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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破案进展被一路上报到联邦调查局长、司法部长，直至白宫。他们都急着要宣布，我们已经抓获了亚特兰大残杀儿童的凶手。有关的新闻发布稿正在起草之中。但是有几点情况令我感到困扰。首先，他是白人。其次，他的婚姻美满。我估计这家伙去那里一定另有原因。
警方提审了他。他矢口否认了一切。他们向他出示了粘有精液的杂志。他们告诉他，他们已从上面提取了他的指纹。好吧，他承认说，我当时正在驾车，随手把杂志扔出了车外。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他当时在开车，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身上。他能在这种时候把这东西扔出车外，让它落在树林里吗？他非得长着约翰尼·尤尼塔斯那样的手臂才行。
在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严重困境的情况下，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妻子有孕在身，随时可能分娩，而他已有几个月没过性生活了。他不愿做出对不起即将出世的孩子和他钟爱的女人的事。于是他来到便利店买了这本杂志，利用午餐的空隙到这片僻静的树林里宣泄了一F。
我真同情这个家伙。他的隐私给触犯了！他本来想到一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去处，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现在可好，连美国总统都知道他在树林里自慰了！
警方抓到了科尼尔斯一案的冒牌货之后，我认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至少我们搬掉了那个种族主义家伙设的绊脚石，警方又可专注于他们的调查工作了。但是，有一个因素我没有适当加以考虑，那就是新闻媒体所起的促动作用。我在以后的办案中没有再犯这种疏忽性的错误。
我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即到了一定的阶段，谋杀儿童案会被媒体广泛报道，其本身就让凶手感到满足。但是我没有料到，他竟然会对媒体的报道做出针对性的反应。
事情是这样的，新闻界非常渴望案子会有突破，因此对警方搜寻西格蒙路的行动进行了密集报道，结果这次行动毫无收获。但是此后不久，又有一具尸体出现在罗克代尔县的西格蒙路上，一眼就能望见。死者是15岁的特里·皮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动向，是制定捉拿凶手的策略的契机。这件事说明，他在密切跟踪媒体的报道，并且根据报道内容做出了反应。他很清楚警方不会在西格蒙路找到尸体，因为他没有在那里弃尸。可是现在，他却要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展示他能够将新闻界和警方玩弄于股掌之间。他要显示出他的傲慢和轻蔑。只要愿意，他就能够在西格蒙路上弃置尸体！他打破了原有的作案模式，驱车二三十英里来玩这个游戏。我们知道他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么就让我们利用这一点来操纵他的行为。
如果事先就算计到这一点或者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就会想到派人对整个西格蒙路进行监视。可现在那样做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必须向前看，想想可采取什么对策。
我想出了几个办法。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小萨米·戴维斯将来亚特兰大，在奥姆尼体育场举行慈善音乐会，为受害者家属募捐。这一事件受到了广泛报道，而我绝对相信凶手也会到场。问题是：如何从两万多人中找出凶手？
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已经侧写出那人是一个警察迷。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妨给他一张免费入场券。”我提议道。
