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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与作用。在汉族传统观念中，主张优礼和崇拜“天地君亲师”，知识分子与国君和祖宗相提并论。在父系家长制占统治地位的小农家庭中，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由此推移，封建统治者被尊为“君父”，教书先生则被尊为“师父”。在封建大一统的中国，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盘踞京师，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却遍布穷乡僻壤。因为“山高皇帝远”，对穷苦百姓日常生活时刻产生影响的正是他们。但在亿万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他们只是少数的“秀民”。乾隆的新政有意优待他们。
重举博学鸿词。以满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为迅速步入先进民族之林，早有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除了自太祖、太宗及顺治以来一般的振兴文教之外，从康熙初年起，还开创了一个“博学鸿词”科，作为发展文化和笼络文人学士的特殊措施。康熙帝为此发布的谕旨说：“自古一代之典，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清圣祖实录》，卷71，11页。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破荐举的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康熙帝亲试于体仁阁，取中一、二等彭孙遹、李来泰等五十人，授翰林等官。蒋良骐：《东华录》，卷11，186页。雍正朝也曾特谕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皇帝要御试录用，但是迄无结果。《清世宗实录》，卷130，8~9页；卷132，15~16页。
乾隆继承前朝传统，即位后便要求各地加紧办理，使雍正朝不能实现的举博学鸿词，至此再见重光，因此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旨廷试。”《清高宗实录》，卷6，15页。时代发展了，气氛不同了，果然有了效果。仅三个月时间，在乾隆的亲自督催之下，各省就推荐上来一百多人，陆续到京。乾隆命令具体办事之人，将先来者每人按月发给四两白银，让这些饱学之士衣食无忧，优容待考。元年（1736年）九月，乾隆亲自在保和殿主持考试，应试的士人共有一百七十六名，由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邵基充当阅卷官。最后取中十五名，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五人授翰林院编修；二等陈兆、刘于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五人授为翰林院检讨，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锽、陈士А⑵胝倌衔迦耸谖擦衷菏俊！肚甯咦谑德肌罚�28，9~10页。这十五人都受到乾隆的专门接见，给他们极大的荣誉。
此外，又开乡会试恩科。新君登基，一般都特别增加一次科举，称做恩科。乾隆元年恰是会试正科之年，乾隆宣布举行乡会试恩科，八月举行乡试，二年三月举行会试，“以副朕兴贤育才之意”。根据乾隆的部署，元年四月，取中金德瑛等二百三十四名进士，二年五月又取中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名进士，其人数大大超过正科。乾隆还特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显出对恩科进士的格外重视。
举经筵在乾隆初政时也是一件大事。乾隆在持服二十七月后，于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二十四日首举经筵大典。其仪式程序是：清晨乾隆来到文华殿，已等待在此的讲官和当日值班大学士九卿等，行二跪六叩礼。然后按次序入殿内站立。接着四名主讲官员走到讲案前，向乾隆行一跪三叩礼。先由讲官阿山、任兰枝进讲《论语》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节。讲完后，乾隆发表学习体会说：“政刑者，德礼之先声；德礼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礼而求政刑，必成杂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礼，乃见纯王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云德礼之外，别有所谓政刑，则非圣人垂教之本意矣。”乾隆讲完，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中“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唯时”一节，乾隆又阐发其义说：“自昔圣明帝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唯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而探本究源，则莫切于时之一字。知其时，则恒雨恒旸，动关深宫之虑，祁寒暑雨，时切蔀屋之忧。夫其川泽山林，非时有禁，宫功鼛鼓，非时不使，犹其后焉者也。”乾隆讲完，大学士张廷玉等作总结说：“皇上以唯精唯一之心，成中和位育之治，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圣训精微，诚足诏示万世，臣等不胜钦服！”大大地吹捧了乾隆一番。整个过程，讲官和侍讲官一直跪听乾隆阐发经义，唯有讲官有站立宣讲经义的机会。待张廷玉讲完，各位向乾隆行二跪六叩礼，算是礼成，经筵大典结束。乾隆回宫，命宫中侍从在协和门设宴招待讲官和侍班官员。《清高宗实录》，卷63，9～11页。
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和御讲经书，其主要作用是造成政治影响，因为参加的人数仅数百人，取中的也有限，只是一种姿态，表示新君乾隆尊重儒家文化和掌握知识的士人。作为笼络士人的措施，不能仅仅如此，乾隆还注意给士人一定的经济利益，从物质上改善文士的生活。这方面的措施有增加学政养廉钱和提高教官待遇。学政是比较贫穷的，教官不管钱管物，也无具体权力，除三年大比之年外，平时两袖清风。乾隆元年决定，从本年冬天起，将两江学政养廉银从原来的一千五百两和两千两各增为四千两，“俾得坚持操守，砥砺廉隅，衡鉴公明，共襄国家作人之钜典”《清高宗实录》，卷24，14页。。对于府州县学里的教官，则适当提高他们的品级，教授原为从九品，乾隆将其升为正七品；学正、教谕原来未入流，也定为正八品；训导从未入流，定为从八品。当时是按品级地位享受经济待遇的，品级多高就有多少好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成了朝廷命官，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带来经济生活的改善是不言自明的。
