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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改变、毁坏和扫灭种种景象的无形的巨大扫帚，几千年来一直在扫着，但过去的动作缓慢，几乎难以察觉，而如今却变得如此迅猛，我不得不在想，《奥德赛》在今天还可能想像吗？回归之英雄史诗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吗？要是老橄榄树被砍倒了，要是他没有认出周围的一切，清晨，当尤利西斯在伊萨卡岸边醒来，他还能心醉神迷地听到大回归之乐吗？
旅馆旁边，一幢高楼露着光秃秃的侧墙，墙上没有窗户，上面只装饰了一幅巨大的画。在昏黄的灯光下，画面模糊不清，约瑟夫只隐约辨认出两只紧握在一起、顶天立地般巨大的手。这两只手过去一直在那里吗？他再也想不起来了。
他一个人在旅馆的餐厅里用餐，听着周围的人的谈话声。这音调是一门陌生的语言。可悲的二十年来，捷克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是声调变了？显然。以前加重的第一个音节现在变弱了；声调也仿佛由此而变得软弱无力。音调显得比以前更单一而拖沓。还有音色！变得嗡嗡的，说话的声音发腻，让人不舒服。也许，经过几个世纪，所有的语言的音调都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但当一个长久在外的人回来时就会感到不适应：在盘子上方，约瑟夫朝前倾着身子，听着这陌生的语言，可那其中每一个词，他都明白。
后来，他回到房间，拿起电话，拔了哥哥的号码。他听到一个快乐的声音请他马上就过去。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回来了。”约瑟夫说，“很抱歉今天我不能去。我不愿意你在这么多年后看到的我这个样子。我累死了。你明天有空吗？”约瑟夫没有把握他哥哥是否还在医院工作。
“我有空。”对方回答说。
第三部分哥哥
他揿了揿门铃，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开了门。两人握着对方的手，互相打量着。这是无比强烈的目光，他俩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目光迅速地，不动声色地刻下了兄弟俩的头发、皱纹、还有牙齿；两人都知道对方在自己的脸上寻找什么，也知道对方在自己脸上寻找的是同样的东西。他们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在寻找的，是对方与死神可能相隔的距离，或说得更唐突些，他们是在对方的身上寻找显露的死神。他们相尽快结束这番死神的搜寻，迫不及待想找一句话来让自己忘却这死亡笼罩的瞬间，哪怕是骂一声、问一句，或是可能（那将是天之
恩赐），开一句玩笑（可什么也没来救他们）。
“来。”哥哥终于说道，搂着约瑟夫的肩膀，带他进了客厅。
第三部分乔纳斯·哈德格里姆逊
乔纳斯·哈德格里姆逊 ＇2＇是冰岛伟大的浪漫诗人，也是伟大的民族独立战士。在19世纪，欧洲的小民族都有自己的浪漫爱国诗人：匈牙利的裴多菲、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洛文尼亚的普列舍伦、波希米亚的马哈、乌克兰的谢甫琴科、挪威的威格兰、芬兰的伦洛特，还可以列出很多。当时的冰岛是丹麦的殖民地，哈德格里姆逊一生的最后几年生活在丹麦首都。大凡伟大的浪漫诗人，除了都是伟大的爱国者，还都是伟大的酒徒。一天，哈德格里姆逊喝醉了，摔在楼梯上，跌断了一条腿，结果因感染失去了生命，被葬在哥本哈根的公墓里。这一年是1845年。九十九年后，到了1944年，冰岛共和国宣布成立。从此，事态急速发展。1946年，诗人的魂灵向冰岛一个富有的企业家托梦，向他诉说了心愿：“一百年来，我的尸骨一直在国外，在敌人的国土上，现在还不能让我的尸骨回到自由的伊萨卡吗？”
黑夜魂灵的来访让爱国的企业家受宠若惊，他从敌国的土地上找出诗人的遗骨，带回冰岛，打算把它安葬在诗人诞生的那个美丽的山谷。不料事态疯狂发展，谁也无法阻挡：在风景无比美丽的辛格韦德利（这是个圣地，一千年前，冰岛的第一个议会就是在这里露天召开的），新成立的共和国的部长们已经为本国的伟人们创建了一个墓地；他们从企业家手中抢来诗人，把他葬进这个先贤祠，当时，那里只安葬了另一位伟大诗人（小民族也有不少大诗人），叫埃那尔·贝内迪克松 ＇3＇。