像往常一样，警方人员和亚特兰大外勤站的特工们都瞪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于是我做了解释。我们可以刊登广告说，由于预计出席音乐会的人很多，需要补充保安人员。我们将提供最低法定工资，要求每位申请者必须自备车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抓的家伙有一辆车）。具有某些执法背景和经验的申请者将被优先录用。我们可将面试的地点放在奥姆尼体育馆，使用隐藏的闭路电视进行监视。我们可将不感兴趣的那些类型——妇女、老人等——予以排除，集中观察年轻黑人男子。每个人都要填写申请表，列出以往的有关经历，例如驾驶过救护车，是否申请过警察或保安工作，以及所有能帮助我们找出嫌疑人的信息。我们也许可以将范围缩小到10或12个人，然后再结合其他证据来对比查证。
这个设想一直上报到助理司法部长那里。问题就在于，每当你想动用一个庞大机构做出不合常规的事情，“分析瘫痪”现象就可能发生。等到我的策略终于获得批准，已经是音乐会的前一天了，到了这个时候，再征募“保安人员”已是难以奏效，太晚了。
我另生一计。我想找人做些高约一英尺的木头十字架。一些送给受害者的家人，另外一些将立在犯罪现场。还可以在一座教堂竖立一座大十字架，以纪念所有被害儿童。一旦这件事被媒体公开，我知道凶手可能会光顾其中一些地点，特别是那些偏远的地点。他甚至有可能设法拿走一个十字架。如果我们派人监视关键的地点，很有可能会逮到他。
可是局里在几个星期后才同意了这项计划。接着，围绕应该由谁去制作十字架这个问题发生了职权范围之争：应该由联邦调查局设在华盛顿的展览部门负责，还是应该由匡蒂科的木器商店负责，抑或应该由亚特兰大外勤工作站将其承包出去？十字架总算制作出来了，但等到能派上用场的时候，案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到了2月份，亚特兰大已几近失控。巫师们蜂拥而至，各自开出自己的“侧写”。他们的叙述五花八门，相互矛盾。新闻界更是不放过任何一条消息，任何与案件稍有联系的人只要肯开口，他的话就会被引述。继特里·皮尤的尸体在西格蒙路被发现之后，在迪卡尔布县的比福德公路附近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12岁的帕特里克·巴尔塔泽。和特里·皮尤一样，他也是被勒死的。当时，法医办公室有人宣布，在帕特里克·巴尔塔泽身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与先前五个受害者身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相吻合。这五个人属于我归类为死于同一凶手手下的受害者。这项验尸结果的公布得到了广泛报道。
此时我脑子里闪现了一个念头：他要开始把尸体抛进河里了。他现在知道警方正在寻找毛发和纤维。有一具尸体，即帕特里克·罗杰斯的尸体，是在12月份在查特胡奇河科布县那一边的河岸上被发现的，死因系头部遭受钝器重创。帕特里克年满15岁，身高5英尺9，体重145磅，是个中学退学生，有过犯罪前科。警方并不认为这个案子与其他案子有联系。然而，不管有没有联系，我都认为凶手现在会出现在河边，因为河水可以冲走细小的罪证。
我指出，我们必须开始监视河流，特别是查特胡奇河，这条主要水道构成了亚特兰大市与毗邻的科布县之间西北分界线。不过它流经好几个县，牵涉到好几个警察管辖区域，而且联邦调查局也协办此案。没有一个部门有权总揽全局。等到一个由调查局和杀人案专案小组的成员共同参与的监视行动组织起来并获得批准时，时间早已进入了4月份。
可在此期间，不出我所料，下一具死尸出现在绍斯河里，死者是13岁的柯蒂斯·沃克。接着在一天之内，人们相继在查特胡奇河里发现了两具尸体：13岁的蒂米·希尔和21岁的埃迪·邓肯——迄今年龄最大的被害人。与先前受害者大多数在发现时都衣着完整这一情况不同，这三具尸体已被脱得只剩下内衣——另一种消除毛发和纤维的方法。
监视小组各就各位，密切监视着桥梁和沿河两岸的可能弃尸地点。几个星期过去了，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很显然，当局正在失去信心，似乎认为这么做是徒劳。鉴于监视行动一无所获，此次行动预定在5月22日早晨6时终止。
就在那天凌晨大约两点半的时候，一个名叫鲍勃·坎贝尔的警院新生正在杰克逊路大桥底下的查特胡奇河沿岸进行他的最后一班监视。他看见一辆车驶上桥，在桥中央停下片刻。
“我刚刚听到很响的扑通声！”他通过步话机紧张地报告说。他把手电筒照向水面，看到一圈圈波纹在荡漾。那辆车调了个头，又驶过大桥，这时一辆监视车尾随上去，然后迫使它停在路边。这是一辆1970年产雪佛兰牌旅行车，驾车人是一名黑人男子，名叫韦恩·伯特伦·威廉斯，23岁，身材矮小、头发鬈曲、肤色浅黑。他态度友好，也很合作。他自称是唱片推销商，说和父母住在一起。警察询问了他一些问题，查看了他的汽车，然后就放他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跟踪。
