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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也要在一起。宋杨萍抱着弟弟妹妹大哭了一场，跟弟弟妹妹说，不管多难多苦，她都要把这个家撑下去。第二天，小杨萍又来到民政局。 那一次是过年前，那是姐弟三人的小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面，没有米，而且是冬天，也没有办法进行他们的旅游生意。宋杨萍想过年总不能让弟弟妹妹再吃方便面吧。于是她考试结束后，趁着民政局还没有放假，很早就到了民政局，拿了一张报纸坐在民政局长的办公室门前等。 等了很久，局长终于来了。小杨萍哭着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局长。由于他们那时还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于是局长就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大概两百块钱给了小杨萍，并保证说：“你先去过年，我就给你办这个事。” 宋杨萍拿着200块钱，和弟弟妹妹过了他们那两三年里最好的一次年。就因为有了这200块钱，姐弟三人过年就再也不用吃方便面了。他们买了一条鱼，买了点土豆，买了点肉。 宋杨萍：那个年其实要算我们那两三年里面，过得最好的一次年，因为有了200块钱。有了200块钱，我过年就不用吃方便面。我那一次就去买了一条鱼，买了一条鱼，我们三个不会做鱼，买了点土豆，买了点肉，我们三个也不会做肉，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搅别人，都过年呢。 然后我在屋里自己就想，这可能就和炒土豆没什么两样吧，就把鱼放在那儿，然后就在锅里弄，倒点油，放点盐什么的，就在那儿弄，最后炒出来，那个鱼都成黑鱼了，结果一盘土豆还有些味；那肉，我听别人说，好像还要放些红糖，然后，我就买了些糖，我就把那肉弄好，结果那肉出来都成甜的了，但是还好吃得很；那鱼都烧成黑的了，但是没有全黑，里面有的白肉还可以吃，那是我们三个过得最好的一个年。 1999年8月，经过近一年的奔走，宋杨萍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获得批准，可是拿到的钱却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多。 当年建议宋杨萍去申请低保的奶奶说：“你们姐弟三人如果按一个人150的话，就会很好了。”那个时候，对姐弟三人来说，一个月450块钱足以支持三个人的生活，那样宋杨萍也再也不用为房钱发愁了，也不用为书钱而担忧了。 可是当时从民政局拿到的那个本子上却写着：三个人一共180块钱。180块钱远远不能够支持姐弟三人的生活。因为那是宋杨萍已经上初一了，课程有时候非常紧，不能天天到华清池去挣钱。 当时姐弟三人的房租一个月需要80块钱，这还不包括水电费。一个月也就能够剩下80块钱去买米，买油，买面，买煤。 每个月，他们可怜的180元钱都要一分一分地算着花出去。开始宋杨萍还列个账本，可是实际生活花费和这少得可怜的低保相差实在太远了，她也不愿再列账本了，因为自己看了都心烦。 180元钱，虽然不能解决这个三口之家的根本问题，但小杨萍说，她非常非常感激这180元钱。因为这180元钱，是救命的180元钱，这180元钱意味着他们姐弟不会分开，意味着这个家还能支撑下去。拿着第一次领到的18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回到家里，抱着母亲和他们姐弟合影的照片，小杨萍哭了。 陈晓楠：其实你看，你比妹妹也大不了多少，是吧，大多少？大几个小时？ 宋杨萍：几分钟。 陈晓楠：几分钟，（比）你弟弟也只大一点？ 宋杨萍：两岁。 陈晓楠：两岁，可是你肩负着这么多，就因为这几分钟，你是大姐，所有的东西都是落在你身上，你好像比他们大很多的样子。 宋杨萍：我有时候真不想当这个大姐，我有时候真的想比她小一些，宁愿我弟是我哥哥，宁愿我妹是我姐。 陈晓楠：但是你觉得你当了大姐，你就得承担这些东西？ 宋杨萍：必须承担，非承担不可！我现在还忘不了，我妈她走的时候，她不能说话，但是她那闭不上的眼，就在告诉我说：“一定要把杨丽跟宋军带大成人，一定要带大成人，一定要！”我就特别想到火葬场去看看我妈，我特别想去。 陈晓楠：你就想告诉她这些消息？想让她看看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是吧？你妈妈要是见到你们后来这些情况的话，也挺为你骄傲的。 宋杨萍：我不要我妈为我骄傲，我只要我妈把我抱一下，我只要我妈把我抱一下，我只要我妈抱着我哭，然后说：“萍萍，今后妈给你做饭，妈妈给你们洗衣服。”我只要我妈这个样子，我不要我妈（为我）骄傲。 小杨萍只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却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第二部分不平凡的生活