然而，事态还在急剧发展，没过多久，那个爱国企业家羞愧难当，招认了实情，于是众人皆知：当时，他站在哥本哈根的打开的坟墓前，一下子傻了，因为诗人是葬在穷人堆里，他的墓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爱国企业家面对纠缠在一起的尸骨，不知该选哪一具。当着几位严肃而又不耐烦的公墓管理员的面，他不敢显出任何犹豫。于是就这样，他带回冰岛的，不是冰岛的诗人，而是一个丹麦的屠夫。
在冰岛，人们开始时想要为这桩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保守秘密，然而事态偏偏继续发展，1948年，冒失的哈尔多·拉克斯内斯 ＇4＇在一部小说里揭开了秘密。这下如何是好？只有作哑。现在，哈德格里姆逊的尸骨一直还躺在距他的伊萨卡足有两千公里的敌国土地上；而那个丹麦屠夫，虽不是诗人但也是个爱国者，却被放逐到了一个冰冷的岛国，只能唤起他的恐惧和厌恶。
事实上，即便保守秘密，但事情的真相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再也不在那个美丽的辛格韦德利墓地安葬什么人了，至今，那里也只葬下了两口棺材，就这样，在世界上所有的先贤祠，在那些收藏着祖国骄傲的奇特的博物馆中，辛格韦德利是惟一让我们感慨万端的。
很久以前，约瑟夫的妻子跟他讲过这个故事。在他们看来，这故事不免荒唐可笑，也好像不难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寓意：人死了，尸骨埋在哪里，都是无所谓的。
然而，当妻子的死逼近，变得不可阻挡的时候，约瑟夫改变了看法。突然间，丹麦屠夫被强行带到冰岛的故事在他看来不再可笑，而是可怖。
第四部分痛斥流亡
共产主义国家都忠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痛斥流亡行径，将之视作最可恨的背叛。所有留在国外的人都被缺席判了罪，国内的同胞谁也不敢与他们有什么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厉的痛斥也逐渐变得缓和起来，在1989年的前几年，那时，伊莱娜的母亲刚丧夫不久，后又退休，害不了什么人，于是获得了签证，由国家的旅行社组织去意大利玩了一个星期。 第二年，她决定来巴黎呆上五天，偷偷看望一下女儿。伊莱娜很激动，想像母亲已经很老了，心中对她充满了怜悯，为她在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并把自己假期的最后几天全部留出来
陪伴母亲。
“你看上去不那么糟嘛。”见面时，母亲对伊莱娜说。然后她又笑着补充道：“我也一样。边防警察在检查我的护照时说，这是假的，太太！您的出生年月不对！”伊莱娜顿时发现这还是她从前所熟悉的母亲，感到虽然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但似乎一切都未改变。她那对年迈的母亲的怜悯也烟消云散。母女俩面面相对，就好像是站在时间之外的两个人，像是两个超越时间的本质。
但是，如果一个女儿面对十七年后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岂不是很糟糕？伊莱娜调动自己的一切理智和道德感，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忠实的女儿。她带母亲去埃菲尔铁塔上的观景餐厅吃晚饭；领她到塞纳河坐船游览巴黎。母亲要看画展，伊莱娜带她去了毕加索纪念馆。在第二展厅，母亲停住脚步说：“我有个画家朋友，她送了我两幅画，你不知道有多美！”在第三展厅，母亲想去看印象派的画：“在网球场那边有一个常年展览。”“已经没有了，印象派已经不在那儿了。”伊莱娜说。“不，不”，母亲反驳道，“就在网球场那边，我知道。看不到凡高的画我是不会离开巴黎的。”伊莱娜没有带她去看凡高，而是主动领她去了罗丹纪念馆。在罗丹的一件雕塑作品前，母亲叹了口气，向往地说：“在佛罗伦萨，我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听着！”伊莱娜终于忍不住了，“你现在是和我在巴黎，我给你看的是罗丹，罗丹！你明白吗，是罗丹啊！是你从来没见到过的，你为什么会面对着罗丹而去想米开朗基罗呢？”
