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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大家都很懊恼，但并不气馁，范志毅第二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天运气真是差透了，如果不是输球，应该是国家队的一场经典之作，要边路有边路，要奔跑有奔跑，要抢截有抢截，要突破有突破。我们没有想到对方体能有那么好，下半时我们急于取胜，防区扩大了，所以容易被对方打反击，其实我们在李明、孙继海换下去后，应该像上半时这样收在40公尺左右，由后向前抢，掌握比赛的节奏，以快打对方的慢”。彭伟国说：“我们第一场比赛球打得不错，枪断了对方许多球，组织配合也打得很漂亮，创造出不少机会，可以说是我们建队以来打得最精彩的一场。我们之所以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输球，主要是前锋失误多，急于转身突破”。郝海东也说：“对乌兹别克斯坦没能进球，除了对方的守门员的确表现不错外，与我们前锋过于急躁也有关系，没有把握住机会，其实总是攻不进的时候，就不应该压得过上，应该回收一下，把对方引出来再打”。这些老队员说得非常在理，其实我们输就输在经验上。把问题理清了，大家的心态反而平和了，专心致志地准备和叙利亚一战。
叙利亚地处西亚，西亚球队踢法细腻，球员个人技术都很不错，有点接近巴西。但是西亚大部分球队都比较情绪化，踢疯的时候，谁都挡不住，一旦失利，就会踢得一塌糊涂，而且他们的体能也不行，所以，我们中国队踢西亚球队常常胜多负少，在心理上有一定优势。当然，在西亚球队中，伊朗应该说是一个异类，这支球队长期请德国人执教，队中也有不少球员在德国踢球，踢法相当硬朗，身体、速度、技术都相当不错。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把伊朗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尤其是世界杯预选赛我们有可能会和伊朗分在一组。
12月9日我们和叙利亚一战，对双方来说，都是背水一战，誓在必得。此前我们负于乌兹别克斯坦，而叙利亚和日本一战更是输得恼火，开战7分钟就由16号纳德尔头球破关，但是日本队顽强的斗志和不懈的进攻终于打垮了他们的自信，一次后卫宴客，一次门将失误，晚节不保，拱手称臣。所以这一战对双方小组出线就变得至关重要起来。
正是这一战的重要性，所以双方都很小心谨慎。我们排出的是532阵型，我还是首发，打后腰，张恩华此战也首发出任盯人中卫，这样，在场上，我们大连万达就有了4名球员，我、徐弘、张恩华和李明。比赛一开始，可能我们尚未摆脱首战负于乌队的阴影，打得十分拘谨。15分钟以后，才渐渐有了起色。第35分钟，我们在对方禁区前打一次配合，马明宇得球后，突施冷射，球应声入网，上半时，我们1：0领先。
下半时，高峰上场，进攻更加锐利。开场仅4分钟，高峰接彭伟国传球，机智地将球射入对方大门。此后，虽然叙利亚队大举进攻，但这一次我们的后防线没有给他们任何可趁之机，这也可能是后防线上有我们大连万达3名球员的原因，平时配合比较有默契。倒是在第27分钟，高峰在禁区右侧传球，黎兵小角度头球射门建功。这一战，我们最终以3：0完胜对方。
赢球了，大家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战究竟赢在什么地方。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回到了防守反击的老路，这一套打法，我们打起来得心应手，失误少，配合默契。而所谓全攻全守，所谓压迫式，对球员的体能和技术的要求都非常高，而我们对此还是比较生疏，这也是首战尽管精彩，却输了球的原因之一。不过，它却顺应了世界足球的趋势，但是在当时急功近利的中国足球环境中，这一改革说实话真的是举步维艰，动辄就要回到老路。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本意，而是处在这个环境，常常身不由己。
第四章 初进国家队第21节 阿尔－艾因（2）
12月12日，我们和日本队小组赛最后一战。这是我一生中最为耻辱的一战，我们在最后一分钟被日本人狠狠地羞辱了一把，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恶心，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几下。
