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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髑枇⑵蜇で褰嗉洌蜇ぬ峁┫丛琛⑾匆路牡胤剑�4．对乞丐定期做防疫检查，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 建议二：信用审查发牌照——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周同学建议：“给了钱怕上当，不给钱又难受”是困扰救助者最大的问题之一。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对乞丐身份进行鉴定。如果是假乞丐，用假资料、假方法要钱，那他的行为就属于欺诈，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治罪判刑的。政府应该启动一个信用审查系统，给乞丐验身，比如江苏等地的挂牌乞讨，由民政部门出证，而且一定要防伪。一个城市内可有一个联网的系统，对乞讨者的身份登记入册，如果乞讨者在一处被发现做假，他转移到别的区的时候在网上，执法人员可以查到资料，以此为由对其进行强制管理。 建议三：民间合作助童乞——在对待儿童行乞的问题上，读者的来电来信意见空前统一，认为政府、社会都不能允许儿童乞讨的现象存在。儿童乞讨，这是乞讨中的“违法”现象，我们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有九年义务教育规定。儿童在学龄时流落街头讨生活，这就是监护人违法了！“应该有带强制性的福利机构保证孩子的权利。应该尝试创办社区型民间福利机构，聚集民间力量建立多个小规模的福利机构，首先解决眼下日益突出的残疾儿乞讨问题。” 建议四：只给食物不给钱——很多人提出一个观点：联合抵制职业乞丐，只给食物不给钱财。在假乞丐遍地的今天，只能用这样的办法做一点善事。可以倡议大家尽量不给钱，冻了送衣被，饿了送点食物，这样既能解决乞丐的温饱问题，又不给职业乞丐发财机会。这笔钱可以捐到正规慈善基金去帮人。 建议五：城市设立禁讨区——“乞丐影响市容”、“乞丐多的地方，容易乱，乱了犯罪率就高”这是众多民众一致的声音。很多市民建议，在火车站、天河城、省、市政府、步行街设立“禁讨区”。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故事（图）
曹瑞华 194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干部家庭，家里兄妹七个； 1958年，主动申请支内来到江西，成为九江市棉纺织印染厂的一名机修工人； 1960年，被开除出厂，受劳动教养，罪名：挪用公款； 1961年，曹瑞华被正式宣布提前解除劳动教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1962年，留场就业； 1968年，被宣布为“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678天后平反； 1975年，回到上海，开始“黑户”生涯至今。 我平时看到人家身份证乱丢，找不到，我说，身份证这么重要还乱丢，命根子，那是命根子，那是灵魂，灵魂啊。我今天终于有个灵魂了，所以我对这身份证、户口本特别珍惜，我从来不会找不到，从来不会乱放，我很小心保护它，它像生命一样的。它是我的灵魂。 陈晓楠：上面这一番话，乍听上去，可能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能让一位60岁的老人如此激动，让他视之为生命，视之为灵魂的，竟然不过就是那张小小的，薄薄的卡片——身份证，说这话的人叫曹瑞华，家住上海，几十年以来他都拥有一个很特别的外号，黑户，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身份，所以在周围很多孩子的眼中，他也长期被猜测为带有神秘色彩的坏人。曹瑞华始终沉默地进进出出，他很少向别人讲起自己的身世，也不解释自己的身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原因很简单，说不清楚，一言难尽。其实恐怕用一言难尽这四个字来形容曹瑞华的人生历程，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因为40年以来，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小上海市民，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比任何小说和电影都还更富有想象力的人生剧本，如果非要用什么来总结一句的话，那就是四块钱，改变了他40年的人生。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1）…（图）
