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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获得幸福自由、不再受奴役之苦、甚至肯为大家牺牲自己利益乃至性命的人，这篇作品其实是拉季舍夫对理想君主的呼唤，表达的是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不满，所以，当拉季舍夫的又一篇名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1790）面世时，叶卡捷琳娜二世禁不住大怒，言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这部思想深远、充满对专制制度仇恨的书给拉季舍夫带来了厄运，同年的6月30日，拉季舍夫就遭逮捕，他的著作被没收，彼得堡刑事法庭还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授意下判他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作为禁书的 《旅行记》，被当局焚毁殆尽，人们只能借流传民间的手抄本才能了解到其中触怒沙皇的“危险”思想。在伊利姆斯克流放地，拉季舍夫还写有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著作 《论人、人的死亡与不朽》（1792）。 1796年，巴维尔一世登位，拉季舍夫受到赦免，但他仍只能在当局的监视之下，在自己的故乡涅姆佐沃生活，1801年，宫廷再次发生政变，亚历山大一世上台执政，为了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将自己树立为开明、进步君主的形象，他彻底解放了拉季舍夫，使其恢复了一切权利，而且还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亚历山大一世的登台，使拉季舍夫又一次对开明君主产生了幻想，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仍然想为废除农奴制、拯救人民作出努力，但他努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拉季舍夫发现新沙皇同旧沙皇一样是靠镇压劳动人民、剥削其劳动果实来维护自己统治的，新的沙皇一样是农奴制的代言人和镇压百姓的刽子手。拉季舍夫终于明白自己的理想只能是幻想，是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实现的，难怪他周围的人说他“还是象从前一样喜欢空谈”。
1802年秋天，在对社会统治者彻底失望和理想完全破灭之后，拉季舍夫服毒自尽，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和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拉季舍夫作为一个贵族革命家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它充分表现了拉季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部作品以旅行笔记的形式写成，共分二十六章，每章的标题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沿途各地的地名，记录了作者在每个地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独到，论点鲜明。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法律、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客观写照。
在《旅行记》的卷首，作者写道：“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在《旅行记》的献词中，他又说道：“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这两句话概括出拉季舍夫对农奴制的认识和仇恨，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和灾难深重的人民的无限同情之心。这两句话，足以表现了整部书的思想内容和深度，也正是这本书为何招致统治者的仇恨及对作者的迫害、并且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原因。
《旅行记》一书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当时的恶劣处境，他们每周要为农奴主干六天活，只有在夜里或星期天才能为自己耕种，无数只农民的手养活着一个地主，而他们自己家里还有数口人等着他去养活，这种不平等现象处处皆是。不仅如此，农民还被农奴主赶到市场上买卖，他们象牲口一样，只是农奴主财产的一部分，丧失了起码的人权。农奴主只要高兴，可以任意抢走别人的未婚妻，哪怕是地主老爷的救命恩人，或忠实的奴仆也不例外。专制制度的法律，不许普通百姓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进行正当的自卫，当被抢走未婚妻的农民忍无可忍，杀死了地主和他的儿子以后，却遭受到专制制度更加残酷的惩罚。至于农民们的生活，作者更是用大量同情性的笔墨加以叙述，在他们四壁空空、衣不敝体、吃糠咽菜的生活中，他们的“老爷”，那些“贪婪的野兽”，永不满足的“吸血鬼”，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呢？只有“无法夺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对这种为所欲为的剥削制度，拉季舍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实质：“一方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却是毫无保障的弱者。因为地主之于农民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他自己所下的判决的执行者”，拉季舍夫在此完全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出身，彻底地站在了农民的立场上，在对专制制度的剥削本质进行揭露的同时，又为伸张正义而呐喊：“财富是他掠夺来的，他应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如同拉季舍夫指出的一样，法律本身就掌握在剥削者手里，所以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只有推翻这种代表剥削者利益的统治，才能最终还法律以本来面目。在《特维尔》一章中，拉季舍夫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正义思想和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拉季舍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崇敬心情：
啊！上天的幸福的恩赐，一切伟大事业的来源，啊！自由，自由，无价之宝，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歌颂你！
对于剥夺人民自由的暴君，他表达了铲除这个“一切凶手中最残暴的一个，一切罪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个”的快慰：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大自然给与的复仇的权利，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在《旅行记》一书中，除充满了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的这种深刻的民主思想外，还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身上那种美好品德的赞美，他歌颂农民的纯朴、善良、勤劳，歌颂农家姑娘的美丽和高尚，歌颂了农奴知识分子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对农奴主的反抗和斗争。可以说，对人民和祖国的爱，是拉季舍夫革命思想的又一个源泉。
同拉季舍夫本人的思想经历一样，他的创作仍要受时代和他自身贵族身份的局限，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在 《旅行记》中，拉季舍夫一面谴责贵族阶级对农民的残害，一面仍希望能以自己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唤醒统治阶级的“良心”，希望贵族们能接受人人生来平等的思想，放弃对农民的统治，还他们以自由的躯体和自由的人权。当然，拉季舍夫抱这种幻想也只能是片刻的，他在书中所得到的结论仍然是以暴力废除专制农奴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等社会制度。
