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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轻、较有文化的当地女性，对于小姐的危害想得更深一些，涉及到了男女两大社会性别集团的利益的问题。例如，一位女护士说：当地的22－23岁的未婚女性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应该如何挑选老公。（她们）对男人不敢相信。有这么多小姐来这里找钱，当地的男人无法把握自己的。
3。对小姐的某些宽容与同情当地人眼看着自己的家乡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最清楚打工妹的功劳与艰辛，所以也相对地更容易理解小姐的成因。年轻人尤其如此。
例如， 当地一位23岁的女护士这样说：（1）“通过某种途径我钱，也应该算职业。 ”（2）“（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姐最优秀，漂亮，有姿色，所以最有钱，又能（让男人）廉价消费，所以是正常的。”（但是在场的别人没有附和）再如： 当地的3个男中学生到×le歌舞厅来玩，点了阿ying小姐“坐台”（仅仅是陪坐）。妈咪mei姐逗他们说：这个小姐可是你们的老师哟！结果3个小家伙把阿ying小姐一直护送到她的住处。他们在路上一致劝她：坐台可以，千万不要出台；还留下了其中一人的电话号码，说是有危险可以找他们。
当地人传说最多的，是各级各种领导人对于“性产业”的宽容。例如，据说当地的领导在开大会的时候说过：男人要“叫街”（找“街妹”），女人要吃饭，这些都很正常。可是，这种传闻跟笔者调查过的其他地方一样，虽然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 但往往只是一种“表意”，查不清来龙去脉的。在B镇，笔者先后听到五次有人这样说，但是没有一次能够通过笔者的测谎。
这其实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惯用斗争策略。它既可以为自己的无法无天辩护，也可以表达自己实际上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既可以发泄对官方的不满，也可以证明自己绝对是忠顺良民；既可以表明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也可以证明自己是官逼民反。由于人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传闻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所以这传闻也就最容易三人成虎。至于领导人到底说过没说过，反而成为其次的问题了。
4。“性产业共荣圈”
在考察这个方面的时候，笔者遇到了一出“戏”。
在访谈当地××管理区卫生室的医生、 妇联主任、 男队长时，笔者问他们：
“性产业”该不该封掉？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封了好！可是那位妇联主任接着就告诉笔者：她自己的房子就在×ye大道上，已经租给一间发廊了。于是笔者问她：如果封了发廊，您的房子还能租出去吗？她显然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逻辑问题，当时没有回答，而且后来再也不谈她出租房子的事情了。
那位卫生室的医生也是如此。笔者访谈时，她刚刚大骂了“鸡婆”一顿，刚刚积极表态要求禁娼，就来了两位小姐（说普通话）看病。这位女医生给她们看完以后，告诉笔者：她们就是“鸡婆”；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继续冲着笔者骂小姐。
这不是她们个人的双重人格，也不仅仅只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卫。这是中国人在“表态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悲剧：“态”是一定要“表”的，而且必须“表”对；至于自己的实际行为和切身利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二者必须分离，甚至必须相互矛盾。久而久之，不仅没有人会察觉其中的矛盾，而且许多人会发现它大有好处。
于是“表态”就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民族习惯。