小杨萍和弟弟妹妹住的家，出奇的整洁，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只有三个孩子的家。只是有一个细节流露着孩子的痕迹，那就是在床头，有一些明星贴画，妹妹的偶像是周杰伦，弟弟的偶像是刘德华。 可是宋杨萍却没有自己所谓“偶像”，她只是说：“我谁都不喜欢。”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睛里看不出半点孩子的神情。也许因为这样特殊的经历，小杨萍真的也错过了很多当孩子的乐趣。有的时候她出奇的老道，说一些话的时候，也格外的坚定决绝，像个大人。只有在她和弟弟妹妹一块儿做饭，一块儿玩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的斗嘴的时候，那些时候，她倒像个孩子了。小杨萍的心里可能有很多的角色，这可能让她真的也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宋杨萍说自己喜欢上网。一次自己班的同学把她带到网吧去，请她上网。小杨萍说自己不会。那个女孩儿说：“我教你。”但是小杨萍拒绝了，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同学在上网。她也知道网络的有趣，可是自己平时根本就不敢去。 因为她听同班同学说，上网容易上瘾。她特别怕自己上瘾，更怕自己这种不好的习惯会传染给弟弟。的确，这个女孩儿心头始终装着自己最亲的人。 对于她来说，平常最高兴的时候是姐弟三人一起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妹妹会冲他们发号施令，她也会很高兴的帮妹妹的忙。她甚至希望三个人能够打架，真正的打架，因为那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会让他们居住的小屋充满了人气。她说：“每一次上学去的时候，这房子里面，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冷，房子里面都没有点人味。” 事实上，在宋杨萍语文老师的眼中，这个女孩比别的女孩要沉静很多，并且很多时候把自己封闭得很严，多少有些孤独。毕竟这个年纪的女孩总会说说笑笑，应该是非常快乐的。可是处在这样豆蔻年华的小杨萍却没有同龄女孩那样的无忧无虑。 小杨萍并不希望自己和周围的同学有什么不同，她希望自己能够跟他们没有一点差异。但是事实上她那不平凡的经历已经赋予了她比同龄人成熟太多的性格，所以，当她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尽量表现得幼稚点，这样会使同学们不要在无意中发现自己和他们得不同，因为她不希望自己和同学们相处的友谊里，会掺杂一些同情。 在这个孩子组成的家庭里，作为大姐的宋杨萍是绝对的权威，尽管她并不比弟弟妹妹大多少。 陈晓楠：家里碰到什么大的事啊，决策性的，比如说买个什么大件的东西，谁应该出去干点什么，像碰到这个大事，你们是怎么商量，还是你独裁？你是绝对权威吗？弟弟妹妹都听你一个人的？ 宋杨萍：因为他俩对待同一件事，分歧一般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一般都是找他们俩单独谈，然后我就说：“你认为这事应该怎么办？”然后说完之后，找另一个人，就说：“你认为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比较好一点？”一般都通过他俩同意了。如果再决定不下来的话，他俩再硬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话，我就说：“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再吵了。就按照我的办。”这就完了。 陈晓楠：听说你们还有个分工，是吧？在家里。谁主管什么，谁主管什么？ 宋杨萍：现在要说分工的话，也并不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无形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我妹她就帮着干屋里的活，然后如果遇到什么大事，需要我出去交涉的话，一般都是我主外，我妹主内。 陈晓楠：那弟弟管什么？ 宋杨萍：我弟，管吃呢。 随着弟弟和妹妹的长大，姐姐曾经绝对的权威也受到了挑战。