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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花了家里不少钱。
小娟是郊区的媳妇，命比较苦，家庭负担很重，而且还要面对本事不大，传统思想却很浓的婆家人。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城里的外地媳妇怎么样呢？根据笔者了解，城里的外地媳妇经济情况好些，但情感问题可能更严重。
笔者有个邻居，他三十多岁。因为酗酒和老婆离了婚，经人介绍又娶了个承德姑娘。其实新媳妇为人挺好，见人不笑不说话，干家务也是把好手，大伙都说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可笔者这位邻居却不这么认为，他逢人便说：“我是牛粪，可牛粪怎么了？牛粪营养更高。你说我娶的那个媳妇，整个一个社员，我亏大发了我。”
这家伙有酗酒的毛病，虽然为此离过一次婚，依然不长记性。也可能他认为反正是个乡下媳妇，喝了又能怎么样？于是他三天两头醉熏熏的回家，回家就吆五喝六，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承德媳妇经常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有几次还去了医院。大伙虽然愤怒，可终归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谁也不好说什么。大约三个月前，笔者的这位邻居突然失踪了，大伙打听了一个月才弄明白，这家伙原来在饭馆里喝多跟别人打起来了，结果让人家一酒瓶子给打死了。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为他的承德媳妇感到庆幸。
在笔者的采访中还遇到这样一件事，听后让笔者唏嘘不已。
小芳嫁到北京已经十年了，现在的户口还在河南老家。她老公本人也是个河南人，不过老公的父亲是个复员军人，复员后就到北京工作了。婆婆带着当时只有四岁的老公，跟着父亲来了北京，可他们却一直没有北京户口，全指望公公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老公没有在北京参加高考的资格，高三的后半年是在河南老家上的。高考完毕，老公的姨妈准备在老家给他介绍们亲事，小芳是老公的婆家侄女，就这样她和老公认识了。
老公回北京后不久就来了信，叫她去北京成亲。小芳当时只有十九岁，听说要去北京，连家门都找不着了，她和父母、婶子（老公的姨妈）商量后就独自来了北京。当时的老公还是挺老实的，他在菜市场卖鱼，每天都能挣几十块。公公是复员军人，家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小芳的老妈也来了北京，双方家长把婚事定了下来。老公就和小芳一起回老家登记了，就这样小芳也嫁到了北京。
开始几年他们的婚姻还是挺美满的，老公在外面挣钱，小芳在家专心致志地生孩子。老公本事不大却一心想要个儿子，他们头一个孩子是女儿，老公根本没给孩子上户口，硬逼着她再生一个。有时小芳想，幸亏生了个儿子，要不还只不定得遭多大罪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嫁到北京（4）
现在小芳心里一直在埋怨公公，他退休后没把户口给孙子，却给了老公。自从老公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人后逐渐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先是迷上了玩麻将，一般是白天卖鱼，晚上玩牌，白天挣六十，完事没准得输八十。老公有时晚上玩累了，白天就在家里睡大觉，小芳只好抱着孩子在家里玩鱼。有几回她实在看不下去，就在老公面前叨唠了几句，没想到老公竟抬手给了她几巴掌。嘴里边打边骂着：“穷他妈唠叨什么。我把你从山沟里娶出来，还不知足？再他妈唠叨让你回老家。”
小芳和公婆说了几次丈夫不争气之类的话，可公公把户口给了儿子后，在儿子面前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权威，他自己一肚子气，听了儿媳妇的叨唠也拿不出办法来。九五年的时候，老公开朋友的车去拉鱼，半路上撞了个人。虽然受害者伤得并不重，可警察却发现老公没有驾驶执照，为这事老公给判了半年劳教。