访谈镇内的男女时，他们就比较暖昧了，一般都说：“性产业”不关我的事，封不封我都没意见， 也不愿意管闲事。可是笔者在前文里已经举过例子，在B镇，无论是出租房屋的，还是经营各种小买卖的，连开摩托车载客的当地人都知道，他们与“性产业”已经是“砸断骨头连着筋”了。
人都是这样。道德义愤最后还是要服从切身利益。有文化的卫生工作者，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更清楚。
一位女医生这样说：我们看不起做这种事的女人，但是从职业上来说，对她们的态度必须好，服务也要好。从女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支持关闭这些色情场所，但是一扫黄，医院马上就没有病人，没钱可收。过去几年，春节时小姐们回家过年，医院的生意就少许多。现在有些香港人过年也来，或者来这里过年，所以生意还不那么冷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地正规医院的妇科，主要的收入来自女人的冲洗阴道和阴道内放药。当地80％的小姐有各种妇女病，主要是霉菌性阴道炎 。农村妇女和打工妹里面，阴道滴虫比较多。所以，平时每天可以来70－80人，笔者访谈的那天是90人。每个星期一是人最多的日子。最旺的时候，每天可以来100－150个病人。
在B镇流行一句话， 叫做“一昌（娼）带来百业兴”。事实上怎么样，笔者无从全面认证；但是这无疑已经成为该社区的一种共识。
当地人说，刚开始的时候，公安狠抓小姐，每人罚款3000元。结果不但小姐少了，而且留下的小姐也穷了，到后来，本地的商店连百货都卖不出去了。特别是酒楼和饭店， 只好“停业不关门”，以便对上面报喜不报忧。例如，1995年7月有一个18岁以下的外来妹， 在B镇被迫卖淫。后来她告状到省公安厅，于是省里直接派人来抓，搞了一次大“扫黄”，影响B镇的商业长达4个月，直到11月以后小姐们才陆续回来。
从那以后， B镇一年只抓一两次小姐。每次抓了以后，市面都会冷落整整一个季度。可是上面要求，所以只好一年抓两次。
地方利益当然也与“性产业” 息息相关。 例如，当地的一位官方人员说：×qiao大酒店是香港人在B镇开办的，势力相对小一些。省里物价局检查它，要罚款。
结果香港老板罢工了，镇政府少了250万元租金，也不干。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这就是说，“性产业”的经济纽带已经把许多行业和个人都拉进了一个“共荣圈”。社会学一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能不能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的用行动去反对它。
三、“理论黑洞”
对于“性产业”和“红灯区”，大多数中国人还很少思考。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人们仅仅依靠“飞进几只苍蝇”、“沉渣泛起”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
笔者曾经访谈了一位当地的官方人员，他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少数大学生之一。
他分析说，当地形成“红灯区”的主要原因有五个：
一是外来投资带来了大量港台人和外国人；二是本地人赚钱很容易，小姐们又年轻漂亮，本地男人对她们有很强烈的新鲜感，所以很舍得在她们身上花钱。
三是卖淫的高收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妹。她们在工厂里打工，每月才挣400－500元，而卖淫一次就可以挣到这个钱数。
四是她们远离家乡，卖淫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下水的人越来越多。
五是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纵容与支持。
笔者知道，许许多多中国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可是我们却很少体味这种看法的真实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的具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人们，对于“性产业”的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思考套路，一个解释模型。任何地方的任何时期的任何情况，都可以圆满地放进这个理论大筐里，以便在稀里糊涂之中求得一团和气。