这个问题提得不无道理：一位母亲，阔别多年后与女儿重逢，为什么却对女儿给她看的或对她说的丝毫不感兴趣呢？为什么她和一群捷克游客一起欣赏的米开朗基罗比罗丹更吸引她呢？又为什么在这五天里，她从未问过自己女儿一个问题？关于她的生活，关于法国，法国的饮食、文学、奶酪、美酒、政治、戏剧、电影、汽车、钢琴家、大提琴手、足球明星，为什么什么都没有问呢？ 与此相反，她不停地在讲那些在布拉格发生的事，讲伊莱娜同母异父的弟弟（是她和刚去世不久的第二任丈夫生的），讲其他人，这些人伊莱娜有的还有点印象，有的她根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伊莱娜也试过两三次，提起自己在法国的生活，但母亲滔滔不绝，这只言片语根本就插不进。
从伊莱娜的童年起就是这个样子：母亲温柔地呵护着她的儿子，就像对待一个小姑娘；
而对自己的女儿，心肠却像男人一般硬。我是想说她不爱女儿吗？也许是因为孩子父亲的缘故？孩子的父亲是她第一任丈夫，她真的看不起他。还是把这种无聊的心理分析丢到一边吧。她的行为其实是出于最大的善意。她本人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担心女儿太柔软无力；她希望用这种粗暴的办法，使女儿摆脱那种过分的敏感，这种做法有点像一个爱好运动的父亲将胆小的孩子扔进泳池，因为他坚信这是他找到的让孩子学会游泳的最好方法。
然而，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只要她出现，女儿就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我并不想否认她内心深处有着某种隐秘的身体上的优越感。但这又怎么样？她应该怎么做呢？以母爱的名义从女儿面前消失？岁月无情，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她从伊莱娜对她的反应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使她又年轻了。只要她一天看到女儿在自己面前还显得惶恐而怯懦，她就要尽可能延长自己绝对优势的时刻。所以，带着一丝残忍，她故意把女儿的脆弱视为一种冷漠、懒惰和漫不经心，不断斥责她。
长久以来，在母亲的面前，伊莱娜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多少次她奔到镜子前，要证明自己其实并不丑，看上去并不像个傻瓜…… 啊，这一切如今是多么遥远，几乎被遗忘了。但是母亲在巴黎的这五天里，这种自卑、弱小和从属的感觉又一次落到了她的身上。
第四部分母亲走的前一晚
母亲走的前一晚，伊莱娜将她的瑞典男友居斯塔夫，介绍给了母亲。他们三个一起到餐馆吃饭。一个法语词都不会讲的母亲大胆地用英语和居斯塔夫交谈起来。居斯塔夫很高兴，和情妇伊莱娜在一起，他只说法语，他已经厌倦了这门在他看来既做作又不太实用的语言。这个晚上，伊莱娜的话不太多，她惊奇地观察着母亲，母亲竟会对别人感兴趣。虽然只会三十来个英语单词，而且发音还不准，母亲仍然向居斯塔夫提了一大堆问题，问他的生活，他的工厂，他的看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母亲走了。从机场回到自己位于顶楼的公寓里，伊莱娜走到窗前，在重新获得的平静中，享受独处的自由。她久久地看着远处的屋顶和形状各异的烟囱。这道巴黎的风景长久以来在她心中已经取代了捷克花园的那片翠绿。此时，伊莱娜才明白生活在这座城市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一直以来，她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流亡是一种不幸。但此刻，她问自己，其实这是否只是想像中的不幸，一种用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想像出来的不幸呢？她难道不是用一套别人塞到她手中的标准在看待自己的生活吗？伊莱娜对自己说，虽然自己的流亡是迫于外界压力，是被逼无奈，但其实这正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只不过当时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历史的无情力量一度剥夺了她的自由，但后来还是偿还给她了。
几星期后伊莱娜的思绪再度被打乱，因为居斯塔夫得意地向她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向公司建议在布拉格开设一家办事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并不大，所以办事处的规模会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