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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周虹带五百余人到法喇参观，召开现场会，学习经验，回去办好各自的铁厂。
铁厂建立伊始，买社员房前屋后的林木做燃料。随铁厂扩大，燃料越要越多，公社无法出钱，由社员自备燃料。于是社员提刀斧，在村中逢树便砍，不到一月，村中树木便尽。县上就调集数千群众到法喇，组成“伐木队”，砍伐原始森林炼铁。“伐木队”的口粮由法喇人提供。不到一年，几万亩原始森林被砍伐干净。己亥年秋，法喇累计已炼钢万吨。成绩被报到省上。省上派了四名钢铁专家来验。专家们一看高山似的土石山，用小钉锤边敲边摇头：“这不是铁！这不是铁！”法喇的大队长着急了，从专家手中抢过小钉锤，吼道：“这不是铁是什么？我敲给你们看！”
大炼钢铁同时，县上在堂琅坪修大海水库。戊戍年冬，调法喇民工三百前往。工地海拔二千八百米，施工条件恶劣。进度上不去，就实行强迫命令，昼夜三班轮换施工。粮食要法喇解决。法喇运不出粮食。民工生活异常艰难。后大雪封山，实在无法施工，只得撤回。同时荞麦山又在修红旗水库，也实行三班制，昼夜施工。民工每天必须完成定额任务。但任务被层层加码，每人每天完成五立方米土石，犹嫌“保守”，提出“消灭六方，达到十方”。工地上粮食极为紧张，规定各队既派民工又出粮食，但有的队只出人不出粮。面对有限的粮食，水库领导要求食堂工作人员一斤米必须煮出三斤饭来，否则拿伙食团长是问。食堂工作人员只有拼命往饭里加水。施工进度上不去，挂上黑牌，由民兵强迫终日劳动，数日表现良好，方罢。因长期饥饿，劳累过度，很多民工死在工地。孙江华负责调运整个四区战斗人民公社所属各大队支援红旗水库建设的粮食，便假公济私，尽运给法喇群众。法喇人才无一人死在工地。次年三月，春耕开始，法喇民工才陆续返村。因水库是在未经地质勘测的情况想当然地建的，死了三十余人才建成。结果刚建起，发第一场洪水，就将大坝冲毁。
也是戊戍年秋，米粮坝县决定修筑乌蒙到米粮坝的公路。此前米粮坝无一寸公路。有一昆明医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分到米粮坝。该生到了乌蒙，离米粮坝县地界尚有一天路程，已被乌蒙的高山吓怕，听说米粮坝山更高，路更险，无一寸公路。夜晚，在乌蒙的旅社里，就着煤油灯，向米粮坝县委书记写信，请米粮坝县饶他了，放他回昆明。共产党都统治米粮坝县十年了，米粮坝县才得来第一个大学生，如一件宝贝，县委书记岂能饶他？下令：“用滑竿抬也要把他抬到米粮坝来！”在米粮坝，滑竿就是轿子。结果这第一个分到米粮坝的大学生，硬是被轿子抬进了米粮坝县城。
法喇民工按军事编制编组，自带行李、口粮、工具上工地，仅每人每天补助五分钱的菜金。日夜奋战，工程指挥逐日检查进度，任务完成得好的，插红旗，领导戴红手套。不好的，插白旗，领导戴白手套。限期送走白旗，否则开辩论会，进行批判。民兵进行监工。每人每天高强度劳动十四五个小时，开挖土方达二十立方，石方达十立方。法喇人分到五个工段，三段在悬崖上。 口岩段最险，岩高五六百米，公路横过悬崖五十余米。民工系上安全绳，从岩顶吊下去，悬空打炮眼，进行爆破。指挥部专门安排一人在崖顶上重复呼喊：“小心啊！掉下岩去骨头都找不到啊！”这人喊累了，又换上一人喊。这一悬崖，死亡五人。经一年苦战。米粮坝通了公路。
戊戍年秋，浮夸风甚嚣尘上。各队争报高产，法喇也不敢落后。宣称粮食突破百万斤。大队长每择到一个大洋芋，就抱着朝公社跑，侃法喇的“卫星洋芋”。当年法喇洋芋的确丰收，但正值秋收时，劳力被调往四方或修水库，或修公路，或修堰沟，只有参加秋收大协作的少部分社员得回村秋收。秋收中又只讲速度、数量，荞子霉烂在地里，无一颗收获。洋芋挖起来，也烂在地里。麦子虽割了起来，但直到腊月才打，全部出芽。秋收结束，仅收粮食二十余万斤。上级以为法喇真超百万斤，要法喇上缴公粮十五万斤。以后哪里缺粮了，都从法喇调。刚秋收完，社员就缺粮。很多人饿得浮肿，爬不起来。一位县领导经过法喇，见农民瘦骨嶙峋，就问大队长：“你吹法喇粮食丰收，咋这些人会饿成这个样子？”大队长说：“这些人是筋骨人，再吃也吃不胖！”