公婆和小芳非常伤心，她把孩子交给婆婆，自己到商店卖东西去，公公买了台面条机，在街上卖面条。这样家里的日子暂时还没出什么危机。
半年后老公出来了，家里本来希望他这回能吸取教训，好好过日子。可老公出来却再没提出去卖鱼的事，他白天出去会朋友，晚上回来连续几次问小芳家里还有多少钱。最后小芳问他到底要干什么，老公说自己想去张家口倒羊肉，现在北京的羊肉利润特别高。
小芳觉得老公说的也是正事，就把家里仅有的两万块钱给了老公。他连句话都没说，第二天就走了，结果老公这一走就是两个多月。那天小芳下班后听婆婆说，今天老公回来了，吃了顿午饭又走了。
小芳问婆婆：“他的羊肉生意怎么样了？”
婆婆说：“我问了，他没说话，就闷头吃了碗米饭。”
正说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小芳还以为是老公又回来了呢，
“嫂子你好！”进门的是老公的一个朋友。“╳╳在家吗？”
“没有哇。”
朋友笑了笑，他有意无意地在屋里转了几圈。“是吗？有人跟我说今天在附近看见他了，他没回来？”
“你找他有事？”小芳觉得挺奇怪。
“是这样。”朋友一恋的为难。“两个月前，他找我借了五千块钱，说是要做羊肉生意，过一个礼拜就还我。后来我就一直没见到他。”
“他今天是回来了。”婆婆在屋里说。“可吃了顿饭又走了。你们是朋友，他的羊肉生意到底怎么样了？”
朋友一脸苦笑。“看来家里真是不知道，他做什么羊肉生意？头两个礼拜有人就告诉我了，他的半年劳教别的没学会，倒学会吸毒了。”
“吸毒？”婆婆不太明白。
“就是周大烟。”朋友狠狠地说：“听说他朝不少人借过钱了”
当天晚上，小芳他们家哭做了一团。
此后一些日子，小芳家不断地被债主光顾，有的抱着孩子来哭，有的上门就开骂。最后小芳的公公说：“家里的情况你们看见了，没有钱。你们去告他吧，让政府把他抓起来完了。”
几个月后法院里真来了传票，老公以诈骗罪又被判了四年。小芳对这个家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她认为反正孩子是你们家的，老公再次进去后她彻底把孩子交给了公婆。平时上班也不向家里交钱，回家不过是为了睡觉。现在她在商场里已经有了个情人，老公做不到的，别人一样能做到。但她决不会离婚，自己给这个家生了两个孩子，是有功劳的。
外地媳妇是京城的一个特殊阶层，她们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她们特殊的生活。也许随着城乡差别的逐渐缩小，外地媳妇的现象会逐渐减少，但那时笔者可能已经老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一夜间消失的部落（1）
（东北老板带着他的人跑了）
广义地讲任何可以取得报酬的劳动都可以称之为职业。而职业和劳动两个词都是中性的，劳动不过是指人们在卖力气地工作，至于做的是什么并没有标准。而职业则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过的职业，除了歌厅小姐外，都应该是合法的。即使说到这些小姐，笔者也认为这是介乎于非法与合理之间的一个行业。一方面国家对三陪小姐现象严令禁止，可另一方面不少城市又要求三陪小姐纳税交捐，实行挂牌营业。如此一来三陪小姐自然成了半公开的职业。而且从常理上讲，找小姐娱乐是双方自愿的事，与第三者并无直接的厉害冲突，所以很多人骨子并不认为这是犯罪。至于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败坏社会风气，诱发犯罪之类的论调都未免牵强了。难道没有了小姐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转吗？我们国家的犯罪率就会下降吗？笔者的一个朋友说：与其这样藏着掖着管不住，不如放开。一来国家可以堂堂正正地收税，为将来着想拿这些钱去搞希望工程吗，现在当小姐反正也学不了好了；二来还可以杜绝一部分腐败的土壤，要知道有多少歌厅是和当地派出所挂着的，没有派出所的撑腰没几家歌厅能开得下去的。朋友的话虽然偏颇，但有他的道理。
