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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
（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的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
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策，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拟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
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得，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洲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作凤阳总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绾南北交通枢纽同时又是守朱家祖陵的重要军职。
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辛巳诗》卷上中，有六首《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原注：“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一片颂祷之词，读了使人肉麻，末二首“不甘寂寞”之情如见：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车笠平生约未违，萤光亦近太阳飞。公车长路冲冰雪，官舍西山礼翠微。衰鬓霜痕愁更满，晚年汐社去何依。遥知东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傃（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注云：“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而这时周延儒却正意外地得到一位漂亮的夫人，乐不思蜀，还是由张溥弄了一点手法，才弄他上路，谈来简直好象传奇一样的故事了。《霜猿集》：
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注云：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曰，不如在家安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宜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样的“相国”，这样的“党魁”，实在是异常出色的。
“党魁”在这一月的酣饮箫鼓之余，当然要“指示”“相国”拿出一些“祥和”措置，象释放“政治犯”（东林人物）呀；开放言论，让御史自由讲话呀；改革经济（减税）呀，一班清流，也都以为宜兴再召以后的确可以好好的做一番事，而对在野的幕后操纵的“党魁”张天如更是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料，张溥却正在这时候死了。这死因也颇离奇，据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都说他是病终，可是野史的说法就两样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洲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5）
“党魁”既死，叹息之声不少，吴梅村在《复社纪事》里也提到张溥的救时十余事的“密疏”，如“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等事，可惜张的身死，而不果行。可是也有说他死得好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周延儒辛未会试得张溥，援之入翰林。延儒罢归，溥令东林党人物力数十万缗，赂内侍，复起延儒，俄溥病死，大权归于吴昌时，竟成二人杀身之祸，人皆为溥幸之。”（《将亡妖孽》）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
“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且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周延儒虽然摆脱了这一位幕后提线人，可以少少自由，不过在北京还有“秘室”中两人的另一人在，而吴昌时的花样，比起张溥要更难于应付。他不独要权位，而且还贪墨，更加心地狠毒、傲慢，延儒有了这样一位“助手”，就只有听他指挥，沉陷下去了。
昌时的贪，可以用两件事说明。
皇帝千方百计筹措军饷，用来戡平“流寇”，抵御满洲，想来想去，要出卖祖遗的家当了。《三垣笔记》卷上：
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仪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吴昌时就借此机会作一笔生意。此外卖官鬻爵，不但贪，而且还不讲贪污的信用，干没别人的贿金。《三垣笔记》卷中：
予与吴都谏麟征同任吏垣，曾密询云，吴公正人自负，公何嫌？麟征曰：彼非独予同乡，且门人之门人也。然实鄙薄其所为。如嘉兴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闻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将挂察典，伊苍头惶急致贷金长安，为弥缝计。又海盐令刘某，予邑父母也，诱伊数万金入己，托言谋佳缺，然即其房师处亦不为通讯。今罹察典，束装无资，特为昌时贪耳。……初，刘某入闱，昌时以其子密托之，刘某恐后为己累，以蓝笔重加圈点，而以墨笔抹，托言大主司吴翰林国华所为，已询之国华，非也。故恨。若王某，则以五百金馈，不称昌时意耳。此又何枢曹刚所言也。
贪污又在官僚中引起倾轧，彼此利用御史互相弹劾。监察官竟成了他们政争的工具：
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闻泄国遴等谋于延儒者乃马给谏嘉植，而泄枝起言于昌时者，又徐侍御殿臣。一时贪横变诈气习殊可想见。（《三垣笔记》卷中）
同时他跟周延儒来往得极密，在这中间有多少文章，政治中枢不在皇帝宫中，而是在相府里面的：
予一日与某同籍谒周辅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见。一长班耳语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径入后宅矣。予问之，其一铨曹，一仪曹，一兵曹，一同乡闲署也。予归而叹曰：吾师必败矣。他且弗论，安有以趋热铨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议者。不数日败。铨曹者吴选郎昌时也。（《三垣笔记》卷中）
昌时替延儒拉拢“通内”，于是就有了“绣鞋”佳话。《霜猿集》：
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注：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昌时一心想做吏部官，《烈皇小识》说他“醉心吏部，诚得一日称吏部郎，虽死无恨”。于是就去缠住延儒，“必欲得而后已”。不过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例子。“延儒查例，世宗时，文选病故，武库正郎调入；又天启朝，邹维琏匪石，以职方郎调稽勋，援两故事。”（均见《北略》）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郑三俊，是有名的正直人，当然不肯，就“问乡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荐于上。盖石麒畏昌时机深，故誉之，而三俊不知也”。（《北略》）对于吴昌时的利用郑三俊，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
郑庶常鄤吴铨曹昌时皆奸人也。一附黄翰林道周，一附郑冢宰三俊。人欲击鄤，恐累黄公；欲击昌时，恐累郑公。（《三垣笔记》）
旧例吏部由别部调者不过主政，天启时赵冢宰南星在部，始调兵部邹员外维琏于吏部，时犹大哄。若以礼部正郎调吏部文选司正郎，则又自吴昌时始。予邑吴辅朊埽碇唬何盼难∷疽还俦仄鸺揖萌危蟊参尴日撸蛞曰榉獯芪难『稳纾坎闭唬禾熳佑煜碌萌耍侍丶蛞晃难。瞿壳邦恐罹杂枋衷撕蟊惨病Ｎ醇妇拱堋＃ā度始恰罚 �
一旦有了掌管全国官吏升黜的大权，第一件事就是想树威，使监察官的台省对他不敢批评，《玉堂荟记》记：
年例每次不过科一道二，盖约略人数多寡，而斟酌其间，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计之，其人不为少矣。吴昌时为选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软无能为者，其用意至深。此时郑元岳为太宰，从议郎调为文选，亟欲以特达之知，大伸其清执孤特之意，以见知于上。而昌时别有肺肠，特创此不畏强御之貌，以恐吓台省，为异日驱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