曹瑞华：1959年，厂里急需一批当时很紧缺的扳手，派我到上海购买。给我100块钱；100块钱买一打——12把；8块钱一把；（共计）96块钱；还找4块钱；开张发票。那么，我买回来以后；高高兴兴的；我说（我）做了一件好事情；就去报销；去报销（的时候）会计不在；正好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姓韩；他说你饭菜票有没有；我说饭菜票吃完了；今天发工资之后买；他说你不是买扳手多4块钱吗；你借给我嘛；晚上发工资还给你正好嘛；现在会计又不在；你又报销不了。我说好；行行；借给你；我没多加考虑；人家没饭吃；借给他。 发工资后不久，曹瑞华就到财务科报销了出差的费用，他很快就淡忘了借钱这件事。几个月后，曹瑞华在车间上班的时候，厂保卫科的几个人突然来到车间召集工人开会，曹瑞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又是传达什么文件。 当时曹瑞华正在车间里干活。保卫科宣布，把机器关掉；大家坐在一起；开个会。“经上级批准；经九江市公安局；九江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宣布曹瑞华挪用公款若干元；开除出厂；受劳动教养；立即执行。” 整个车间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曹瑞华的身上，刚满16岁的曹瑞华呆呆地站在人群当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茫然不知所措。曹瑞华说那时候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场面，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挪用公款是什么，也不清楚劳动教养是怎么回事。 曹瑞华：宣布的时候（说我）挪用公款若干元；挪用公款变相贪污；我说贪污什么；（保卫科的人说）贪污就是你把钱用掉了。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听；反正就是不好吧；这么多人开会叫你站起来；总是不好的吧。宣布以后；就叫我走了。我想，走就走吧；脑子里很乱；不知道想什么东西；反正是当时心里面也很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去了以后干什么；都没有概念；将来会怎么样；都是想不到的。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2）…（图）
宣布完毕，曹瑞华立即被两名全副武装的民兵看押，直接从车间送往江西省彭泽县芙蓉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60年5月30日。 曹瑞华：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人让你签字。每天大概是六七点钟上班；到下午四五点钟下班；总共十多个小时。因为当时也是自然灾害吧；吃的粗粮；那时候产粮区；是用麸皮做的馒头；烧饭的是劳改犯；他很同情我；他说“小鬼；你肚子吃得饱吗？”我说吃不饱。他就买土豆给我吃；就这样；5分钱一碗土豆。那时候买了一两碗给我吃；吃不饱；你还得干活；还得干好；还不准发牢骚；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土豆；救了我的命；土豆救了我的命。每天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早点跟父母；跟家人团聚。 由于年龄小，农场的干部、犯人都叫曹瑞华“小鬼”，对他还比较照顾。曹瑞华决心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获得新生，但是，让曹瑞华感到苦恼的是，当初宣判他劳动教养时，没有人告诉他要教养多少年，也没有人让他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不知道自己要多长时间才能改造成一名“新人”。直到半年后，曹瑞华的劳动教养才总算有了期限。 曹瑞华：一天到晚就是叫你劳动劳动，晚上叫你学习，不告诉你时间。后来呢，过了半年多，说有政策了，“你们自己定时间，根据你的罪行大小定时间。”我说“我三年”，有的报两年。让你自报；就看你的态度怎么样。当时我也不懂；好像觉得；像这种事情；你思想要深挖根源；要痛改前非；好像罪恶很大一样的。不敢报少；报少了说你不谦虚，说你对问题没认识；报多一点，说明你对罪行有认识；能痛改前非。说你罪恶累累，就是靠罪刑给你定的。我想了想“三年”。那么你非要说是我错，哪怕心里不服，也要说“我错了，我错了”，你得低头认罪，才能宽大处理。你不低头认罪，你就是不谦虚，永远改造不好，要改造一辈子。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3）…（图）