但有些职业却是纯违法的，也为社会常理所不容。从业者做的完全是害人而利己的事，而且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种行业很多，如盗窃、抢劫、诈骗等等，其影响最大，从业者最多的莫过于盗窃了。有人说全国至少有一百万小偷，有些地方有乞丐村，小偷庄；这些年还出现了榔头团和‘铁道游击队’。所有这些丑恶现象在北京都是有所体现的。有件事说来可惜，笔者有位甘肃朋友，他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就来了北京，此人能力出众，不久就中了某大跨国企业在北京的首席代表。就是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人，有一天加班后回家时，竟在住宅楼的楼到里被人从后面打了一榔头，当时就死了。而他口袋里只有三百块钱。前一镇子听说抓住了一个专门用榔头打人的犯罪团伙，估计就是他们的干的。
由于北京经济状况好，市民收入水平高，城市大人口多藏身容易等原因，自然成了这些非法行业的首选之地。这几年北京破获的刑事案件中，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外地来京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京城百姓对外地人偏见，大多也是从这帮害群之马身上引起的。他们有的是过山虎，路过北京有机会就吃一把；有的是专门到北京来发财的，有些人落网的时候，可能在北京已经干很多年了。
几个星期前，北京西三环一带发生了一起枪杀巡警的恶性案件。不久治安部门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凶手是河北的来京人员，当警察问他到北京来干什么时，他竟说：“听说北京好偷东西。”这事上了报纸后，京城百姓无不骇然。
据笔者所知有些外地人，当初来北京的时候并没想干犯法的勾当，后来发现还是犯法来钱快，结果弄得个身败名裂。
笔者有位朋友是山东人，他九七年到北京时本来想闯出番事业来，最后却给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把他父亲气得再三声明，自己没这个儿子。
他刚来的时候，在亲戚的介绍下，应聘到一家私人化工企业推销化工原料。他非常聪明，只干了半年多，本来他连甲苯和丙酮都搞不清，现在不仅能一口气说出几十种化工原料的名称，还能一一说出它们的性能。同时他的销售业绩也不错，每个月都能完成五六万销售额。也许是初到大都市，一切都太顺利了，他逐渐认为化工这行儿没什么意思，挣钱不多还挺受累，满脑子琢磨又清闲又挣钱的工作。
那阵子北京正流行传销，从日用品到电器，商品应有尽有；从会员制到接听传销会议，方式多种多样。许多人跟疯了似的到处请朋友买他的东西，拉别人入套。社会上到处都在传说某某因为传销发了大财，某某上了国外传销杂志。笔者这位朋友终于禁不住诱惑，九七年底，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干起了传销。
结果就不用说了，想必大家都清楚那两年传销者们的下场。笔者朋友的所有积蓄都做了人家的分母，他的经济状况比刚来北京的时候还要残。去年年初，被逼入绝境的朋友，终于因为在玉渊潭抢劫一位小姐而被抓了起来。幸好他只是抢劫未遂，幸好他没有做案前科，不过法律还是没有放过他，现在他还在监狱里接受改造呢。
可以说笔者这位朋友来北京时，真没想到要犯法。他的履历就是一条直线，可以总结为艰苦奋斗、初露锋芒、忘乎所以，错上贼船，一贫如洗，狗急跳墙。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在当地就是不好人，来北京就没憋着好心，赚一笔就跑也许就是他们的初衷。
刘九、刘十哥俩是几时来的北京？现在走没走？是不是被抓住了？笔者不都清楚，因为笔者只和他们接触了几个月。那时笔者家里正在干着小卖部，他们经营的海鲜批发点就在笔者家小卖部的隔壁。
那天正好是笔者在家里看堆儿，晚上十二点了笔者已经关门挂板，准备睡觉了。此时忽然有人敲窗户上的铁板。“谁呀？”笔者起身，经常有人晚上敲门来买东西。
“买烟，您这儿有三五的没有？”窗外人是东北口音，嗓门挺大。
“有。”笔者边答应边开门。“一百一十块一条，您要几条？”一般晚上来敲门的都是熟人，笔者常和他们开玩笑。
“两盒。”笔者开门后却发现不认识门外的人。他二十来岁，个子高高的，嘴唇微微有些上翻。笔者把烟递给他，可他并没有马上走的意思。“您是小卖部的老板啊？生意咋样啊？”来人边交钱边搭讪。
“我老板的儿子。”笔者探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