曾经，弟弟是绝对不敢跟姐姐顶嘴的。但是弟弟的身高和见识都在成长，他也会向姐姐表达自己的意见。 小杨萍觉得有时候自己太成熟了，思想可能也太老套了，甚至跟弟弟之间都产生隔膜了。有的时候她会发现弟弟的思想比自己先进，但是多年的共同生活让她有了当家人的自觉，她说自己会放不下那种大人的架子。 每年开家长会的时候，都是宋杨萍给弟弟妹妹去开家长会。在那种全是大人的场合，她自己也觉得别扭，而且有些时候她感觉老师说话很意味深长，而且家长们的眼光也非常奇怪，因为毕竟是一个小孩和他们一起坐在会场中。但是没有办法，毕竟她现在是一家之主。 而宋杨萍自己的家长会，几乎就没开，每一次没有人给她开。 陈晓楠：小杨萍的老师说，在学校，她是个非常沉默的学生。我发现她也时时刻刻在观察别人，而且眼神里，多多少少有一点戒备：比如我们谈话的时候，当她沉静在自己的回忆里，她是一个人；而中途休息的时候，她马上就变回另外一个人，是那样的礼貌，客气，和别人有距离，而且，话就变得非常的少。有的时候，我真想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觉得她有的时候很像是一只老母鸡，在守护着两只小鸡。而小杨萍则从11岁起就开始守护，甚至是捍卫她那个很特殊的家庭。
第二部分笑对未来（1）
小杨萍和弟弟妹妹相依为命，一起苦力支撑着这个摇摇晃晃的家，虽然几度绝望，但是他们坚强的守候。三姐弟的状况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学校免除了学费。2001年4月，他们的户口也由汉中迁到了临潼，这个特殊的三口之家，终于渡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2002年，小杨萍考取了省重点中学，临潼华清中学。 当时妇联进行的“春蕾计划”帮她联络上了一位阿姨，这位阿姨资助了他们一段时间，并让他们过了一段相对较好的生活。后来民政局也给他们加了最低生活保障：先是加到200，然后加到300，并且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后来有许许多多得叔叔阿姨给姐弟三人寄钱、写信，资助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活才慢慢地越来越好。 2003年，姐弟三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到了每月540元，生活渐渐稳定了下来，目前，小杨萍带着弟弟妹妹租住在临潼区西尧新村的一间农民出租屋里，小屋七八个平米，虽然狭小，但是干净整洁。谈起这个家，小杨萍的话立刻就多了起来，眼神里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 对于那些资助过她的人，宋杨萍不断地说：“谢谢！”谢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叔叔阿姨，她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个家不可能支撑到现在，但是小杨萍对于别人所给予的帮助，内心却是非常的矛盾。 曾经有一次，她因为一个小小的矛盾和一个同班同学吵了起来，那个同学说：“你把我给你捐的那些钱还回来。”小杨萍听了之后，非常难过，非常生气，但是当时她什么都没有说。放学的时候，她跑到那个同学面前说：“明天，明天我就把钱拿过来还给你。你告诉我，你给我捐了多少钱？”同学说：“5块。” 第二天，宋杨萍就把五块钱取出来带到学校，把钱扔在桌子上，说：“这是你的钱，我不要。”她明白，这是一种爱心，但是她不想把爱心要得太多，因为她感觉，这先是一种自卑，后来慢慢地变成一种耻辱。她不想做那一种，就是那一种伸着手去向别人去要钱的那种人，她真的不想做。 陈晓楠：小杨萍不想让我们去课堂上拍摄她上课的样子，也不想让我们在外面拍摄他们任何生活的场景，我们所有的拍摄行动，都在那间小屋子里进行。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只有在那间小屋子里，属于他们自己的屋子里，她才能放声大哭；而走出外面，她就不想和任何人不一样——“不想和人不一样”，这是采访当中，她说到的最多的话。甚至虽然她经历了这么多的东西，可是她并不想让周围的孩子觉得，她比他们成熟，而且小杨萍也坚持不要任何方面来的捐助，因为她觉得现在可以吃得饱，穿得暖，钱多了，会打乱他们姐弟三个平静的生活。 但是，如果姐弟三人都想上大学的话，学费的筹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宋杨萍说，她听别人讲军校是可以免费的，于是她就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