方温暖的气息，玛丽丧夫之后曾带着孩子回到艾克斯城堡（Aix）投靠亲戚。40年后，安东的飞机消失在地中海，普罗旺斯成了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玛丽生长在普罗旺斯圣特罗佩附近拉摩村的城堡，这座城堡是家族于1770年购入。大约100年以后，拿破仑三世册封玛丽的祖父——埃马纽埃尔·丰斯科隆布（Emmanuel de Fonscolombe）为拉摩男爵，埃马纽埃尔娶了马赛船主的女儿，后来他担任拉摩村长，平时也会作曲。
丰斯科隆布家族支持君主政体的倾向，远比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强烈，玛丽的伯父——费尔南男爵（Baron Fernand）娶了马赛银行家的千金，后来成为巴黎伯爵的资深高级副官，而巴黎伯爵正是有意夺回王位的贵族。安东曾在费尔南的艾克斯城堡中度假。
玛丽的母亲出身封建贵族——罗马内·莱斯特朗热（Romanet de Lestrange）家族，早在16世纪，一名家族成员曾是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情妇。到了第一帝国时期，有人担任天主教特拉佩斯（Trappist）修道院院长，他说服拿破仑对宗教团体采取宽容、善意的态度。
至于玛丽迁居圣摩里斯，完全归诸于提考德伯爵夫人，也就是卡布丽姨婆全力做媒，提考德家族在圣摩里斯附近同时拥有数座城堡。玛丽的嫁妆不多，以至于卡布丽姨婆必须在她的亲戚之中为玛丽找到追求者。卡布丽姨婆的祖先中，有一位侯爵，名叫约瑟夫·莱斯特朗热（Joseph de Lestrange）。1814年，约瑟夫被拿破仑册封为男爵。约瑟夫在1790年迎娶贵族少女阿代拉伊德·格林·圣马尔索（Adélade Green de SaintMarsault）。阿代拉伊德的堂姐薇朵丽·格林·圣马尔索嫁给一名乡绅圣阿芒伯爵（te de SaintAmans）——乔治·圣埃克苏佩里（Georges de SaintExupéry）。光凭这样的远亲关系就足以向圣埃克苏佩里家族提议婚事，被相中的男主角——让·圣埃克苏佩里奉太阳保险公司指派，前往里昂招揽保险业务，玛丽当时年仅17岁，常常受邀参加姨婆在里昂贝勒可广场旁公寓家中举办的周三晚宴与音乐会。
多年之后，大家还是认为玛丽嫁入贵族世家真是非常幸运，尽管她家族的地位不高，而且让的财产微薄。虽然姨婆擅长做媒，但还是没办法为玛丽的妹妹马德莱娜找到婆家，马德莱娜放弃了结婚的机会，全心照料守寡的母亲。
马德莱娜也是圣摩里斯城堡中处处护着孩子的成年女性，从一张她与安东的合照中可以看出丰斯科隆布家族的五官特征。照片里的马德莱娜将脸侧向一边，她的鼻子准头略向上翘。由此可知，安东的鼻型遗传自母亲，而他还常因为翘鼻子而遭到取笑，就连他自己也对鼻型感到不满意。
政治权力在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发挥了影响，贵族圈子里的成员虽然身份相同，但彼此之间仍细分为各个派系。圣埃克苏佩里家族以正统王室捍卫者自居，并质疑支持奥尔良派的丰斯科隆布家族，安德烈·丰斯科隆布（André de Fonscolombe）是安东最欣赏的表哥，他是退休的外交官。安德烈认为，他的家族很可能受到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这一切从18世纪的祖先埃马纽埃尔说起。
18世纪正值启蒙时代，许多贵族子弟纷纷受到克洛德·圣西门伯爵（Claude de SaintSimon）潜移默化的影响，圣西门率先倡导人人平等、财产共享的民主运动。埃马纽埃尔结识了作曲家费利西安·大卫（Félicien David），而他正好是圣西门的门生。1896年，圣埃克苏佩里家族与丰斯科隆布家族结为亲家时，许多保皇派人士仍然认为，圣西门的思想余毒简直是背叛了祖国。
