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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爬过3米深的积雪，他的精神与斗志已经发挥到极限。他什么也没吃，只喝烧开的雪水与炼乳，因为其他罐头食物已经冻得硬邦邦，根本吃不下；开罐器成为好用的临时冰钻。
第一天，吉约梅往山下滚了300米，直到滚进柔软雪堆中才保住一命。第二天，虽然举步维艰，他仍然奋力爬上陡坡，走回原路。后来飞行装束全部湿透、变重，迫使他必须将身上的衣服和脚上湿漉漉的袜子丢弃。有时候大雪纷飞让他睁不开双眼，吉约梅依然奋勇缠斗严酷的大自然。他停下来想吃点东西，但是一阵强风却将一只手套吹走，呼呼的风声也造成错觉。好几次吉约梅都以为自己听见了公鸡啼声，或是火车的汽笛声，仿佛文明世界就在不远处。
第三天，吉约梅差点失去了意志力。他沿着小河走，走到半路被巨石绊倒。他的皮箱进水，整包固态燃料泡汤不说，连火柴也弄湿了。晚上他拿着手电筒继续走路，但是能见度只有3米。受伤的脚踝不停滴血，染红了地上的白雪。
他的报告中写着：“星期二是最难熬的一天。”事实上，星期三也是另一场噩梦。他跌进50米深的峡谷，把装有食物和手电筒的皮箱弄丢了。在那一刻，吉约梅心想，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他常常得靠四肢往前爬行。后来因为双脚红肿，吉约梅索性将鞋子切开，结果整个人掉进河里，差点被冲走。
吉约梅后来告诉朋友，支撑他继续往前走的是三张太太的相片。他在报告中说：“我看着诺埃勒（Noelle）的相片，心中重新燃起勇气。”不过眼前的激流又让他忍不住想：“让我安详地离开其实很简单。”
到了星期四，吉约梅精疲力竭，而且没吃没喝。他被厚重的外套压得几乎走不动，步履蹒跚的情况下只得丢弃外套。很快地，他觉得获救的最后一丝希望完全消失。一名农妇与她的孩子看到这名形容枯槁、状似疯汉的男子，吓得拔腿就跑，赶忙骑马逃走。吉约梅使出仅存的一点点力气大叫：“我是迷路的飞行员，请救救我！”农妇赶紧回头将他救起。吉约梅在农家中休养生息，恢复健康后被汽车载回基地，途中看到一架飞机降落在公路上。
机上的驾驶员是安东。他飞越千山万谷，为的就是找寻好友踪影。吉约梅以一句话总结劫后重逢的情景：“我俩的聚首令我非常感动。”
技工让勒内·勒菲弗克服心理障碍，再度搭乘安东的飞机，只为参加救援行动。他后来召集了陆上远征队伍，前往吉约梅座机失事现场找回邮件，并且将飞机带回基地。
吉约梅则在航空日志上以几个简单的字眼描述意外经过：“6月13日。波泰N25型飞机，编号1522。圣地亚哥到钻石湖。3小时35分。降落在重山之中。翻覆。强烈暴风雪。6月19日步行回来。”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人格养成
吉约梅历劫归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寓里举办庆祝会，安东兴高采烈的神情在众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放声大唱低俗的法国民谣。安东曾问吉约梅是否看见飞机经过上空。吉约梅回答，他至少看到或听到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两次；安东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当时曾开飞机到山区搜索吉约梅。
为了让耳根清静些，吉约梅夫妇最后催促安东在清晨离去。安东每天晚上都到吉约梅家坐坐，有时候强拉两夫妻一起去看电影、上夜总会或逛游乐场。有时候他干脆睡在吉约梅家的沙发上，得有人搀扶他下楼坐出租车回去。有一天晚上，没人跟他下楼，结果他蜷伏在电梯角落呼呼大睡。最后还是诺埃勒发现了他。
吉约梅夫妇除了忍受安东之外，还得忍受他不断结交女朋友。安东在写《南线邮航》时，心里非常看不起随便乱交女朋友的行径。不过由于职业的关系，现在的他成为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他倒也陶醉在其中；安东的贵族身份以及文学成就，更是为他增添不少个人魅力；不过其他飞行员也广受异性喜爱，他们的地位媲美运动明星。虽然安东很讨厌别人将飞行员与斗牛士相提并论，但事实上飞行员的魅力与斗牛士不相上下。安东善用这个优势，征服了无数芳心。