这时候的小组出线形势是，此战我们只要和日本队打平，就能双双出线。奇怪的是，我们这时候反到背上了包袱，怕输又没有信心赢，保平的心理占了上风。是役，我们仍旧排出532阵型。上半场，双方打得都很谨慎。我这是第一次和日本队交手，感觉上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高出一筹，短传渗透打得很有章法，控制球的时间明显要比我们长，场面上应该说是日本队占优。所以我在后腰位置上十分小心，一有空档，就插上补防。上半时，双方0：0打平。
这时候，彭伟国负伤，被姜峰替下。下半场我们的攻势略有起色，尤其是第63分钟，中国队发动了全场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高峰得队友传球突入对方禁区，被对方后卫绊倒，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犯规。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中国队以后的比赛踢得更加保守，经常在后场倒脚。反观日本队，似乎也无心恋战，斗志并不高涨，在场上好像形成了某种默契似的。这时候，我听见场边的观众席上响起了嘘声。我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很难受。这时候，大家已经没有侥幸的心理，而是以为日本队和我们一样，也想着保平出线。然而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终场前最后一分钟，日本队发动了一次进攻，对方后卫3号相马直树突然从右路高速插上，这时候，我们整条后防线像傻了似的，眼睁睁地看着他起脚射门。0：1，我们落败。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呆呆地站在那儿，欲哭无泪。
我回国以后，才知道国内的媒体对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我觉得这些批评都是对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罪的，人格上都有了污点，我从来不愿意和人谈论这场比赛，我想，我的队友们和我一样，这是我们一生的耻辱，需要我们用毕生的汗水来进行洗刷。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届的亚洲杯的戏剧性因素还真不少。就在我们灰心伤气，准备打道回府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我们晋级八强。原来叙利亚尽管以2：1淘汰乌兹别克斯坦，使得中、叙、乌三队同为一胜二负积3分，但是中国队却以净胜球为0的优势，多于叙、乌二队，于是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获小组出线权。但是我心里一点也不开心，心里虚虚的，就像占了一个大便宜。
进入八强，我们和沙特对垒，大家说，这一把是白赚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次说什么也得丢开杂念，把平时的训练水平打出来。
是役，虽然我们还是打得532阵型，但人员配置上却有了较大的变化。谢晖首发出场，和高峰搭档，而我却移向右路，打右后卫。应该说，我们在开场30分钟打得相当不错。两个边路非常活跃，穿插跑动创造出不少机会。说实话，我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的感觉要比后腰好，毕竟在俱乐部里打过很长一段时间。比赛刚进行到第6分钟，我们就获得一个角球，彭伟国将球罚起，张恩华跃起头球攻门，首开记录。第10分钟，我们在次发起进攻，我这时助攻至前场，接队友传球，接球时，我眼睛的余光已经感觉到彭伟国高速插上，球往中间一传，球到人到，彭伟国跟进用左脚一垫，球应声入网。2：0。
这时候，沙特队才如梦初醒，开始大举进攻。而我们领先后，却像不会踢球似的，于是形势急转直下。31分钟的时候，沙特队刚上场的15号在小禁区角度很小的情况下，打门奏效。仅过了3分钟，沙特队故伎重演，在次从右路攻入禁区传中，9号将比分扳平。离上半场结束还有2分钟时，对方再次从右路突破，晃过左后卫刘越，打门将比分超出。
下半场戚指导频频换将，但为时已晚，尤其是沙特队15号不久又攻入一球。不过，吴承瑛上场后，还是令许多人眼睛一亮，我记得在亚洲杯上这是吴承瑛第一次上场，当时在肇庆集训，吴承瑛的表现，就被许多人称赞，我还一直以为吴承瑛会先我打上主力，所以曾经开玩笑让他请客。吴承瑛一上场，中国队的攻势顿有起色，而对方的右路进攻也被遏制。吴承瑛在申花队就有“拼命三郎”之称，在场上不惜体力，来回奔跑，还曾攻进一球，可惜被裁判判为无效。这个球如果算进，以后的形势就很难说了。直到终场前，才由张恩华又射入一球，将比分定格为3：4。