在世代从军的圣埃克苏佩里家族眼中，作曲家埃马纽埃尔·丰斯科隆布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埃马纽埃尔是安东的外曾祖父，他是罗马圣塞西尔学院（the Academy of Saint Cecile）成员，同时也在艾克斯教堂指挥音乐。他编写弥撒曲、圣歌，另外研究威尼斯音乐家卡里西米（Carissimi）。玛丽的父亲夏尔也是作曲家，他坚持让两个女儿学琴，即使搬到圣摩里斯，两姊妹还是继续上钢琴课。玛丽的五个孩子都会弹奏乐器，而她本身的另一项音乐天赋是编写圣乐，然后配上普罗旺斯方言歌词。
安德烈·丰斯科隆布时常走访圣摩里斯，他记得城堡里的表亲在专业音乐老师指导下认真演奏音乐，包括阿恩（Hahn）、福雷（Fauré）、舒曼（Schumann）、舒伯特（Schubert）与马斯内（Massenet）等人的作品。安东学的是小提琴，但是他主要的才华是吟唱通俗歌谣，他时常在同学和同事面前唱这些歌谣。尽管安东很欣赏母亲对于现代钢琴乐曲的喜爱，但还是会忍不住嘲弄一番。母亲尤其喜爱德彪西（Debussy）的音乐，安东最喜欢开德彪西的玩笑：他把几个甜橙放在琴键上左右来回滚动，然后跟朋友说，甜橙弹奏的音符还比不上德彪西的演奏来得好笑。
玛丽能摒除成见，完全接受现代文化与现代画风。她是位杰出的水粉画画家，有一位祖先名叫洗礼者让·丰斯科隆布（JeanBaptiste de Fonscolombe），他是马赛美术学院成员，另外也曾加入意大利设计学院。玛丽作画的灵感跟他比起来更接近现代风格，她后来绘制的半身像则在画风上接近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
由于费尔南·圣埃克苏佩里对于圣西门思想心怀偏见，因此他无法苟同媳妇的做法：鼓励孩子们追求自我、宽以待人、文化生活与宗教信仰并重。每当家族中发生争执时，她很少能做主孩子的教育方式。
法国法律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单独作决定，而且必须事事听命于男性，感性需求并不重要。安东与弟弟弗朗索瓦实际上的监护人是以祖父为首的圣埃克苏佩里宗亲会，若出现宗教、心灵层次的问题，安东必须寻求罗歇叔父的开导。由于安东的父亲早逝，因此罗歇更是对安东寄予厚望，希望他以宗教为职。
安东九岁时，家族认为他必须为将来铺路，好当一位称职的一家之主，并且投身军旅生涯。就这样他一夕之间被带离圣摩里斯城堡，告别了女性当家和可以尽情玩耍的生长环境，一头栽进严苛的纯男性世界：勒芒耶稣会学校，他追随父亲与叔父的脚步，成为这里的学生。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教条至上的学府
圣十字圣母学校坐落于勒芒市中心狭窄的安东·圣埃克苏佩里路上，这条路原本名为维涅路（rue des Vignes）。1909年10月7日，安东进入这所耶稣会学校就读。这条路现在虽然以本书的主人翁为名，其实跟他的求学经历没有具体关联。安东在1915年6月离开耶稣会学校，在此之前，学校迁移过两次。原本的哥特式建筑于1911年被国家征收，作为兵营。总的来说，位于现址的学校中，与安东密切相关的只有一栋建在校园中央的楼房。这栋建筑物在普烈马丁路（rue Prémartine）旧址时被当作教室，而安东曾在那里上课。
学校里的神父专注于天主教基本教义，每天严格督导学生恪守牺牲奉献原则以及铁的纪律，但如今已不再实行军事化管理。圣十字圣母学校现在仍然是隶属耶稣会的私立天主教中学，但校长不是神职人员，而且实行男女合班。学校课程不像从前那样严苛，宗教也只是一门普通科目，不是强制实践的神圣使命。
安东在此求学时必须穿着海军蓝制服，看起来很像军校生，不过如今的学生已经不穿这套制服了。他们和普通法国青少年一样，穿着轻便的服装上学，而且不大尊重迂腐的学校官僚。中央大楼的内部经过大幅整修，几乎没有任何线索能让人拼凑20世纪初、欧战开打前严格的军事化教学情形。大楼外有一座战争纪念碑，透露出学校曾经非常重视军事教育。许多男生在此受教是为了顺利进入正规军校，这所学校孕育了许多职业军官，大约有五十几名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姓名都被刻在纪念碑上供后人追念。在法国，很少有一所学校有这么多校友被后世瞻仰。