全县粮荒，县上发现问题严重了，退过头粮以应急。大队长是大族人，还想掩盖。孙运发则叫孙江成：“老百姓挨不下去了！我们是小家族人！饿死人我看你怎么办？”公社叫了法喇支书、大队长去问。大队长还在掩盖。孙江成急了，说：“粮食一粒没有！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了！”公社于是将法喇上缴的十五万斤粮食，退还五万斤。粮食退到了，孙江成与大队长不敢将粮食分下去，担心几天吃光。而是平时掌握情况，确知哪家实在不行了，孙江成和大队长用提篮偷偷提上点洋芋上其家门，将其命吊着，不至于死而已。靠这五万斤粮食，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救住了法喇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死一个人。
全县到处饥荒，死人无数。县上被迫调全县群众运粮，以有余补不足。其实所谓有余，就是吹得到头，而死不认账的地方。法喇人也被抽调六十人去运粮，从拖车将粮食背往双河。运粮队出发时，自带口粮。到拖车后，每人背七十五斤，其中二十五斤为“脚粮”，背者所得。这些农民长期饥饿，身体极差，生了病，虽有二十五斤脚粮，但根本难以将其背回家。背到路上背不动了，无办法，将二十五斤粮换一碗凉粉吃了就算了。
放粮食卫星的同时，法喇又放畜牧卫星。吹法喇的猪有多大，牛有多多，羊子满山都是。公社向县上吹。县派工作队进驻法喇，也不务实，更吹得厉害。县上又向专区吹。地委书记就带全区各县县委书记到法喇，开畜牧现场会。之前一天，县委书记到法喇要各队长去汇报工作，发现数字与原报数字不符。就派人核查，硬将数字东拉西扯，到符合为止。参观队进村，县委书记叫法喇汇报收入情况，大队长将编造的数字念上一通，就到山上参观。是日大雾，参观队被带到一个山包下的路两边，县上将法喇周围的几个大队的好羊都择了来，羊毛洗得干干净净，又肥又大，一群群地走过。过去了的，一过山包，又赶了绕回来，又从地委书记等眼下走过。大家惊叹不已，说法喇的羊真多。天气很冷，看了三个多小时，地委书记问县委书记还有多少羊，县委书记说还有一半，地委书记说走了走了，现场会结束。
丙午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法喇奉命组织造反组织。村里先组织了二十多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参加“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冬，造反组织炮轰党委，揪斗孙江成、大队长和全大队二十一名队长在内的当权派。大队长平时得罪的人多，被揪斗二十余次，他又仗着他身体好，不加保护，被斗身亡。孙江成被斗后回家，孙运发就找草药医治。于是被斗了十几次，未被斗死。孙江成家同时被查抄四次。孙江成刚发现形势不妙，就带孙平玉夜间将布帛等全背了转移到另一个公社的孙江芳家，未被抄出。
斗孙江成等不久，因各造反组织观点歧异，互以大字报攻击，冲击对方组织的群众大会，互相揪斗对方保护的领导干部，逐渐形成观点对立的两大派。就忙于武斗，不管孙江成等了。孙江成等领导权已被篡夺，但因法喇识字人少，缺了孙江成双方都写不成材料，所以无论哪一方得势都将这个被揪斗对象用起来，仍留在革委会里。