中国队虽然输了，但是张恩华在场上梅开二度，还是引来许多队友的祝贺。黑子是个很憨厚的人，别人称赞他，他就嘿嘿地笑，说：“蒙的，蒙的”。其实，我知道黑子平时训练非常认真，在俱乐部的时候，就常常一个人苦练头球。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一分付出，一分回报。我在场上，也有过几次破门机会，但都失之交臂。这与我平时射术不精有关。
对于我们来说，亚洲杯就这样结束了。其中的是是非非，自会有中国的足球史家来进行总结、评说，用不着我在此饶舌。
亚洲杯结束后，压力最大的，还是戚指导。的确，在临场指挥上，戚指导确实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中国的教练中，戚指导应该说是一个佼佼者。戚指导后来在红塔俱乐部的执教也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只在于，我们和世界足球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不仅我们球员是这样，教练也是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职业比赛，我深深感到，当年足协有关“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思路还是相当正确的。
我进了国家队后，才真正感觉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无所不在的，有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环境。人在这种环境中，有时候就会身不由己。我想，后来媒体批评中国队打法不统一，很可能就是迫于这种无形的压力，而作出的一种让步。我们在场上，也是这样，尤其是领先后，就变得不会打球。久而久之，足球本身的魅力渐渐消退。这种压力，这种无所不在的紧张情绪，终于在后来的世界杯预选赛上酿成苦酒，饮恨赛场。
我在翻看当年的有关资料时，觉得有些批评文章说得还是很有道理。比如，有篇文章认为我们球员的性格气质上尚有不足之处，还无人能承担队里的核心作用，成为精神领袖。文章说有的人容易宣泄自己的紧张焦虑情绪，有的人容易沮丧，有的人推托消极，有的人过于拘谨……，当然，也说我，“急于求成”。挺符合当时事实的。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性格也决定足球。我甚至认为，什么时候，中国球员性格上真正成熟、完善，可能就是我们真正走向世界的开始。
可是，我仍然认为，亚洲杯上中国队的失败，更多的是“转型”期的“阵痛”。当中国队决心向世界上的先进潮流靠拢，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一个痛苦的阶段，一个甚至屡战屡败的阶段。而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坚持多久？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谁会率先回到老路，官员、教练还是我们球员？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亚洲杯比赛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不仅我如此认为，张恩华、吴承瑛、谢晖等首次参加这种国际大赛的球员也是这样。我想，亚洲杯中国队最大的收获可能也正在此，它使一批年轻人脱颖而出，而最终在2002年梦想成真。
可是，那时我毕竟只有20岁，比赛输了，心里就难过，觉得无颜见人。回到大连以后，谈不上闭门思过，但的确很少出去，不爱出门。有亲戚朋友来串门，当面夸我几句，我就会脸红，心里想，败军之将，还有什么余勇可夸。
第四章 初进国家队第22节 海埂
海埂在昆明郊外，地处云贵高原，海拔较高。现在提起海埂，在中国无人不知，但是在1997年以前，这里尽管有国家体委的训练基地，但是很少有人知晓，长年冷冷清清。1997的春天，海埂突然热闹起来，各支甲级足球队都涌到这里，参加足协规定的春训和体能测试。
我是这一年的1月来到海埂的，亚洲杯结束以后，国家队再次集中，准备1998年世界杯的预选赛。这一届的国家队，基本上还是亚洲杯的老面孔，但是却多了几个年轻人。也许是在亚洲杯上，一些年轻球员的上佳表现，促使足协和戚指导加快国家队的新老交替的过程。其表现之一，就是从巴西归来的“健力宝”队中抽调了李铁、张效瑞、李金羽、隋东亮、李伟峰和郝伟，也就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