曹瑞华就这样有了自报的三年劳动教养，有了期限，就有了希望，他努力地“改造”着、“表现”着，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表现换来和家人的早日团聚。 曹瑞华当时想；应该表现得好一点；比如说；让他做钻床；一天应该钻一百个孔；他就多钻一点；钻150或200个；这样他就会被认为“表现好”。过年了；他也不休息；他们那里有个300公尺深的机井。这个机器经常出毛病；可是，过年也不会停止生产；他就自告奋勇；守着机器；加油、检查它的性能，如果机器的温度过高；就要停运一下。静下来的时候；他心里也很难受；一想到过年；想到家里的温暖；想到人家正高高兴兴地过年；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冷冷清清；所以很难受。 曹瑞华的表现得到了农场干部、领导的肯定。1961年4月20日，劳动教养不到一年的曹瑞华被正式宣布：提前解除劳动教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听到这个消息，曹瑞华哭了。 曹瑞华：60年5月30号劳动教养，到61年4月20号（结束），宣布劳动教养的那个监狱长；我记得很清楚；“现在给你们宣布个事情；曹瑞华这个小鬼；也没什么事；小事情；现在宣布；结束劳动教养；回到人民队伍中。”说得我蛮高兴的；说得我直掉眼泪；就在这里留场就业吧。当时，留场就业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上班；工作；我说我要回去；他说“回去不行；这是党的号召；你过去做了对不起人们的事情；现在你已经痛改前非了；我们给你帽子摘掉了；要听党的话。留场就业；就是继续改造；这个里面本身就是劳改农场；帽子摘掉以后；服刑完了以后就在里面劳动”。62年的3月8号；国家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党全民都要动员；支援农业第一线；我说，我要写封信给我父母商量商量；他们不同意；“我们已经问过了你父母地；他们同意的；你去吧”。就叫我到农场去了，那天是1962年3月8号。 曹瑞华听了党的话，留场继续劳动改造，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留就留了14年。
第一部分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1）…（图）
曹瑞华留场就业继续改造，在农场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觉得自己被一股力量紧紧地裹挟着，踉踉跄跄地走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他无力选择，也无法改变。他从“有期”又变成了“无期”，他不知道这种生活哪里才是终点。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雪花飘起的时候；他被叫去挖河泥。把河里的水抽干之后；穿着棉裤踩下去；腿一下去；疼得他半个小时都喘不过气来。 紧接，又叫他修围堤；围堤24米高；要把它加固加厚；防止夏天洪水泛滥。吃饭，要一口就吞下去了；否则就凉透了。一边吃着；雪花就落进碗里；变成冰水；变成冷饭了。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着新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曹瑞华机械地出工、收工，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才是终点，他盼望着奇迹的发生，就像他劳动教养有一天结束一样，能再一次从“无期”变为“有期”，他等待着这种改变的到来。六年后，“奇迹”终于发生了，但是这个“奇迹”却没有带来曹瑞华所希望的改变。曹瑞华记得，那是1968年的普通一天。 晚上开大会，会场上的大幅标语写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军代表员说：“无产阶级政权是巩固的、强大的；但是有一些小丑；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农场里发现一个反革命集团；叫反共救助军；总共是500人；他们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要炸毁桥梁、剪断电线、横渡长江、挺进大白山、长期与共产党为敌。”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感到很新鲜；当时；天很冷；曹瑞华穿着军大衣；他一听还有这样的事；感到稀奇。军代表接着说；司令已经投降了，还有谁投降了；总共落网了七八个；有连长；有营长。但是，据一个营长检举，“我们这里有一个连长；大家请看；现在我们宣布一下；反共救助军上尉连长——曹瑞华；他来了没有？”曹瑞华；就站起来了，问“什么事”。 曹瑞华一站起来，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宣布为“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呆立在会场的中央，听着震耳欲聋的要自己低头认罪的叫喊声、口号声，曹瑞华说，他恍惚中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八年前自己站在工友中间被宣布为“挪用公款”的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是一场梦。 他父亲写信给他；问他是不是受什么人蒙蔽了；让他向党向政府交代清楚。他只是说没有哪个叫他做；他相信党的政策；请组织去调查。而军代表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不用再调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