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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李贽都不能见容的中国，是出不了笛卡儿、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也出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话讲远了，扯回来。我们比李贽晚生四五百年，又加上他身后几百年的中外历史可做我们认识世界的参照。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我们应该有比李贽更大一点的言论空间和生存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1999年11月21日
杂文集作序《鲁迅：人，还是神？》序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不仅浑浑噩噩地为族群繁衍着后代，而且对后代寄托着希望，对将来怀抱着理想：愿人之子们能够告别专制和愚昧，健康合理地做人，以进于真正的文明。
鲁迅在彷徨和孤独中，呼喊着〃救救孩子〃，一心想的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想望着推翻千百年来吃人的筵席，在恍如古墓的废墟上恢复一个人的世界。
他明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不忍人们在无望中沉沦，他要在如墨的夜涂抹一线熹微的亮色，为生活装点些欢容。
但他不是冥想者，他是切切实实地足踏大地，要在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于是我们看见荒原上过客的足迹和背影。
于是我们看见乌鸦盘桓的坟前依稀一个花环。
鲁迅，这个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夫、为人父者，这个有着正常人的喜怒哀乐却又因敏感和理性而一二三的倍增其哀乐的大智大勇者，他不能不痛苦，不能不愤怒。他面对着野蛮和残暴，虚伪和卑劣，麻木和怯懦，面对着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病态，发出了他所能发出的最沉雄的呼吼和呐喊。
他在路边的草莽中独自舔罢伤口，又进入壕堑了。他用借来的天火煮自己的肉，是为了营养奴隶的孩子们，成为敢想敢做敢哭敢笑敢骂敢打、搏击于时代潮流上的人。
他为年轻时夺去了幼小者心爱的风筝而歉疚终生，他为人血馒头治不了病孩的绝症而悲悯不已。一个识破无数谎话，参透生死，何等通脱的人，却一次又一次陷入摆脱不掉的迷惘和困惑：为什么他所深爱并热望的青年中，竟又出现了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恶棍？又出现了他深恶痛绝的奴才、二丑、帮闲以至帮凶？
鲁迅，生前不得不认真应付着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同一营垒中的明枪和暗箭。对来自委琐的小报文人或称小人们的诅咒和攻讦，他投以极大的蔑视，有时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他又从中国的常例预见到他死后会有的众生相，但他绝然想不到他所寄予希望者会把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一砍两截，把他的思想和精神肢解示众，改换商标沿街叫卖。他曾宁愿以肉身饲狮虎鹰隼，然而狮虎鹰隼何在？但有堕落的蛆虫连同蠹鱼，游走你的书中，啃吃你的思想，玷污你的名字！
你生时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你死后，你的眼睛仍悬在历史的东门。你的存在对一切坏东西以及不是东西的东西，成为思想的、精神的、道德的巨大威慑，使他们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你曾指斥过〃诗歌之敌〃。但你也不会想到，这些不断繁殖的〃诗歌之敌〃，能使你所爱的一代又一代青年，在享有了多少人多少年用自由、伤痛以至生命换来的一点狭小空间里，浪费着他们的自由、才华和生命，甚至随时堕落下去。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希望屡屡遭遇失落，却仍将燃起不灭的希望的过程。鲁迅的全部希望和绝望，悲观和乐观，全部的〃上下而求索〃将与我们同在。
鲁迅指认过有数的民族的脊梁。也只有越来越多佝偻的脊梁挺直起来，奴隶的脊梁成为人的脊梁，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世界的脊梁：为了人的中国，人的世界！
2000年5月1日
杂文集作序诗人公刘的《纸上声》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鲁迅《自题〈呐喊〉》
诗人公刘曾说过：〃我的女儿是我个人命运的纪念碑。〃因为他的女儿打从1958年春一落生，就失去母亲的爱，而与身陷不测的父亲同其命运，四十年来相依为命，饱尝坎坷与酸辛。
我以为，公刘从青春做伴，投笔从戎，奔走边关，纵情歌唱，历经短暂的荣，长久的辱，胼手胝足，哀乐中年，直到垂老浑身伤病而壮心犹在的今天，他本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做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纪念碑。
由公刘的女儿刘粹（小麦）编定并作序的公刘随笔集《纸上声》，其中记录的悲欢升沉，就不仅是他个人之所曾经；从他笔端发出的声音，一嗟一叹，多半也是同代人心中所有，然而他表达得比常人更敏锐也更深沉，更带着公刘的个人风格。
凡见到报刊上公刘的诗，公刘的文，我都是要读的。我的印象是，他极少敷衍塞责之篇，只要落笔，或发乎情，或成于思，板上钉钉，实实在在。这上下两册随笔文字，我多数都读到过，这回汇集成书，我又通读一遍。读其书犹如觌其面，也不能不想起他的诗。小麦在序言中说到〃以血煮字〃，公刘诗文中的字都是以血煮过的，又不止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血泪。
就拿开篇一文《刑场归来》说，这是他1979年8月12日踏访沈阳北郊大洼张志新烈士被害处有感而作。在那里，他在寒风如剪中看到遍地盛开的各色野花；我记起他在当天写的《刑场》一诗就提到过这一点：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大家都低下头去慢慢采摘，惟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哦，可怕！∥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难道万物都一起哑啦？哦，可怕！∥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像她；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到有了满意的回答！／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哦，可怕！
