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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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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 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所谓「同治中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寃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的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二期
   ◎附录:汉代的太学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笔者不揣浅薄,冒昧执笔,仅就哥伦比亚大学及华盛顿大学合设之「中国历史研究部」所藏之汉代史料,搜集成章,时间卒迫,参考书籍尤嫌不足 ,草草为文,以寿「许」恪士师,尚乞海内师友,不吝匡正!
   
   我国汉代的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后发展极速,至东汉中叶竟拥有教授(学官博士)七干余人,学生三万余人,其规模较诸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任何大学亦不多让,实为我国教育史上极光荣之一页。但是这样宏伟的一个国立大学,为什么至东汉末叶日趋衰萎,魏、晋以后两汉太学之遗规遂不可复振?今日之谈史者,回首两千年前之史实,实不无余憾。笔者寄迹海外,数据与时间均属有限,初不敢言为两汉太学作一有系统之研究,但愿就手边史料整理所得,略论两汉太学兴废之由耳!
   太学设立之背景
   上古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原属「官办」性质。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之时,私学乃兴。孔子便是开这个风气之先的第一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战国时期实是我国古代私家讲学的黄金时代。但是私家自由讲学的另一种副产品便是处士横议,干讦朝政。秦灭六国之后,独裁者之不能容忍这种「民主作风」实是集权政治发展中的必然结果。
   始皇颁挟书之禁后,私学遂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内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余人,诸子百家兼容并包。在政府直接指导之下,六国时授徒讲学之遗风似未全废。他们只是不许结党干政,以古非今罢了。顾炎武说:「秦之任刑虽过,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日知录》卷十三)始皇焚书,并非废学,他只是压抑私学,独办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学而已。
   汉兴以后,挟书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犹袭秦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刘邦初年曾「以儒冠为溲器」,未尝崇儒。其后窦后好黄老;汉室后代帝王每谈起他们的「汉家法度」,总欢喜引用他们祖先的「霸王道杂治」的传统,可知汉初仍有六国遗风,学术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学未尝定于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挟书之律后,百家之学更渐有待苏之迹象。
   但是汉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对学术文化建树甚微,汉之博士虽袭秦旧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为不尊,但是事实上「博士」一职在汉初只是如现代政府中「顾问」、「参议」一类的闲差而已。叔孙通以后未闻汉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树。身为博士者其职业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讲学而已。
   这时官府的鼓励虽小,但是历经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后,学术之日趋发达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战国以后,孔孟之言已是学术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号又颇合统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渐有一马当先之势。文景之时,诸家博士废置情形,史无明文,而儒家已驾乎诸家之上则是事实。景帝始立「一经博士」,儒家独尊的局面已具雏型,而武帝即位后数度亲策贤良文学,首膺圣眷者又系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经博士」,儒家独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时的「博士」不但是沿秦旧制,位备承问;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汉书·武帝纪》)。博士之职位,顿形显赫。故武帝之增设五经博士,不只是补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经,实是对这个久同虚设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规模的整理。早已没落之诸家博士当于此时正式废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术为立国的政治哲学,则儒生想乘机取得政权自是无可避免的反应。迨公孙弘以《春秋》博士于元朔中「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汉书·公孙弘传》),一反汉家以列侯为宰相之往例,儒党始首次取得了政权。接着董仲舒于武帝亲策贤良文学中高第,这个独崇儒术的汉家太学,便在他两人的建议之下,正式创立了。
   太学:儒家的「中央党校」
   汉代的太学,既是武帝根据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建议而创设的,则董氏的兴学意见书这有名的「董仲舒对策」实不可不读。武帝亲策贤良文学时,仲舒对策曰:「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接纳了他的意见,乃于元朔五年应「丞相弘之请」,为「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给予官定身分「员」,并立下太学生员毕业后由政府分发任职的章程。同时把这五十位太学生集中起来教授,是为汉代太学最早期的形式。读仲舒对策,我们知道这太学创立的宗旨原是为国家「养士」。然西汉私家讲学之风本盛。汉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于孝景时为博士,史言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同上)一个博士便带有这样多的弟子,则「养士」又何需乎这为数不过五十人的太学!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为国家养士,而且是要利用这个新机构来维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训练儒家的建国人才,将来好让他们学优而仕,掌握政柄。这五十名太学生,但须受一短期训练便可由政府分发任职,按章程规定:博士弟子,授业一年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高第可以为「郎中」;「秀才异等」亦可显亲扬名。同时在受业期间,他们还享有「复其身」(不服兵役、劳役)的特权。(《汉书·儒林传》)这在当时是如何令人羡慕的特殊阶级。而他们的教授 五经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难想象。加以武帝复广立郡国之学,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荐升入太学,则地方学校教学的方针属向,自不待说。这样一来,士心所归,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则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时的太学,以现代术语明之,实是当时执政的儒党所办的「中央党校」,其目的是训练精通儒术的理论家与政治人才,借以总揽全国的政教,使天下归儒!
   太学的发展
   武帝之后一传至昭帝,太学生增至百人;再传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太学生一度增至三干人。(《汉书·儒林传》)王莽秉政时规模益大。迨至东汉,太学发展尤速。东汉盛时京畿有「学官博士,七干余人」。(《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引《魏名臣奏疏》)顺帝以降,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帝创立太学之初,规模极小。以故太学校址似在长安城内。其后师生人数增多,城内无法容纳,太学乃迁至城外。据《三辅黄图》的记载,这城外校址设在「长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狱」。这显然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太学区,亦如今日美国因某些大学而成市的小镇一样。西汉末叶王莽为宰街时曾「建弟子舍万区」,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光武中兴以后,太学随都城迁往洛阳,校址设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引陆机《洛阳记》)顺帝时更大兴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翟酺传》)至于东汉太学的建筑图样,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书记载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课室,有礼堂(即所谓「辟雍」。辟雍在东汉时,似非太学员生所专用,游士学者盖均可假以讲学,此非关本题,有暇当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学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于校园之内。(《后汉书·鲁恭传》)一般学生住宅,亦似甚宽敞。好活动的学生,留客止宿,交朋结友,往往至「宾客盈室」。(《后汉书·仇览传》)
   太学生的选拔和出路
   汉代关于博士的策试及太学生的选拔均属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门徒中所圈定。然当时政府的规定则是「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后选拔的方式,盖系自郡国之学内择其优秀学生,由地方官保荐入太学深造。《汉书·儒林传》载其选拔的程序为:「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① 文翁为蜀郡首时,曾「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齏计吏以遣博士」。(《汉书·循吏传》)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师受各种训练的学员,均系领有地方政府津贴的官费生。
   保送升学虽是官定章程,但京畿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区,终两汉之世,政教两界的要人,微时多曾「游学京师」,「受业博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显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资格入学的。王莽秉政时曾规定:「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汉书·儒林传》)所以汉代太学生出身的社会成分极为复杂。一则因为太学本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再则因为它是利禄之途中的捷径,所以各界士子皆趋之若骛,其中有衣锦披朱,世袭功名的「公卿子弟」②,也有地方政府选送的公、私费平民学生;有日食万钱的纨绔子,也有贫至「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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