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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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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籍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 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 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 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 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裕陌丁⑼位实墼卮镜奶玫堋⒋记淄蹀茸X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 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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