公刘半个多月后写的散文中，说：〃现在毕竟到了大声呼喊的时候了，可以呼喊，应该呼喊，必须呼喊！〃然而他也引用了张志新早在1969年8月25日写下的不幸而言中的预见：〃矛盾在短期内难于揭晓，揭露矛盾的阻力在短期内难于清扫。〃公刘呼吁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彻底地消除文革极左路线造成的愚昧、盲从和麻木。他这些话也已说过二十二年了，不知今天的年轻人能不能懂得一个历经忧患的幸存者这些话的分量？
张志新当年所说的〃矛盾〃，有的经由文革结束和后来一步步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但新的矛盾和变了形的老矛盾仍会接踵而来。
我还愿意引用公刘1985年在《告别宽容年》中的一段话，这是他面对一些矛盾，〃通过不宽容追求宽容〃的基本态度。他说，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一员，有些事是他无法宽容的：
①我拒绝宽容一切为〃恶〃招魂的阴谋和阳谋。例如，日本军国主义的自我美化，西方社会中的纳粹残余蠢蠢欲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孽根不尽，新芽时萌，等等。我认为，诸如此类，就都是曾经一度发展到极致，而且今后仍有可能死灰复燃的大恶。宽容屠杀，等于自杀。
②我拒绝宽容某种势力企图复活〃个人迷信〃的企图，不论是复活中国的〃个人迷信〃，还是复活外国的〃个人迷信〃。我想，吃尽苦头的中国人，都有切身体会，〃个人迷信〃是〃极左〃的老根。〃左〃而至于〃极〃，顾名思义，必定意味着绝对的排他性，意味着除了自身，其他皆曰可杀。因此，同这种非人道、无人性的势力讨论宽容，无异与虎谋皮。
③鉴于中国文坛现状，我拒绝宽容那种一心盘算个人得失，见风使舵，躲在什么背后挥舞〃批判的武器〃，专事暗器伤人的〃战士〃。……
④我拒绝宽容一切〃改造〃历史的行为，不论它是以什么名义，也不论它在多大范围实行。……
⑤我也拒绝宽容大小伪善家们的表演：自己多行不义，偏偏倡言〃宽容〃，损着别人的牙齿，却要求别人〃打落牙齿和血吞〃……
公刘说他以这些文字对国际宽容年致告别辞，也是对自己的自律。我以为，这些深藏于心的憎爱，也正可看做公刘《纸上声》全书的纲领。书中自述经历和胸怀的部分，正是他形成这一基本人生态度的根据和心路历程，而书中即使是诗论文论，也无不贯彻着这一历史观和不妥协的精神，至于那些短兵相接的杂文，不论是写国内事，写国际事，锋芒毕现，就更不用说了。
2000年5月3日
杂文集作序罪·刑·法
潘元亨著《潘氏三兄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写了潘梓年、潘菽、潘汉年兄弟三人在20世纪内的经历。
潘汉年1955年被秘密逮捕后，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根据是〃潘汉年于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因此〃认定潘汉年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
潘汉年1977年瘐死于劳改农场。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1955年后被错定为'内奸'〃云云。
这个罪名，与一则〃十万大洋〃的轶闻有关。
大家知道，1936年的西安事变，如果没有潘汉年参与，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潘汉年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特科〃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身份是担任宋庆龄夫人的〃秘书〃。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戏中有戏〃，宋美龄正一筹莫展，一天她听说二姊宋庆龄准备与何香凝联袂飞往西安去劝说张学良，她深知二姊素来憎恶蒋介石，为此两姊妹也绝少来往，她没想到二姊如此不计个人恩怨，就去找了宋庆龄。她劝宋庆龄不忙走，〃说不定让别人出面，更有效一些〃，她指的是找共产党，〃没别的路可走了〃。宋庆龄便想到潘汉年。宋美龄一再保证来人安全，宋庆龄才答应代为联络。宋美龄说，〃二姊，事情能成，我可以给来人五万银洋。我知道你与他们一直有联系，这次全靠二姊了。〃
书里写宋庆龄带到口信，宋美龄愿找中共的人会晤，设法营救蒋介石。潘汉年欣然应诺。下面有一段有趣的叙述：
宋庆龄含笑道：〃美龄愿意付五万银洋，只要保得住蒋介石的命……〃
潘汉年笑了，说：〃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人头又何止值五万银洋呢！〃
宋庆龄立即通知了宋美龄，末了，不无深意地搭上了一句话：〃人家说，此刻，蒋先生的人头何止五万银洋呢。〃
宋美龄没听出弦外之音，忙说：〃五万不够，那就十万吧！〃
她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日赶到南京，上宋公馆会面，并看好了车次。
〃放心，潘先生不会食言的。〃宋庆龄回答。
为了全民族的命运，潘汉年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闯入金陵城……
十万银洋，买得回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吗？
十几年后，50年代初期，回乡探亲的侄子告诉潘汉年，在他们老家宜兴，下乡的工作队都在说，潘汉年有十万家财，在上海买了栋房子，还说是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给的。
到了1963年，潘汉年面对最高法院判决书上的所谓〃在1936年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又作何感想呢？下面几行只能是著者的〃合理想象〃：
这是指的什么？〃十万银洋〃？给斯大林的电报？充当宋氏兄妹的前导？……
历史可会站出来说话吗？
这本书是三兄弟的合传，且重在通过三人的遭遇折射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因此于潘汉年在隐秘战线上的无可代替的功勋，不可能一一细数。
我在读这本书时，突出的感想，是假手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竟无非一纸谎言。在这一点上，它自然与30年代莫斯科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