两天后，27岁的纳撒尼尔·凯特的裸尸在下游浮出了水面，地点离21岁的吉米·雷·佩恩的尸体一个月前被发现的地点不远。由于证据不足，无法拘捕威廉斯并取得搜查令，但是他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
他不久就觉察到警察在跟踪他，于是故意带着他们在城里到处乱转。他甚至还把车子开到安全局长李·布朗的家门口，猛按了一阵喇叭。他家里有个暗室，在取得搜查令之前，监视人员观察到他在后院烧过照片。他还仔细清洗过车子。
韦恩·威廉斯在每个关键方面都符合我们的侧写，包括他拥有一条德国牧羊犬。他是个警察迷，几年前曾因冒充执法人员而被逮捕过。那以后，他曾驾驶一辆转让的淘汰警车，并使用警用扫描设备到犯罪现场拍摄照片。据几位目击者回忆，当警方根据匿名电话搜寻实际不存在的尸体时，曾在西格蒙路上看见过他。他一直在那里拍照，并把照片提供给了警方。我们还发现，他确实出席了在奥姆尼体育场举行的慈善音乐会。
联邦调查局没有逮捕他，而是叫他到外勤站来一趟。他来到后显得很合作，也没有要求见律师。从我收到的报告来看，我认为那次审讯策划得不当或者组织得不当。审问方法过于笨拙，问题提得太直截了当。我认为，当时还是可以让他供认的。有人告诉我，面谈之后他在外勤站周围闲荡了一会，看样子仍然想谈论警察和调查局方面的话题。但是，当他那天离开后，我知道他们再也不可能让他低头认罪了。他同意接受测谎器测试，但测试结果没有说服力。后来，当警察和调查局特工拿到了搜查令，对他与身为退休教师的父母一起居住的房子进行搜查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教人如何对付测谎器的书籍。
搜查令是6月3日得到的。尽管威廉斯仔细清洗过车子，警方还是找到了一些毛发和纤维，把他与大约12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而我侧写出的同一凶手的作案数量正是这么多。
警方找到了非常有利的证据。他们不仅找到了能够将尸体与威廉斯的卧室、住房和汽车联系在一起的纤维，佐治亚州犯罪化验室的拉里·彼得森还发现，有些纤维来自某些被害人在失踪前的一些场合穿过的衣服。换句话说，在有些谋杀案发生之前，被害人就已经与威廉斯有过来往。
6月21日，韦恩·威廉斯因被指控谋杀纳撒尼尔·凯特而被捕。对其他谋杀案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逮捕的消息发布时，我和鲍勃·雷斯勒正在离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不远的汉普顿酒店，向正在出席南方诸州劳教协会会议的代表演讲。当时，我刚从英国协办约克郡碎尸案回来，演讲的话题是关于我在系列谋杀案方面的研究工作。早在3月份，《人物》杂志曾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和雷斯勒的报道，其中提到我们正在追捕亚特兰大案的凶手。总部曾指示我们要配合此次采访，所以我提供了一个侧写，我特别指出凶手是黑人。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注意。因此，当我面对五百多名听众接受提问时，有人问及我对威廉斯被捕有何看法。
我讲述了该案的一些背景情况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并且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得出侧写的。我说他符合我们的侧写，又谨慎地补充说，如果他果真是凶手，我认为他“看起来很可能对这些谋杀案的相当一部分负有责任”。
我不知道提问者是一名记者，不过即使我知道，我也肯定会做出同样的回答。第二天，《纽波特纽斯一汉普顿每日新闻报》引用我的话说“他看起来很可能对这些谋杀案的相当一部分负有责任”，却省略了我讲这句话之前所做的至关重要的限定性说明。
这篇报道在新闻界引起了轰动。第二天，全国各地所有电台电视的新闻节目和各大报纸都引用了我的这句话，连《亚特兰大宪法报》也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联邦调查局人士说：威廉斯可能杀害多人》。
我开始接到各地打来的电话。旅馆大厅和我房间外面的走廊里都有电视摄像机。我和雷斯勒只好顺着防火梯爬下去才得以溜出旅馆。
这篇报道在总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