禁扣举人坊银，也值得一提。清政府规定，各省乡试考中的举人，每人由该省布政使颁给坊银二十两，以资鼓励。对于一饭千金的豪富子弟来说，区区二十两之数确实无足挂齿，而对于既耕且读，或私塾度日的穷苦中式举人来说，二十两确实不算小数。然而，各省贪赃不法的地方官连朝廷的例赏也胆敢动手脚，贵州省只发给三分之一，广西省则全部扣留。还有的地方，虽然将坊银发到举人手中，举人又将坊银孝敬主考官，“而识见浅小之考官亦遂收纳不辞”。此种风气盛行很久，乾隆感到长此以往，既不利于朝廷鼓励士人读书上进之本意，又助长了官场不廉洁之风，辜负了朝廷优恤士人之初衷，因此他特地宣布：从前地方官扣发和主考官收受举人之坊银，“著从宽免其查问。嗣后考官等各宜恪遵功令，不许收受此项银两，该藩司亦必照数给发，不得丝毫扣留，务使中式举人实沾恩泽”《清高宗实录》，卷71，15页。。从此彻底革除了在坊银问题上的积弊，使各地中式举人多多少少有些实惠。
优恤绅衿及生员。清代取得科举功名的举贡生监和退休官员一般统称为绅衿。据清初顾炎武推算，当时全国仅生员就有三十五万人以上。以此估算，到乾隆朝全国绅衿人数约在百万，这些人散居乡间，处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最下层，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就可以保证清廷的政令畅通无阻和地方的安宁，所以，乾隆对他们也要遍施恩惠。即位后谕令：“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者，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行免派杂差，俾得专心肄业。”《清高宗实录》，卷12，2~3页。他还改变了雍正令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在绅衿当中，生员人数最多，贫富差别也大，有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子弟，也有数亩薄田、勉强度日的贫生，一遇自然灾害，他们和饥民并无两样，“往往不免饥馁”。为此，乾隆三年四月特规定凡遇地方散赈之时，由督抚传令教官，将贫生人名开报给地方官，按照人数多寡“即于存公项内量拨银米，移交本学教官，均匀散给，资其粥。”首先保证贫生的温饱，若教官开报不实，散给不均，或胥吏中饱，即从严参治。《清高宗实录》，卷67，13页。
初政布新蠲赈与弭兵：蠲免赈济（1）
清朝的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来自辛勤耕耘的农民，农业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养活一大批官吏和军队，实现政治统治，皇帝和属下各级官吏必须千方百计使农民不离开土地，并让他们有最低条件维持生活和从事再生产。在这些方面，清朝前期几个皇帝各展才能，花样翻新。顺治入关，即免除明朝最不得人心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和加派。康熙略胜一筹，公然宣布“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固然以“严苛”著称，却也抛出了“摊丁入亩”这一创举。当然，无论如何使出新招法，目的却总是只有一个，即鼓励农民努力生产，使社会财富增加。乾隆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初政较为突出的是重视蠲免和赈济。因为小农经济十分脆弱，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灾后常常出现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亡的景象，封建政府如果举措失当，灾民就会铤而走险，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等大规模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大灾之后。康熙末年，由于黄河失修，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份，无雨则旱，有雨则涝，蝗风冰雹等灾层出不穷。乾隆对这些灾害的后果是完全了解的，为了化解因受灾引起的社会矛盾，从初年起，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的蠲赈措施，从而有效地稳定了封建经济。其中主要的有：反对匿灾，主张恤民。乾隆曾总结历代帝王治国之道，“惟在教养两端”，而“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清高宗实录》，卷3，30页。从这一点出发，他反对地方督抚粉饰欺罔、匿灾不报。中国人民生息的神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各地区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加上小农经济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一省或数省出现灾害是经常的事情，所以乾隆很关心各地气候，尤其要求督抚们每年奏报收成情况，以采取必要的蠲赈办法。由于他平日留心此事，便发现“各省陈报收成分数，或有只据一方丰收数目为定，雨水过多之处，以高阜所收为准，亢旱时有之年，以低下所获为准。并不分析某处丰收，某处歉获，其意只图粉饰以邀感召和气之名”《清高宗实录》，卷4，18页。。为此，他一上台就揭露雍正朝的“模范督抚”田文镜“前年匿灾不报，百姓至于流离”《清史列传？田文镜传》，卷13。，只顾个人政绩，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的丑恶行径。他说：“督抚身任封疆重寄，奏报收成分数，必确实无欺，始得议行蠲赈，以苏民困。”《清高宗实录》，卷4，18页。各地督抚们若能关心百姓生计，于灾后竭力补救，就能够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对国家对百姓都大有裨益。
一旦灾害发生，经调查属实后，即宣布蠲免钱粮。乾隆二年（1737年），直隶、山东两省，自春以来，几乎没降一场透雨，眼看夏粮无收，农民心中焦急如焚，在这人情惶惧之时，乾隆立即宣布“著将直隶通省今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七十万两，山东通省今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一百万两”《清高宗实录》，卷41，8页。。四年，直隶、江苏、安徽三省又遇大旱，是年三月，乾隆宣布将直隶总督所属今年地丁钱粮蠲免九十万两，苏州巡抚所属今年地丁钱粮蠲免一百万两，安徽巡抚所属今年地丁钱粮蠲免六十万两。直隶因旱情严重，将全省正赋之耗羡全部蠲免。到了五月份，江苏、安徽两省亦愈来愈旱，遂按直隶例，将二省“所蠲正赋之耗羡，一体免征”《清高宗实录》，卷93，6页。。由此可以看出，不论何处，只要报灾属实，即下诏蠲免。
清朝本来有灾蠲制度。按“清初定制，凡遇灾蠲，起运存留均减。存留不足，即减起运。顺治初，定被灾八分至十分，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免二；四分免一。康熙十七年，改为六分免十之一，七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