丁未年初，造反派两系武斗不断。县上两派间武器全部出手，杀对方之人示众。荞麦山因应县上，也准备杀人。决定将所辖地区的对方人员集中在荞麦山，统一屠杀示众。荞麦山的造反派头头就打电话问法喇：“你们准备杀几个？报名以后，将人捆到荞麦山来，统一杀！”当晚刚好是孙江成奉造反派的命令值班守电话，孙江成一听杀人，心毛了，说一个都不杀。荞麦山造反派头头骂了两句，就算了。等已篡权的党支部书记和文革主席第二天得孙江成报，就骂孙江成：“怎么不杀？要杀！我们就是要杀安家呢！”忙打电话报告荞麦山，说法喇要杀人。荞麦山答复：“你们现在报已迟了！要杀的人昨晚全都从各大队解到荞麦山了。今下午就要动手！我们还能停下等你们？要杀的话，只有你们自己杀了！”二人又骂孙江成，于是召集人员，布置杀安家。孙江成不是什么角色，自然与他无关，逃回家睡着。支部书记、文革主席杀了人，要写个材料上报，找孙江成找不到。就来孙家门上闹：“孙江成哪里去了？他知不知他是个当权派？我们不保他，他早就被斗死了！现在还跟我们耍脾气！”孙运发忙叫了孙江成去写，说：“你只要不要参加杀人就行！他们杀了人，叫你写，你可以写！反正人不是你杀的！”
戊申年春，两派和解。法喇组织群众进行“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活动。到处写“三忠于”口号和毛主席语录，人人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佩戴毛主席像章，“早请示，晚汇报”。
丙辰年文革结束。法喇凡在文革中杀人的，都受到了刑事制裁。孙江成官复原职。
《神史》 二十八
将近两月，孙天俦走访了全村，深觉法喇人民可怜。每晚回家，兴叹不已。这日他去采访曾于乙巳年开赴越南抗美援越的何国才。何与安正书等人甲辰年入伍后，调到乌蒙训练三个月，又调到昆明步校训练半年。十月分别调入昆明军区、广西军区，开赴越南，转战于老街、安沛、富寿等省。安正书等在高射机枪班，何国才在排雷班。安等所在连队击落美军轰炸机二架，俘虏美军飞行员三名。何国才则以精湛的排雷技术，排除数以万计的地雷。但这个当年的排雷英雄，如今穷困潦倒，人又有些懒，就苦不到吃的。孙天俦去找他时，他妻子说他出去放猪去了。孙天俦到地里去找他。原来他哪里是放猪，而是在剥削猪，把猪赶到早已收过的洋芋地里，猪就在那地里拱。猪拱半天，拱到个洋芋了。他早观察着的，一见猪有喜色，忙提了棍棒上去，拼命打猪，把猪打得嚎叫而逃，洋芋从猪嘴里掉了出来，他就把洋芋捡了，揣进自己的包里，又让猪拱。拱到第二个，他又冲上去打猪，把洋芋夺下。孙天俦来了，他边与孙天俦讲他在越南战场上的英雄故事，边盯着猪。见猪又拱到一个，立即飞起，棍棒沉闷地砸到猪身上，猪一声惨叫，洋芋掉了，他就把洋芋捡了，又对孙天俦讲起来。孙天俦见那洋芋上，尽是猪的唾沫。采访完，孙天俦就往回走，心中既怜悯那猪，也怜悯何国才。
孙天俦回家，还在想着这事，长吁短叹，想何国才这日子怎么过。孙平玉、陈福英又借此事教育诸子：“你们一天无事，好好地在这村子头看看！惨的人家多得很啊！不消我们说，你们一去看就明白了。”陈福英就讲起陈福芬家来：“过年那晚上，你们去你爷爷家玩去了。我和你爸爸下去喊你们，黑得路都看不见，我们也摸着走。后见前面一人也在摸路。我们一问，等出声，才知是陈福芬。我说：‘姐姐，你咋在这里啊？’她就哭了，拉起我说：‘我的大妹啊！过啥子年啊！是过可怜啊！人人在过年，家家在过年，我呢，过的是可怜，哪里是过年！他爷两个前天就去堂琅坪找粮食，年三十晚了，人花鬼面不见一个！我昨天就心焦了。想即使找不到粮食，也该回家来了。大年三十，好上哪家门上讨口？我昨天就出来望，天黑了都不见回来。半夜我才回家，娘两个上楼找半天，找得两个洋芋下楼来，烧在火头，一人吃一个。吃好，我说：“孙平仙，明天就过年了！他爷两个今晚上就该回来的。明天三十晚上，大过年的，收账的都不好上门，莫说他们找粮的，好到哪家？恐怕是找到点粮食，被人家瞅准了，图他们那点粮食，把粮食抢了，人也整掉了！”娘两个就哭。要想请人去找，大过年的，好请人家哪个？再说你请人家去找，也得粮有一颗，米有一撮，才好请，难道还好意思请人家饿着肚子帮你家去找人？我今天天不亮就起来，坐在上面梁子上望，眼睛都望花了，不见他们回来。两条牛走来，我以为是他们来了，忙站起来去接。走半天才发现两只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