安东在营救吉约梅的行动中感受到一股深厚的情谊，他相信自己天生不适合做领袖，他只想听从别人的命令。他担任运输经理时，常常处罚延误行程或发生意外的飞行员，即使有时候不是飞行员的错。这段时期，同事纷纷疏离他。
在《夜航》中，安东间接批评他的“分身”——督察员罗比诺，为他仗势凌人的作风感到不齿。安东承认，罗比诺决定处罚同事的做法，不过是模仿李维耶严守纪律的行事风格。罗比诺处罚犯规的飞行员时，总是以“一切遵照公司规定”为理由；但是李维耶则真正了解到严守纪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李维耶说：“公司规定就像是宗教仪式，乍看之下非常荒谬，但却是人格养成的关键。”安东认为，李维耶不在乎他的处置是否公平。李维耶无意借由严格纪律压制手下，而是希望部属们能超越自我。
《夜航》赞同耶稣会般的威权管理以及领袖订定的严格规矩。矛盾的是，安东想尽办法不接受资深职位，他宁愿当一个盲从的部属，也不愿当一名发号施令的长官。即使在二次大战期间，他比一般飞行员年长许多，他还是不愿担任指挥官。他下达命令时总是非常紧张不安、手足无措。他事后常常后悔，并且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有一次他下达了处罚命令，结果久久无法释怀。《夜航》提到这个事件，指示下命令的人被换作李维耶。
李维耶将玩忽职守的资深技工罗布勒（Roblet）开除。这名技工修理飞机已经20年了，而且负责打造阿根廷国内第一架飞机。李维耶挣扎很久，他觉得狠心开除老员工似乎很不讲理。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名技工不可靠，有一架班机降落后所有仪器无法运作，经调查发现，原来是罗布勒在机上安装了有瑕疵的配线。
罗布勒可是真有其人。他是圣安东尼奥基地的总技师，年纪超过60岁。根据拉泰科埃尔新任试飞技工保罗·狄森迪（Paul Decendit）的说法，有一次飞机坠毁的肇因是机械故障，安东因此将罗布勒开除。
还有一次安东开除了一名飞行员，原因是安东的飞机迫降时，这名飞行员立刻前来营救。如果这名飞行员遵守多拉的规定，他应该先将邮件载回基地，然后再回头营救长官。
这些遵守公司严苛规定的做法，使得同仁对多拉敢怒不敢言，安东非常害怕因此被同事排斥，这种忧虑使他不愿做一名领导者。此外，安东不像多拉，他不能承担沉重的责任，强迫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
《夜航》里的飞机意外以1930年5月的坠机事件作为背景。拉泰科埃尔飞行员埃利泽·内格兰（Elysée Negrin）的飞机在蒙得维的亚湾（Montevideo Bay）坠毁，当场机毁人亡，机上另外三名乘客也当场丧命，包括多拉的前任助理朱利安·普朗维尔（Julien Pranville）。在此之前的15个月中，多拉失去了六名飞行员以及三名无线电操作员，但是这次意外显得特别不吉利。（似乎是厄运的前兆？）普朗维尔预定飞往巴西那塔尔市（Natal），迎接梅尔莫兹驾驶的第一架往返于非洲与南美洲之间的邮件飞机，这条航线是由多拉一手策划的。
坠机意外为新航班的安全亮起了红灯，但是多拉并未就此退缩。1930年5月12日，梅尔莫兹从塞内加尔起飞，机上载着150千克重的邮件，这些来自图卢兹的邮件，经过25小时的飞行抵达塞内加尔。梅尔莫兹并没有受到蒙特维多空难的影响，他驾驶拉泰科埃尔第28号海上飞机，树立了长途飞行的新里程碑，从此开启南大西洋地区航空邮递与载客服务。这次首航成为《风沙星辰》里动人心魄的情节。根据梅尔莫兹的描述，大西洋上的龙卷风就像神殿上的黑色大廊柱。
尽管气候十分恶劣，飞机仍将邮件从法国运到了非洲，再飞越大西洋、南美洲，最后抵达太平洋，所费时间长达四天半。这次长途飞行在南美洲造成轰动，空中邮局的飞行员从此出现在民谣与纪念品中，成为世代景仰的英雄好汉。六年后，梅尔莫兹死于飞越大西洋途中。安东接受法国报纸《箭报》（La Flèche）的访问，其中有一段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安东提到在南美洲服勤的经验，他说，所有飞行员都觉得自己完成了神圣的使命，而且成功执行危险飞行任务后，心中都有难以形容的成就感。