更重要的是，这样思考出来的任何一个原因，都必定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且往往是并不需要去解决的。这样，人们不仅可以不必再劳心费神地探索问题，而且理论上的无奈就是实践中的无奈，人们可以因此而相当心安理得地容忍问题的存在。
由此，笔者经常想到，在许多禁娼文件和正式出版物里，也常常出现一些对于嫖娼卖淫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可是笔者总是觉得，它们真是难得的黑色幽默：不管作者分析出多少条原因，可是读者都会发现：它们是根本无法解决、无法改变的。
那么，这样的宣传材料，到底是为禁娼呢，还是仅仅满足于宣传？
第七节 当地的“二奶”问题一、现状“二奶”问题对于笔者来说，完全是“搂草打到了兔子”，是它自己撞上门来的。所以笔者的调查材料并不多，只能罗列如下：
1。概述当地人说，现在包二奶很普遍，带小姐是有本事。有钱的都有小的，乡长也有小的。中层干部都是如此，叫做“三小一大”（小汽车、小洋房、小老婆、大哥大）。
连司机一般都有二奶。
当地人里，40多岁的人包二奶的特别多。老婆一般都不做声。有些男人还把二奶带回家里。
“二奶”也有升为老婆的，有跟香港人拿了结婚证的，也有跟当地男人的。一般来说，一开始都是包，后来女方的父母、亲友闹得很厉害，最终就结婚了。
当地农村靓妹也有被香港人包的。
在医院的妇科，周末比较多是来人流的，有男人陪着。有些“二奶”给护士塞钱，开假化验单，证明自己已经怀孕了，以便向男人敲诈钱财。
笔者访谈的一位当地老太大，生怕笔者不信，就带着笔者去看一座三层的好房子，说是香港人的，每层养一个包婆，一共3个，每人每月2000元，不准出门乱跑。
2。故事故事之一：一位开“四轮车”（双排座的小型货运汽车）载客的司机，32岁，自己已经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又包了一个“二奶”，却让“二奶”连续打购4次。
故事之二： 有一个“二奶”，在老家有丈夫，还有4岁的儿子。现在被一个香港人包下来，跟他又生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因为香港人的老婆生的是女儿。
故事之三： 有一对广西夫妻一起来到B镇。丈夫伪装是“哥哥”，把“妹妹”
包给一个香港人。香港人一走，他们夫妻两个就过起了日子。
故事之四：一个40岁的男人，在外面“兜”（做生意），包了两个小姐，很漂亮的。回家后，自己身上有香水味，打电话又被老婆听到，于是老婆追查到小姐，大打出手。
故事之五：一个农村男人，已经有了3女1子，又包了小姐。老婆过生日的时候，要去OK厅，恰好遇到那位小姐。小姐不知道，还上来跟男人亲热。于是打架。
故事之六：一个农村家庭，最小的儿子20岁，读书读不下去，没事做，吃白粉。
包了一个“衰妹”，是外来妹。家里送他去戒毒，那个“衰妹”给他送白粉，他在三楼上，甩出一根线，把白粉钓上来。
故事之七：一个农村男人，在镇区里卖牛肉，也包了一个“小的”。结果自己有性病了，还回家传染给老婆。但是老婆一直找不到那个“小的”，所以两口子一直打打闹闹。
故事之八： 一个男人在外面包婆， 但是老婆把他的大哥大给“抹（Ma）机”
（盗用号码）了。一次，男人跟包婆通话，叫包婆“别乱跑，晚上我来”。结果老婆追踪而去，发现了。
故事之九：小姐有的也养小后生。例如在1996年，两个小姐包了两个同乡的后生，但是他们用安眠药把她们灌迷，拿走了存折。小姐第二天醒来才去报案。
3。“包二奶”的价格让笔者吃惊的，不是它的贵，而是它的便宜。笔者在陆续的访谈中，一共了解到11个“包二奶” 的价格。 其中最贵的是每月5000元人民币，最便宜的则是每月500元，二者相差10倍之多。而且，在这11个价格中，超过每月2000元的只有两个，大约等于2000元的却有5个，还有4个是低于2000元。其中只给500元的居然有两个。
所以笔者相信当地人的普遍说法：“包二奶”的平均价格，不会超过每月2000元。
当然，这里所说的，仅仅是男人直接付给“二奶”的现金。除此之外，男人还需要给“二奶”提供住房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这些往往都不是支付现金。因此，上述价格，实际上相当于“二奶”们的“纯利润”。
花钱最少的、 每月只给500元的那两个男人，就是前面故事之一和故事之七里面的男人。故事之一的男主角是笔者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开四轮车的原农民，赚钱并不多。据笔者朋友的间接介绍，他的情况可能有些独特。他完全不怕老婆知道，还经常硬要老婆与“二奶”住在一起，以便省钱。他对付女人可能很有一套。他的那个“二奶”，各方面条件可能比别人的还要好一点，但是他却能够只用那么一点钱，已经把她包了快一年了。
4。为什么愿意被包？
有些“二奶”是外来的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