圣十字圣母学校的耶稣会教士倾全力捍卫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抵抗主张政教分离的共和政府。自从普鲁士在首相俾斯麦的指挥下打败法国后，校方更是采取非常手段，持续以天主教信仰对抗共和政府。当时共和政府下令禁止各校提供宗教课程，为了保卫宗教不可侵犯的地位，学校从全国各地招生，希望培育出来的学生能加入卫教行列。许多耶稣会学校刻意训练年轻学子，使其毕业后能进入公职人员学校与军校。然而在巴黎革命之后，这些校友却加入反对政教合一的阵营。贵族与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出钱出力支持教会推行的政教合一运动，到了1939年，公职人员学校与军校里已经全是保守派子弟。
安东在勒芒上学时，罗歇叔父成为他宝贵的消息来源。罗歇告诉他，这里曾有一场对抗“无神论”政府的圣战。罗歇在1876年进入圣十字圣母学校就读，比让晚了四年。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和其他贵族家庭一样，全力支持学校。这所学校在1870年普鲁士入侵法国时，成为抵御外侮的重心，并将当时极其宏伟、类似修道院的校舍提供给法国军队，作为驻防地，后来这些建筑物又成为部队医院。在校方取回校舍之前，普鲁士军队又进驻此地，并将教室充作马厩。这段历史成了不堪回首的记忆，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将安东转学到了瑞士的学校。
普法战争过后，耶稣会派另一批人掌管学校。从此学校抹上了浓厚的教条色彩，反而失去了百年树人的教育使命。神父们以狂热激进的态度对抗共和政体，后来，他们也以同样的狂热抵抗共产主义，全力挞伐公社成员。1871年巴黎革命全面爆发，军队在保皇人士和教会支持下全面屠杀公社社员，之后造反人民又组成政府，处决了宗教领袖，大屠杀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
在被送往勒芒之前，安东只在里昂的天主教预备学校接受了两年正规教育。到了勒芒的学校之后，安东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一个思想偏激、目光狭隘的宗教团体，同时因为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使他还来不及发展成熟就提早步入成年。1909年，学校仍以原本的哥特式建筑作为教室，然而耶稣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当时争议的焦点在于私立学校这种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方式，后来双方的战火更燃烧到德雷福斯事件。学校俨然成为法国反犹太势力的大本营，专门号召以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为首的保守派人士。
圣十字圣母学校弥漫着斯巴达式吃苦耐劳的气氛，由于学校经费吃紧，因此一切讲究节俭第一，就连学校餐厅也不提供暖气。每到用餐时间，只见250名学生穿着厚厚的外套，安静地喝着少量配给的微温清汤，餐厅里还有人朗诵《圣经》。
安东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坚守王室传统的大家庭。常有10到12位学生顶着相同的头衔，或来自同一个中产阶级集团，然后校方再将这些学生分散到各个班级。最高记录是罗马内家族（de Romanet）和莫里家族（de Maury），各有19名子弟就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