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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才思锐敏的牛顿……
这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歌颂君主英明、歌颂英雄业绩、歌颂理想追求的诗行，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因此罗蒙诺索夫又被后人称为俄国古典主义诗歌的“典范和立法人”，在使理想与现实距离缩短这一方面，他的诗歌确实在俄国诗歌、乃至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格之先。他被人们评价为“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感觉和追求”。
对祖国语言的研究成就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彼得一世改革所带来的崇尚西欧、尤其是法国之风，使俄国当时的语言十分混乱。针对这种崇外的社会风气，罗蒙诺索夫写下了《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论俄文法律书》（1739）等学术著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他赞扬了俄罗斯语言那种“天然的丰富、美和力量”，对当时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古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并用的情况，罗蒙诺索夫科学地把词汇分为三类：一、斯拉夫语。即书面语言，这种语言在口语中基本不用，只限于有文化人用于阅读。二、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言共同使用的词汇。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俄罗斯口语。他主张不同的文体应运用不同的词汇，如：高级体，即史诗、颂诗、悲剧，就应运用第一，二类词汇；中级体，即戏剧、诗体书信、讽刺诗、牧歌、哀歌等，就应运用第二或三类词汇；而低级体，即喜剧、小说，就应用第三类词汇。罗蒙诺索夫这种词汇划分和对文体的严格分类，克服了当时语言混杂的现象，为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深入研究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基础上，罗蒙诺索夫对俄语旧体诗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的主张，这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学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罗蒙诺索夫提出诗体改革前 （即十八世纪初），俄国采用的是音节诗体，也就是每行诗的音节数目相同，而重音数不限。1735年，虽然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的《俄语诗简明新作法》一书提出重音诗体的长处，但他只提倡用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一音节为扬抑格重音，否定抑扬格（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二音节为重音），而每个诗行韵必须是阳韵（即倒数第二个音节押韵）。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书中，作者对非十一或十三个音节的诗行没有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可运用音节诗体，因此，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被认为是不彻底的。罗蒙诺索夫的诗体改革则将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一行诗可不拘于音节数目多少，但轻重音节的排列必须规律，可以用抑扬格或扬抑格（二音节的音步），也可运用扬抑抑格或抑扬扬格（三音节的音步），还可以押阳韵 （即最后一个音节押韵）等等。这种改革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乃是一次大的解放，它是注重形式美，即诗歌的音乐感，在与内容的统一中，体现出了语言相应的完美。
第三节 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
感伤主义文学源于十人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英国产业革命加紧进行时人们那种低落、悲观、压抑、失望情绪的反映。英国诗人E·扬格的长诗《哀怨，或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 （简称《夜思》）和英国诗人T·格雷的《墓园哀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作家卢梭的《新爱洛绮思》均是轰动欧洲的感伤主义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带着浓厚的感伤情绪或沉溺于宇宙幻灭的痛苦之中，或表现出了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同情，批评了社会上层人物的傲慢和奢侈，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生而平等的思想。
与古典主义迥异，这一流派的作家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他们不去歌颂贤明的君主和建立伟业的英雄，而着重表现普通人，如产业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抒发自己对他们的情感，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这是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反映，也是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艺术特征上，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刻划，作者的笔触往往随主人公的情感活动而起伏，叙述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人物的性格较之于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有个性、更加丰满。他们所运用的文体，是最便于抒发作者主观感受的书信体、旅行记或哀歌等。一般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浪潮必不可少的准备。
十八世纪末，感伤主义传入俄国并找到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卡拉姆辛。可以说，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别林斯基曾评论他“开辟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新的时代……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新思想境界”。
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卡拉姆辛 （1766—1826）出生于萨马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就读于莫斯科的寄宿中学，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1758—1789年间，他曾加入了莫斯科的共济会，编辑刊物《儿童智育读物》（1785—1789），1789—1790，卡拉姆辛游历了德国、瑞士、法、英国等西欧国家。1791年至1792年间，他主持了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发表他的名作《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和小说《可怜的丽莎》、《贵族女儿娜塔丽娅》等。