安东说：“梅尔莫兹的感觉又比别人强烈。他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快乐。不过他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确是顶着光环。”
安东只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公室里隔空参与梅尔莫兹的壮举。每当无线电通讯中断，耳机里一片死寂时，安东总是焦虑不已。对他来说，所谓“说不出口的快乐”仅止于赞扬好友的惊人成就，安东一点也不想晋升高位，他渴望回到邮递岗位。此时，他的私生活、事业与文学创作正悄悄改变，彼此之间产生了摩擦。一直等到13年后《小王子》问世，安东才摆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困惑。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戈梅·卡利罗的遗孀
1931年，安东的飞行事业、私生活与文学创作正有起色，他一步步迈向幸福成功的坦途。他在非洲与南美洲的杰出表现，为他赢得“无畏无惧”的美名。在离开阿根廷之前的几个星期，他邂逅了未来的妻子——萨尔瓦多籍女子康苏罗·索馨·圣多瓦（Consuelo Suncin de Sandoval）。1931年4月，两人在法国成婚。1931年底，安东出版生平第二部小说——《夜航》，书一推出即广受各界好评。
然而安东并未就此平步青云。他陷入了情绪低潮，事业上也跌跌撞撞吃了不少苦头。他丢了飞行员的饭碗，常常得找朝九晚五的工作，有时候他想打破长途飞行的记录，但是往往都以意外收场。虽然他为不少报纸与杂志撰稿，但是他的文学野心绝对不止于此。1939年，《风沙星辰》出版，安东再度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珍贵足迹。安东人生最大的挫折是他的婚姻，这场婚姻令他尝尽生命的甜美与苦涩。
安东与康苏罗相遇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一场专门招待法国作家与艺人的演讲上，主人是本雅明·克雷米厄（Benjamin Crémieux），他曾向《法国新文学》投稿，他与安东认识于巴黎伽利玛举办的鸡尾酒会。克雷米厄带领的小组中，成员包括康苏罗，她是瓜地马拉凯籍作家昂里克·戈梅·卡利罗（Enrique Gomez Carrillo）的遗孀。挥霍无度的卡利罗是猎艳高手，他因与人激烈决斗而声名大噪。此外，他以熟人作为创作灵感，写了一本有关马塔·阿里（Mata Hari）的书，一时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1919年，康苏罗与卡利罗邂逅于巴黎，当时康苏罗只是年仅17岁的妙龄少女。但是，1993年当萨尔瓦多制片家曼努埃尔·索托（Manuel Sorto）调查康苏罗生平时，他发现日期上有明显出入。光是康苏罗在萨尔瓦多的出生证明就出现各种版本，让人一头雾水。她与安东结婚时，曾说自己出生于1902年。但是她表示，出生证明资料已经毁于革命。友人认为，康苏罗真正的出生年是1898年，换句话说，她比安东年长两岁，但是巴黎墓碑上注明的日期却又是1907年。
除了康苏罗的亲戚之外，索托制作电视纪录片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弗朗西斯科·梅纳·盖勒罗（Francisco Mena Guerrero）。盖勒罗是萨尔瓦多记者兼史学家，他曾多次采访康苏罗。盖勒罗说，1925年，她和戈梅·卡利罗邂逅于巴黎，戈梅·卡利罗当时已54岁，康苏罗说她只有22岁。
两人初识时，戈梅·卡利罗仍与第二任妻子维持着婚姻关系。他的著作超过50本，而且是马德里ABC报与两家阿根廷杂志的巴黎特派记者。戈梅·卡利罗取得阿根廷国籍后，被阿国政府指派为布宜诺斯艾利斯驻巴黎领事。康苏罗说，戈梅·卡利罗“变得非常有钱”。根据萨国电视台的调查，戈梅·卡利罗与康苏罗曾经同居数月，然后1926年12月在法国尼斯结婚。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戈梅·卡利罗逝世，他在法国与阿根廷的遗产全数留给康苏罗。康苏罗守寡三年后，向阿国政府申请遗产继承以及外交官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