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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时斩决之前狱中的种种，活埋庵道人徐树丕少有记述，见所著《识小录》卷四《癸未大狱》条：
吴昌时吴江人，号来之。以礼部郎调吏部郎。郎之不调久矣。此举实骇人观听。初为宜兴幕宾，前相薛国观之死，昌时实构之。……宜兴再召，昌时以风影之说吓人财甚伙。一手握定朝局，恣睢淫佚，无所不至。其系狱也，知上无宽宥意，写字付家求金屑，屑字乃作薛字，其神乱耶，抑鬼使之耶。
《鸳湖曲》第五节：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这位复社的重要分子，晚明崇祯一朝党争政变的幕后操纵者的结末是够凄凉的。崇祯皇帝的下一步当然是“抄家”：
帝谕……周延儒、吴昌时赃银，诏敕谕内数日勒催呈解。（《崇祯长编》卷二）
好象这也并非太坏的理财法门，先让官儿贪污，然后抄家入内。恶名是人家的，积聚所得却总跑不了，入了“国库”。昌时身后，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还被别人包占了。《霜猿集》：
吏部茶箱玉琢卮，青鬟小事各分司。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幼女思。注：延儒引吴昌时为文选司，卖官鬻爵，赃私百万，昌时疾，各官入卧内，有青鬟五人司茶，皆绝妙姿也。茶卮皆羊脂玉琢成，受以乌金盘。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
孟心史先生据顺治十一年三月东华蒋录宁完我参折，说：“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不过《明诗记事》辛签中录胡山《烟雨楼》一首，里面却说昌时还有儿子，不过因为避祸改名亡命了：
独有贤豪负时彦，七省五侯交托遍。遥持启事致山公，共羡人伦归水鉴。……转向回天咳唾间，翻云覆雨须臾变。卿相趋朝尽过门，监司候宅稀留燕。……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孤儿亡命移名氏，槁葬归魂送夕阳。
一般人对他身后的批评，更是刻毒无情，姑举一例。李清记：“予差竣返扬州，适吴辅郧彩椤Ｓ胪ぶ＝吭⑶鞘逃善妇鸵Ｓ柘戎粒籽圆狈锤醋础Ｎ浇两跻挛勒校笨诠乒平逃板废停蚬板芬跃啦蓖冢殊枘冢破湎驼咚朴肽毖伞Ｒ源讼率板罚⑾率．‘正色曰，不然，此骆养性憾予，肆行捏砌，昌时岂至此！语毕元勋至，不知子先有言，又言昌时媕阿状，往得罪周辅，委蛇蒲伏，顿头不起。终唬蝗唬肃敛闭咚觯逼裰链耍∮锉希善钢粒植恢栌朐醒裕幢秆圆碧昂嶙矗炒δ苫呷舾桑呈履苫呷舾桑杂攘Α．‘讶曰：乃尔！宴罢。刃校枋鲇柩愿嬷＃质鲇栌胫Ｑ愿媲牵υ唬镣惰桃印！保ā度始恰罚 �
只有他的老朋友吴梅村念念不忘，在集子里还留下一首《鸳湖感旧》：
落日晴湖放楫回，故人曾此共登台。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梅村集没有编年，此诗不知作于何时。查《年谱》顺治八年壬辰，梅村在嘉兴万寿宫住了一些时候，草完了他的《绥寇纪略》，也许是这时重游鸳湖所作的。距离吴来之被杀，已经十年了。复社同人，死的死，投降的投降，做和尚的也有（熊鱼山），梅村痛定思痛，写下了《复社纪事》，痛切的检讨了一下，可是我们在他的诗文中间，所能发现的斥责实在远不及惋惜来得多。他大概还是以为如果张溥不死，局面一定会大大两样，而不致糟到这种样子的。
我不懂诗，然而喜欢读《鸳湖曲》；觉得它的确包含着浓挚的情感，不仅只是哀悼逝者，而且还夹杂了作者的身世之痛，确是“诗史”。虽然为了种种原因，写得十分晦涩，让我说了这些话来解释。至于我自己，结束了这两年来悬在心上的一件工作，把乱书一推，也真好象赶开了这一批三百年前丑恶的政客、恶魔，使它们无法再来纠缠我的清梦，自己觉得也真是十分痛快的事。
1949年3月1日夜12时
《黄裳卷》 第一部分关于吴梅村（1）
关于吴梅村
三百年来，吴伟业（梅村）是曾为许多人所喜爱的诗人，也留下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他的成就是突出的。与他并列为“江左三家”的钱谦益、龚鼎孳就都比不上他的烜赫，更无论稍后的王士禛辈了。这原因是值得认真思索的。梅村在诗歌创作上是有新的创造的，表现得尤为鲜明的是他的七言古诗。他尝试引进了一种更新鲜，更接近读者的方法。音调的转折，色泽的艳丽，咏叹的低徊，都不是过去古诗中常见的。似乎可以说，这是《长恨歌》与《春江花月夜》综合、熔铸以后产生的新体。如果只用这方法表现传统的平庸感情，那无疑就将成为一种新的“宫体”，一种格调不高的东西。可是现实生活拯救了诗人。他生活的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他自己的平生际遇与充满胸中的啼笑不敢之情，吸引、迫使他写了许多记人、记事的历史长篇，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史诗”的色彩，同时也使他得免陷入“宫体”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
在许多评说吴诗的议论中，我总是不能忘记龚自珍的话：“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这是龚自珍的“三别好诗”之一。诗前有小序，他说：“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中叶，梅村诗在士大夫人家中的地位与受到欢迎的程度，已经成为代替《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的“高级通俗读物”了。龚自珍说，他活了三十二岁，“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并说这些他都“明知非文章之极”，并称吴诗为“儿女诗”，但终于不能不说“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龚自珍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梅村诗所持的矛盾的态度，明知不是“上品”但还是不能不喜欢的心情，我想同样的矛盾也会普遍存在于许多读者心中。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那原因。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吴梅村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将全部力量都花在艺术分析上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作家的颇不多见。但在吴梅村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反常的现象。包括他自己在内，他的同时朋辈、晚辈都从政治上对他说过许多话。而真正说到吴诗艺术地位的好象并不多，龚自珍是很有见识的一例。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是与时代历史分不开的。这似乎正是一个好例，可以说明任何时代、任何作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政治而生活在真空里。因此在论文论人时，就不能孤零零地只看一个方面。那是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意愿、努力都得不出应有的结论的。对吴梅村当然不应该是“例外”。