《莫斯科杂志》是卡拉姆辛宣传感伤主义的阵地，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确立了感伤主义这个俄罗斯文学的新倾向，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进行了挑战。就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而言，不论是取材、选择的描写对象和塑造人物的方式，都是感伤主义文学主张的实践。与文学活动相呼应，1801—1802年间，卡拉姆辛还主办了政治性文学刊物《欧罗巴导报》，在这一杂志上，他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纲领，即文学应当有助于培养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卡拉姆辛的文学作品中，《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可怜的丽莎》是其代表作品。前者是一部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十分典型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记叙了作者游历欧洲多国的经过、见闻、感受。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对亲身体验的描绘和主观的议论、抒情是占重要位置的，所以，作者曾说：“这是十八个月来我心灵的一面镜子！”《可怜的丽莎》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而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最终分手的故事。埃斯特拉是个贵族青年，他爱上了温柔而美丽的农家姑娘丽莎，丽莎对他也十分倾心。埃斯特拉无法摆脱自身的贵族习气，因贪赌而破产。为了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他背弃了丽莎而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丽莎得知埃斯特拉的背叛后，悲痛万分，投湖自尽。在社会文明的玷污下，埃斯特拉失去了纯洁而质朴的品质，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作者的同情始终在丽莎、她的父母这些善良、纯洁的普通人身上，他一边向读者讲述着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边抒发自己的感情，以丽莎的痛苦和自己的关切同情之情来打动读者。在作者笔下，社会底层那些未经文明玷污的人和上层社会的人 （即贵族）是对立的，丽莎虽然出身低微，但她的心却比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更纯净、更美好。作者谴责了上流社会青年的轻浮，但将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埃斯特拉的浅薄、却并没有挖掘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种描写虽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其归结为男女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但小说却以其优美清新的文字，透过抒情的写景而表现出的真诚，在古典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缺乏人情味而没有生气的帝王君主、英雄人物来说，小说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内心的共鸣。因此，小说的发表是当时轰动文坛的一大事件。自《可怜的丽莎》问世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感伤主义之风在文坛上盛行一时，形成了俄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
与罗蒙诺索夫不同，卡拉姆辛反对将词汇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别，也反对将文体分为高级体、中级体和低级体。但他与罗蒙诺索夫一样，在废除古斯拉夫语、使书面语中拖沓繁复的语法简化，以及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汇等方面，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762年，沙皇颁布了贵族自由令，解除了贵族的许多社会义务，使贵族重新回到庄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1773—1775年，俄国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深深地动摇了农奴制基础，对贵族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社会的动荡和贵族们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助长了感伤主义文学之风在俄国的流行，贵族们在感伤的、甚至是一种无痛呻吟的氛围中，可以逃避社会问题。也许这也正是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在俄国的局限和很快走向萧条的原因。在俄国，它成了精神危机的贵族地主阶级用以发泄内心忧郁、孤独或压抑的手段。经过短暂的繁时期以后，它便被具有现实主义气息和与社会生活更加贴近的文学倾向所代替。
继《可怜的丽莎》以后，卡拉姆辛于1796年创作了其姐妹篇《尤丽雅》，在这篇小说里，卡拉姆辛注重了抒情性与哲理性的结合，它通过描述女人主公尤丽雅在爱情生活上几番周折而到崇高精神境界这一过程，艺术地表现了卡拉姆辛的道德伦理观。
卡拉姆辛不仅是作家，也是历史学家。从1804年至他去世时，他一直在编写一部12卷本的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这部未能最终完成的著作，是他除文学作品外表达自己政治理想的园地，该书反映了作者拥护君主专制，反对改革的保守世界观，虽然政治上有些局限，但它素材丰富，叙述生动，引人入胜，为后来的俄国作家创作戏剧或小说提供了素材，如普希金的剧作 《鲍里斯·戈东诺夫》就曾参考了这部历史著作，普希金给予该书以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书能被俄国“在欧洲面前引为骄傲”。
卡拉姆辛以其创作而确立的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倾向，一改古典主义在俄国文坛的统治地位，使文学创作更加丰富而具有个性，对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感伤主义文学自身的贵族倾向，又使其社会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第四节 拉季舍夫和 《旅行记》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 （1749—1802）以其始终不与专制制度妥协的行为和充满革命思想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后人称作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
拉季舍夫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在萨拉托夫父亲的庄园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的启蒙教师是一位农奴仆人。少年时，拉季舍夫曾回莫斯科求学，上过彼得堡贵族军事学校，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除攻读法律外，还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受到象卢梭、狄德罗、马布里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1771年，怀着为祖国服务、报效国家的热情，他回到俄国。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改革法制已毫无兴趣，法制委员会也被解散，他只好在元老院、军事法庭、贸易部和海关等部门供职。在1773年，拉季舍夫翻译了法国进步思想家马布里的《论希腊史》。在该书的注释中，他就指出：“专制独裁是最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制度。”在国家一些部门的任职，使他了解到许多社会实情，了解到地主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和农民的疾苦，1773—1775年爆发的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对起义农民的残酷镇压，使他无法在腐败的政府供职。1782年，拉季舍夫在彼得一世塑像的揭幕典礼上，发表了名为《给一位住在塔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在信中，他颂扬了彼得大帝，但同时也指出，真正英明的君主应该给人们以自由，而这一点恐怕直到世界末日，只要一个君主还在皇位上，就不会发生他自愿交出权力的事情。”同年，他又创作了长诗《自由颂》，他预言了“被束缚的人民”终将会“把沙皇带上断头台”，“黑暗统治的枷锁终将粉碎”。后来·拉季舍夫又写下《乌沙科夫传》（1787）、何谓祖国之子》（1789）等主要作品，在后者中，作者指出对真正的祖国之子的期待，认为他们应该是能使祖国同胞获