《旅行记》在艺术上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手法，虽然运用感伤主义文学中最常用的体裁，但风格上却与一般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完全不同。他没有局限于描述自己个人的情感生活，而是将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特别是普通农民生活这一大的社会背景，表现了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对农民的遭遇和处境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与此同时抒发了自己拯救民众、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激情，正是这一点，使《旅行记》被当时的进步者称为革命的檄文。在创作方法上，拉季舍夫为了使自己的描写更贴近他所表现的思想，常常运用许多真实朴素、亲切质朴的现实主义描写。语言风格也十分多样化，当他讲述农民的生活或转述农民的语言时，常直接采用民间的口语、谚语，而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他则用庄重、书面的斯拉夫语，使作品的内容斑斓十色，情绪起伏跌宕，描绘引人入胜。这是当时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和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所不能相比的。
《旅行记》真实描绘了农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国家的社会阶级冲突，探讨国家和祖国的前途，号召人们奋起改变现状，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道路，书中所体现出的对社会、民族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对祖国和民族的优患意识，以及同不公平的专制农奴制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都是后世作家进行创作的不竭源泉和精神力量，因此，拉季舍夫的创作受到后来一切进步作家和革命家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俄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都将其视为祖国的骄傲，列宁也曾高度评价过拉季舍夫的创作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拉季舍夫在告别人世时曾说过：“后世子孙将为我复仇”。历史证明了他有不愧是时代的思想家、是历史转折时期进步思想的代言人。
第三章 十九世纪前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与西欧国家相比十分落后、但官僚政体却相当顽固的专制农奴制帝国。黑暗的现实使贵族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首先觉醒，他们发动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却唤醒了一代人的民主意识，为推翻专制农奴制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对农奴制罪恶本质认识的加深，在文学史上反映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以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宣告现实主义在俄国的确立为标志。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位，慑于十八世纪末的普加乔夫起义和德国大革命，他进行了一些自由主义改良，但这些改良措施丝毫没有触动专制农奴制制度。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民族士气空前高涨，俄军不仅打败拿破仑强大的军队，而且还乘胜追击，远征西欧。这次出征西欧使俄国军队中不少贵族军官痛切地感到了俄国的腐败落后，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了不满情绪。
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纠集德、奥等国组成“神圣同盟”，充当欧洲宪兵，扑灭欧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国内，他任命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为军事部长，残酷地奴役百姓。千百万人民深感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相反，亚历山大的军屯制度使他们陷入了更加困苦的境地。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此起彼伏，连年不断。
1816年，彼得堡的贵族军官成立了第一个反沙皇政府的秘密团体“救国同盟”，1821年初国内部分歧而解散。1821年3月和1822年秋，在乌克兰和彼得堡分别成立了以巴·伊·彼斯捷利上校为首的“南社”和以尼·米·穆拉维约夫为首的“北社”。1825年12月14日，“北社”成员乘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尼古拉一世尚未登位之际，率兵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起义。由于贵族革命者没有人民的支持和缺乏经验，所以，这次起义和后来举事的“南社”起义都失败了。彼斯捷利、雷列耶夫等五名起义领袖被判处绞刑，其余的全遭流放或体罚。尼古拉一世上台后用一切手段强化专制统治，大肆监视和迫害进步人士，查封《莫斯科电讯》、《望远镜》等进步刊物，使俄国进入了历史上极端黑暗的时期。
1830年，法国革命和华沙起义爆发。这两次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俄国的进步青年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三十年代，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成立了许多进步思想小组，探讨祖国未来的出路，其中有尼·弗·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赫尔岑与奥加辽夫小组和以别林斯基为首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主要参加者的“十一号房间文学社”。四十年代中叶，彼得堡出现了以米·瓦·彼特拉舍夫斯基（1821—1866）为首的革命小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俄国的历史进程在坎坷中缓缓迈进，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政治气氛中，正孕育着一场大的风暴。
十九世纪初，俄国正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语言的障碍使人们迫切地认识到改革俄语语言的问题，于是，在各文学流派问展开了有关语言改革的大论争。改革派的领袖是卡拉姆辛，他在纯洁俄国民族语言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一时期的语言仍然未显得成熟。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正是欧洲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它表现了社会的不满情绪，推崇人的个性和情感，注重表达人物的主观感受，有浓厚的主观和抒情色彩。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以茹科夫斯基的创作为代表。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 （1783—1852）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斯维特兰娜》是俄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这首故事诗充满离奇的故事情节、凄婉抒情的风格和听天由命的宗教思想。除茹科夫斯基外，康·尼·巴丘什科夫 （1787—1855）也是一位重要的抒情诗人，他们的抒情风格对普希金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和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鲍耶陀夫伊凡·安德列耶维奇（1795—1829）的戏剧创作也是十九世纪初的文学现象。克雷洛夫的寓言具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