三十年前我曾自不量力做过一件艰难的工作，为梅村的《鸳湖曲》写过一篇“笺证”，文章的副题是“吴昌时事辑”。我用的是笨办法，把耳目所及能够搜罗到手的有关材料都聚集拢来，按时序、事件安排在原诗章节之下，试图阐述作者的作意，并寻绎掩盖在迷离惝恍的诗句后面的史实真相。郑西谛、吴辰伯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并借给我许多史料。就在这一次我开始明白了晚明史籍的浩瀚；尤感困难的是因当时党社的纷纭复杂，出于不同集团成员之手的记录论述的难于爬梳、判断。也正是这时候，开始对吴梅村这个具体人物发生兴趣，觉得三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某些传统的、习惯的看法并不那么可靠了。这以后，见书较多，时时发现旧作的缺失不完，想重加订补，还不曾得到这样的余闲。不过有一种印象却也日渐明晰。对吴梅村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人比起后代人往往更为清楚而明白，梅村为了替自己辩解所作的种种姿态，都瞒不过当时人的眼目。但随了时代的迁移，旧闻的零落，这些却大抵成为论世知人的依据。这实在是值得憾惜的。
六十年代初，我又偶然看到一幅过云楼旧藏、吴梅村所画的《南湖春雨图》。作为“画中九友”之一的吴梅村的画迹流传得极少，偶有所见也往往只是一二笺扇。象这样精心绘制的巨幛是极少见的。尤为难得的是在画幅上端梅村还亲手写下了原诗的全文，与传世吴诗颇有异字。诗后有记：“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壬辰是顺治九年（1652），当时他正住在嘉兴的万寿宫，编写《绥寇纪略》。《鸳湖曲》有“十年此地扁舟住”语，约略算来，梅村与吴昌时在鸳湖游宴大抵是在他改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下推十年，顺治庚寅梅村又来到嘉兴，以盟主身份参加了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南湖。”（毛奇龄：《骆明府墓志》）可能就在这时写成了此诗。这一年清兵入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同时死难。后两年，梅村又来到鸳湖，补作此图。
《黄裳卷》 第一部分关于吴梅村（2）
转年春天，九郡人士在苏州虎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慎交”、“同声”两社同“奉梅村先生为宗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些分散的社盟都表示了捐弃前嫌，统一步调的愿望。就在这年秋天，梅村“应召入都”了。“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王撰《自订年谱》）
一首《鸳湖曲》，一幅《南湖春雨图》，正好都创作于这段时期。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即将消灭，陈之遴正在北京得意，这时梅村并不曾心灰意冷，还卖力地主持在野社盟集团的大规模政治集会，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到半年他应召出山了。难怪许多人都不能谅解，窃窃私议，因为他们确实隐约地感到是被利用、出卖了。
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接连创作了这样的一首诗和一幅画，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偶然触发了怀旧之情。在这十年中间，梅村的故人先后有许多人死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得远较吴昌时来得光彩，他们并不曾得到诗人一一的哀挽。可是偏偏不能忘情的却是身败名裂的故友，这又是为什么呢？梅村的七古歌行中不少激昂慷慨之作，表现的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表彰忠义、指斥奸邪，态度异常鲜明。如《圆圆曲》就是一个好例。但只有这首《鸳湖曲》和另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则是哀怨凄迷，低回宛转，好象有许多话都难以说出来似的。对这两诗所歌咏的对象，也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要想寻找这中间的隐曲，我以为只求助于正史、官书是无效的，也不能天真地完全相信作者本人的声述。听听同时人的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吴梅村是很会替自己辩解的。他写了不少诗词，作检讨、表心迹，但多半不彻底，有保留。即如赢得无数老实人同情的《病中有感》一词，一向都认作他的“绝笔”，《年谱》的作者也把它编在临终之顷。可是在谈迁的《北游录》的“纪闻上”中，就早已记下了此词（崔青蚓条）。《北游录》是谈迁在顺治十一年顷入都期间著作的汇集，有许多与梅村往还的记事。梅村有不少名篇都是他首先看到手稿后加以抄录的。如果《北游录》是可以信赖的著作，旧抄也没有错落舛误的话，那么这一阕《贺新郎》就不会如俗传那样是梅村的“绝笔”。中国人大抵都是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看来这就是它的化为“绝笔”的原因。
山阴沈梅史撰《重麟玉册》，是一部大型的晚明人物传记。在《李暎碧传》后面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事，记下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公论”。也许有细心的考据家会指出，龚鼎孳是安徽人，不当列入江浙，不过不要紧，这并不妨碍这一情况的“基本属实”。
濠梁徐麟吉（日驭）有《黄园陪李银台公凯先生话吴梅村故事》七绝四首（康熙刻《北山诗钞》卷十一），其中的两首是：
太白承恩第一班，那知有诏放还山。沉香供奉无消息，自按霓裳教舞鬟。
讲幄晨趋近至尊，犀庭日表梦犹存。山中曾记山僧语，赢得袈裟满泪痕。
长洲陈叶筠廷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